悬泉汉简（图源：甘肃简牍博物馆）
古典学具体到历史学中的表现，主要是通过文献阐释对古代历史面貌进行还原与重构。敦煌汉简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悬泉汉简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西汉敦煌历史的原貌，重现西汉与西域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景象。《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等史籍对西汉敦煌西域历史虽有记载，却只是对某些重要地区、事件、人物等进行了着重拣选记录，故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悬泉汉简中对于《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及其与西汉政府间的交往都有涉及，且大量档案资料得以保存，这些内容很多可以补史籍之阙载、纠史籍之错谬，其史料价值之高不容置疑。
敦煌汉简是20世纪的重大发现之一，包括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地区发现的汉简、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等。其中最为著名且体量最为庞大者当属悬泉汉简。悬泉汉简是指20世纪90年代发现于悬泉置遗址的简牍，共三万五千余枚，包括有字简二万三千余枚，经过整理编号者一万八千余枚。这批汉简是关于悬泉置日常运转和接待过往官员、将士、汉使、客使等各类人员的记录，其中涉及西汉与西域交流、交往的资料足以重写汉代西域历史。在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及其管辖范围，西域诸国与西汉政府之间交往、交流关系等相关问题上都有着较大的发掘空间。
一、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和管辖范围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从这段材料来看，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小国数目从三十六国变为五十余国，似是西域诸国内部析分的结果，但实际上这也是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扩大的表现。悬泉汉简Ⅳ92DXT0916③：6称：“明常为奴虏，不敢负天，卅六国，长复安宁。车师六国，归命至诚于……”这段简文将西域诸国分成两部分，即“三十六国”（卅六国）与“车师六国”。《汉书·西域传上》对“三十六国”的地理位置表述为：“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中可知“三十六国”管辖范围应该是现在的塔里木盆地地区。这是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归降西汉、匈奴罢僮仆都尉之后西汉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而“车师六国”大致位于今吐鲁番、乌鲁木齐地区，并不在此“三十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到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投降汉朝后，西汉仅得到焉耆以西的地方，车师仍属于匈奴管辖，且该地分裂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甘露元年（前53），匈奴呼韩邪单于在与郅支单于争夺中兵败，选择依附汉朝。甘露四年（前50），呼韩邪、郅支单于俱遣使入朝，汉匈关系得到改善，因此双方在车师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冲突。
关于“车师六国”正式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的时间，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是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西汉于车师故地设置戊己校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我们阅读传世文献的时候，往往认为戊己校尉是一个官职，但是根据悬泉汉简Ⅱ90DXT0314②：238A“车师戊校尉、己校尉承书从”的记载，戊己校尉应是两个官职，即戊校尉和己校尉。因为戊己校尉的任命与兵员运转都要通过敦煌进行，所以敦煌汉简的内容能较为清楚地展现这一官职的情况。至汉元帝初元元年，随着西汉于车师故地设置戊己校尉，“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或即全部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如此，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城邦国家就达到四十余个。《汉书·西域传》虽载“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然所涉诸国包括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以及乌贪訾离国、卑陆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蒲类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国等十五国。故此，车师诸国若全部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便可使其管辖国家数目达到五十余个。
回顾西域都护府的发展历程，其管辖范围逐渐扩大。汉元帝时首先发展到车师地区，这与匈奴势力的衰退有很大的关系。西汉势力随后往天山北部和东部扩展，位于今哈密地区的一些西域小国曾是匈奴附庸，也逐渐归附汉朝。西域都护府从“三十六国”到加上车师诸国，再到吸纳原属匈奴的西域国家，其管辖范围得以从塔里木盆地逐步扩展至天山以北，其影响力甚至跨越葱岭向西。
西域都护府统治的加强，不仅体现在其控制地区的拓展，还体现在其干预西域诸国事务的权力得到增强，汉朝在乌孙话语权的扩大即为典型案例。乌孙与西汉关系密切，最初双方经通婚为昆弟之国，曾订立盟约，以汉朝外孙继承乌孙昆弥王位，但乌孙并未履约，双方联盟破裂，乌孙发生内乱，国力削弱。汉朝曾一度欲出兵乌孙，冯夫人从中调停。在军事威胁和政治斡旋的双重作用下，乌孙政治危机得以解决。西汉将乌孙一分为二，分别由大、小昆弥管理，汉朝外孙任大昆弥，有匈奴血统的乌孙王后裔任小昆弥。汉朝对乌孙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此前长罗侯常惠驻留赤谷城，处置乌孙事务。而从简牍材料来看，常惠之后乌孙事务开始归西域都护管辖，乌孙与汉朝的关系也从对等转变成了归附。
总而言之，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区域从三十六国发展到五十余国，不仅仅是西域都护府管辖地方内部的析分，同时还是西域都护管辖地域的扩展，这也是西汉对西域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历程。
二、匈奴日逐王归附西汉的过程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彻底改变了西汉与匈奴在西域的态势，标志着匈奴在西域统治力量的衰弱。关于此事，《汉书》的《匈奴传》《西域传》《郑吉传》以及宋代的《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其中，《郑吉传》记载了投降过程中日逐王麾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的情节。匈奴降汉过程中临时逃跑的并不只此一例。《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这与日逐王来降的过程大体一致。
《资治通鉴》在论及此事时将《匈奴传》与《郑吉传》综合在一起，提到“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胡三省注曰：“黄河千里一曲，此当金城郡界。”胡三省此处对“河曲”的理解有误。按照其所说，“河曲”在金城郡界，即今兰州地区。古往今来，处理投降者都有两个原则，一是缴械投降，二是打乱编制。如果到了金城郡，日逐王麾下的“小王将”还敢叛逃，说明编制没有打乱。按照汉简的记载，当时从轮台走到楼兰要将近一个月，从楼兰走到敦煌也需要一个月，从敦煌走到长安需要五十七天，而金城在敦煌和长安之间，如果敦煌和金城之间行程为一个月来算，在这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面，郑吉作为经验丰富的将领与使节，不可能到金城还保留着日逐王降部原来的编制，而应当早已将一万余人支离分解，这令人怀疑“河曲”很可能不在金城郡。
中国古代认为黄河发源于葱岭，注入罗布泊，潜流地下，南出积石。《山海经》《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水经注》以及敦煌地理文书中均有此类记载。因此，塔里木河在西汉时期也被视为黄河之一部，所谓“河曲”也应在塔里木河流域。直到隋代，隋炀帝打败吐谷浑之后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古人才知道黄河真正发源于哪里。但是对黄河发源地的错误认识影响深远，唐代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沙州图经》都仍然认为黄河源于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
关于日逐王部众所至“河曲”的正确地点，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渠犁……西有河。”这个河应是泛指黄河，此处具体是指塔里木河。塔里木河流经渠犁之南后汇入孔雀河，东南流入罗布泊。《水经注》中对这一段河流记载道：“其水又屈而南，迳渠犁国西。故《史记》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东南流，迳渠犁国，治渠犁城，西北去乌垒三百三十里。汉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处也。南与精绝接，东北与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由此可知，孔雀河与塔里木河在渠犁之南汇合，而这里正好是匈奴管辖区域与郑吉屯田区域的交界处。匈奴日逐王部进入西汉势力范围之初，其建制还没有打乱，对投降汉朝还不适应，可能就会发生反悔叛逃，且叛逃之地应当是接近匈奴势力范围。唯有如此，这些人才有成功逃亡的机会。因此，河曲应当就在孔雀河与塔里木河交汇之处，也只有在这里，郑吉才能调集军队进行追斩，并由他决定派人将日逐王诣送京师。如果进入敦煌郡以东，护送任务不应由郑吉主导处置，追击叛逃的任务也不会交由郑吉进行。
这一推测可以在汉简中得到印证。Ⅰ91DXT0309③：167—168《神爵二年悬泉厩佐迎送日逐王廪食册》记载悬泉置迎接日逐王：“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县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三食，食三升。校广德所将御，故稟食县泉而出食，解何？”从简文记载得知，只有七人送日逐王，说明日逐王到悬泉置前已经与其部属分开，很可能是只身前往长安，因此其部落小王叛逃不可能发生在金城郡界之河曲。
悬泉汉简中记载悬泉置驿站接待日逐王的简牍不止一件。Ⅱ90DXT0313③：5记载：“神爵二年八月甲戌朔□□，车骑将军臣增□谓御史□□制诏御史□□侯□□□敦煌酒泉迎日逐王，为驾一乘传别□载……御史大夫如律令
。”另，敦煌悬泉置遗址采集1301简记载送日逐王时死亡马匹：“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泉厩佐广德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谨告曰：所使食传马一匹，骓、牡、左剽、入坐、肥，齿二岁，高三尺一寸，□□□□送日逐王乘至冥安，病死，即与御张乃始、冷定杂诊，马死，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从以上记载可知，郑吉护送匈奴日逐王前往长安时，并没有将日逐王与其部落万余人一起送往长安，而是分批护送东行。
结合悬泉汉简与传世文献记载得知，匈奴日逐王归降西汉之际，首先就是与距离其驻地最近的屯田轮台一带的郑吉接触，郑吉来领屯田军和西域诸国兵五万人迎降，在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交汇处的河曲受降，匈奴日逐王部下有临时叛逃者被郑吉率部追斩，随即派人护送日逐王前往长安接受汉宣帝的册封。神爵二年八月，西汉政府安排敦煌、酒泉二郡组织迎接活动。当年十一月，敦煌郡派遣郭市等七人护送日逐王经过悬泉置，由于任务紧急，悬泉置有一批传马在迎送过程中病死。
三、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与楼兰国的历史
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斩楼兰王首，通过驿道送至长安，悬首北阙下，并以尉屠耆为王，改楼兰为鄯善。这是《汉书·西域传上》记载的楼兰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若仔细推敲，这一事件中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傅介子在刺杀楼兰王之后称“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但是敦煌到楼兰国要穿越白龙堆道，兵卒何以迅速到达并呈递楼兰王首呢？居延汉简中的记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居延汉简303.8记载：“诏伊循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一人，女译二人，留守余。”从中可知，伊循候带部队将楼兰王头送到敦煌，而候官管辖的吏员及戍卒规模一般大约有数百人。故此简中“伊循候”将楼兰王头送至敦煌的记载，足可说明这个阶段西汉在楼兰已有驻军且数量不少。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吏士”既可泛指官兵，又可泛指官府属吏。显然，若屯田总人数为四十一人，既难以承担修筑水利、展开屯田的任务，也无法令亲汉的鄯善王尉屠耆“依其威重”。故此处的“吏士”当指司马属吏而言，而非泛指伊循屯田戍卒。那么，此处记载反映的似乎不是西汉在伊循屯田的开始，而是指伊循屯田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伊循司马最初应当是依仗伊循候官展开，而司马及吏士四十一人在尉屠耆请求西汉驻军后，正式组建了此时期伊循屯田的领导机构。之后西汉在伊循“更置都尉”，部都尉一般下辖数个候官，这就意味着西汉在鄯善伊循城的屯田规模可能在司马更置都尉的同时也扩充了数倍，大概达到千余人。
在楼兰王时期，楼兰经常和西汉发生矛盾，而改为鄯善之后则很少发生冲突。原因在于，此前楼兰国要为西汉到西域的使节提供保障和供给，交通上的负担容易引发矛盾；而此后交通负担完全由西汉政府承担，伊循城不仅屯田，而且成为一个西汉政府的“接待站”，鄯善国不必负责接待，冲突自然减少。西汉敦煌郡派驻鄯善千余人的军队，既承担了使团的送往迎来任务，又镇抚鄯善，使其不敢作出不利于西汉的行为。伊循都尉虽然距离西域都护府近，但不归西域都护府管辖，而是由敦煌派出和管理，这种管理架构一直延续到唐朝。汉代的做法减少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负担，而唐代将位于此地的石城镇和且末镇划归河西节度使管辖，则是为了在西域拦截吐蕃，防御吐蕃入侵。
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②：47记载：“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这是目前所见简文中最早的敦煌悬泉置驿站接待楼兰王的记载，其年代可以根据现有材料进行推测。楼兰王入朝在汉武帝时期有两次，第一次在元封三年（前108）赵破奴俘虏楼兰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依旧例应将楼兰王送到长安；第二次在太初四年（前101）玉门关军正任文便道捕楼兰王诣阙。这一时期是悬泉置驿站设置初期，楼兰王又是被押送前往长安，肯定没有传车马用来运送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与简文记载的内容并不相符。因此关于这枚简文内容的时间，我们只能根据元凤四年楼兰改国名为鄯善的信息来推测。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入朝奉献应当在元凤四年或者元凤四年之前。而元凤四年之前，双方没有发生需要楼兰王入朝奉献的事情，所以这枚简牍在元凤四年的可能性较大。
结合汉简分析，可以推测上述事件有着更为详细的经过：元凤四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在派人将楼兰王首级送往长安的同时，立即让西汉政府派遣尉屠耆迅速回到楼兰即王位，在楼兰国局势稳定之后，带领手下二百六十人入朝奉献，接受西汉政府的封赏。而楼兰国改名鄯善是在这次入朝之后，因此尉屠耆一行经过敦煌悬泉置时，仍然称楼兰王。这次尉屠耆以楼兰王的身份入朝，所以使团的规模比较大，而且随行携带很多物品。这些行资通过驿站运送到长安，敦煌是楼兰进入西汉第一站，悬泉置承担这些物品转运的任务。这次入朝也是一次改变楼兰国命运的奉献，改换国名表示其与匈奴联盟关系的决裂。之后西汉与鄯善正式达成屯田伊循的共识，大量屯田军队进入伊循城屯田积谷。此举既能保证鄯善的安全，同时也为过往使者提供饮食供应。从此之后，鄯善的交通供应压力得到缓解，鄯善叛汉的情况也基本不再发生。
通过这一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传世文献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没有记载或相互混杂，而汉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此外，彼时西域发生的事件非常丰富，例如于阗王、且末王、精绝王都曾带人朝拜西汉政府，但是这些事件大部分都未见记载，因此西汉西域历史的探索空间非常广阔。仅仅依靠《汉书·西域传》了解汉代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汉简中有很多内容都值得大家关注。
四、西汉敦煌郡阳关与玉门关新解
阳关的得名，既有史籍的记载，也有敦煌文献的记载，归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位名叫阳明的官员追捕逃犯从这个关塞出去，故名阳关；另外一种说法是因在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悬泉汉简中记载了很多西汉前往阳关、玉门关追捕逃犯的文书，但是没有记载敦煌太守中有阳（杨）姓者，更没有记载杨姓官员带人或者派员出阳关追捕逃犯。称阳姓官员出逃应该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此处曾经是西汉通使西域的主要关隘。
玉门关的得名，有一种说法是玉石从此处运输收税而称玉门关，但玉门关与玉石应当没有关系。玉门关只有一枚汉简记载与玉石有关，而且标注了“私”，可知从此处运送玉石并不是官方行为，和得名无关。
实际上，在古代，城北侧的门称为玉门或者凶门，古籍中常见军队“凿凶门以出”的记载。行军打仗属于凶险之事，军队要从北门即凶门出。而出使的时候，不能走北门和西门。敦煌文书记载，派往西域的使节第一天从东门出城，到城南休息，第二天走到西门再向西行进，而不能直接出西门。汉简记载中有粮食物资从玉门关运输，但是没有使节进出。唯一一次有使节走到这里，玉门关不准通行，将使节遣送至阳关。结合玉门具有凶门含义，可以推知玉门关应是一个军事关口。
有两件事能够证实玉门关的军事功能，一是婼羌王投降西汉。婼羌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国王唐兜向西域都护请求支持。西域都护没有接到支持的命令，唐兜就带部众到玉门关外投降西汉。玉门关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未令其入关，唐兜就转而投降匈奴。距离婼羌最近的地方是鄯善和敦煌，其进入汉朝境内最近路线应当入阳关，但是唐兜绕道北行从玉门关投降汉朝。二是天凤三年（16）王莽派兵出击焉耆，经由玉门关出塞，戊己校尉郭钦后至，杀焉耆老弱，亦经由玉门关。投降、受降以及出兵都是军事行为，印证了玉门关是一个军事关口，军事行动要经由玉门关进出。
实际上，玉门关和阳关的命名与设置还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移植而来。且此事应与汉代敦煌郡移民有关。早在周朝，为了拱卫洛阳的安全，在洛阳东部设置成皋关，又名虎牢关，成皋北门又称为玉门。在洛阳的东南、成皋之南的颍川郡阳翟县有阳关，也是一个重要关隘，随着人口增加形成聚落，又名阳关聚，直到东汉仍在使用。后来西汉设置敦煌郡的时候，移民大多来自河南、山东、陕西关中等中原核心区域。仅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悬泉汉简部分戍卒登记记录来看，颍川郡的每个县都有戍卒留在敦煌，可见颍川郡移民敦煌的人数之多。移民们将自己原本的村落名带到敦煌，挖一条水渠与村落同名。与之类似，敦煌阳关附近应当就有来自颍川郡的移民建立的村落，所以这些移民将敦煌的关隘也称呼为家乡的阳关。
西汉敦煌阳关的设置分为两个阶段。西汉设置阳关塞城之前，曾将这个塞城命名为玉门关，时间是在太初四年（前101）。后元年间（前88—前87）则将两关分设。阳关和玉门关出关后走的是同一条进入西域的线路，设置两个关口的原因便与军事有关。当时的使节在出使时都会收集情报，甚至会将行军打仗的将领放到出使的队伍中，熟悉行军路线。如果军用和民用关口放在一起，容易被窥探军事情报，对军事行动非常不利。因此西汉分设两关，玉门关用来驻军，阳关用来通使。阳关是使节往来的主要关隘，也是《汉书·西域传》记载最多的关隘。虽说有玉门关和阳关两关，但在记载西域每个小国距离西汉的里程时，一个是到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的距离，一个是到阳关的距离，并不记录到玉门关的距离。这也佐证了阳关乃是西域诸国日常通使西汉所经之关隘。
阳关的功能有很多。除了使节经过，阳关也是西汉政府与西域地方政权进行商业贸易的关隘，西域地区物产经由阳关进入敦煌并前往西汉内地。阳关位于西汉经敦煌郡西行交通的西端，阳关附近的龙勒置是进入敦煌的第一个驿站，表明行经敦煌郡的交通路线是经过阳关东来西往的。Ⅴ92DXT1812③：10记载：“煌长史襄行大守事、库令王兼行丞事谓龙勒
民赀输敦煌侯奉驯广至置丞毕书言，骑马二百。”此简记载有二百匹马经龙勒、敦煌、广至置东行，这是西汉从西域诸国引进的畜牧物种，也是西汉与西域诸国间商贸的主要物品。由此推知，西汉时期经由悬泉置运送的畜牧物种很可能都是经阳关入塞的。从西域引进畜种，主要是引进珍贵的马匹。敦煌郡的文书中有迎接天马的记载。从悬泉汉简中看，汉朝不仅从乌孙、大宛引进天马，而且从其他西域各国都引进马匹。输入汉朝的马匹送到敦煌进行评级，交接给驿站运输，作为马种进行交配，并不一定要运送至长安。彼时汉朝和匈奴打仗主要是骑兵作战，优良的马匹对于军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汉朝的逐步强大也与军队结构从步兵转变为骑兵息息相关。
阳关还是西汉政府派遣戍卒及其家属来往必经的关隘。关于这一点，通过Ⅱ90DXT0115②：66的记载可以证实。该简文记载建昭元年（前38）尉犁屯田官吏迎接其家属经由阳关前往：“□□□一百□二十□□□永光元年十二月廿二日发北军，二年二月廿九日至敦煌，积五十九日。出阳关，积三月，三月五日发敦煌，十九日至文侯，积十五日，留四日。廿三日□□·闰月八日至伊循，积十六日。”文侯障是出阳关至伊循间休整的地方，也是过往商贾必经之地。这段简文也为研究西汉时敦煌、阳关、文侯障、伊循之间往来所需的时间提供了依据。
西汉与西域通使和亲也经过阳关。甘露三年（前51），解忧公主返回西汉长安时行经敦煌郡。悬泉汉简Ⅱ90DXT0114③：522有相关记载：“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稟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龙勒置是距阳关位置最近的驿置，因此解忧公主应当是经阳关入塞的。
西域都护府和西域屯戍驻军所需的军备物资，一般来说都是经过厩置运往西域屯戍各地的。大部分军备物资是经由玉门关送往西域的，还有一些物资是经由阳关送往西域的。西汉政府将大量的刑徒经敦煌郡遣送到西域地区进行屯田和戍守，在汉简记载中，这些弛刑士亦由阳关送达。
综合而言，玉门关是军事关口，而阳关是为了同西域诸国通使、通商而设置的关隘。使节、商旅、戍卒、和亲公主等都由阳关进出，阳关称得上是西汉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总之，敦煌汉简对敦煌西域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巨大的。通过对敦煌汉简的研究利用，可以在传世史籍之外，重新建构西汉敦煌西域的历史，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西汉敦煌西域，从而让西汉敦煌西域史的真实面貌呈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