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刘翔峰”：把正常人当癌症治

从医二十多年，美国肿瘤专科医师托马斯·韦纳（Thomas Weiner）是人们眼中的“好医生”。他会主动为患者服务，以一己之力带动医院肿瘤中心发展。

直到被医院起诉，大家才发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医院指控韦纳存在多项医疗欺诈、骗保行为，包括为姑息患者使用致命剂量的麻醉药物；没有明确病理诊断就启动肺癌化疗等。

法院内部文件显示，韦纳至少和10例可疑死亡有关。其中1名健康男性被当成晚期肺癌治了11年，最终死于化疗药相关毒副反应。

圣彼得医院位于美国蒙大拿州的首府海伦娜，服务周边5个县市、9万多名居民，也是方圆百里唯一提供急诊服务的医疗机构。

韦纳曾长期工作于此。他的母亲是护士，父亲供职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而他痴迷医学。从费城哈内曼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韦纳曾在宾夕法尼亚州、佛蒙特州等地进行住院医、专科医师培训。

1996年，韦纳加入圣彼得医院，打破该院没有常驻肿瘤专家的空白。在其入职后的前5年，医院接诊癌症患者数量从日均12、13人增至40人左右。中心快速发展，添置多张化疗床位/椅，设立图书馆、冥想中心。

“很多患者都有他的手机号，随叫随到。”有患者回忆，韦纳曾主动提出为其提供初级保健服务，以更好地观察诊疗效果、方便就医。

此后20多年里，韦纳成为海伦娜成千上万癌症患者的唯一选择。本地癌症患者及其亲友都知道他。在很多人看来，韦纳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医生，提供优质癌症护理”。

作为医院唯一一名肿瘤科医师，韦纳的个人发展也很顺利。他曾任医院董事会成员、首席医疗官，在蒙大拿州医学考试委员会记录中“没有污点”，被誉为该州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之一。

正是因为口碑良好，斯科特·沃里克（Scot Warwick）到死都没怀疑过韦纳的诊断。

2009年，40岁的沃里克因颈部肿块到圣彼得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病历显示，医生从肿块处提取细胞样本，送实验室分析，结果提示“很可能与癌症一致”。

按照流程，沃里克被转诊至韦纳的肿瘤科门诊，后未加任何检查，沃里克就被诊断为“晚期肺癌”。

此后，沃里克做了6年周期性化疗、5年试验性治疗。期间，他的综合情况良好，没有任何肺癌症状，每天能慢跑5英里，经常带着孩子野营、到野外探险。一些医护对他印象深刻，都认为他是医学奇迹。

直到2020年夏，沃里克因呼吸急促、发烧、发冷被送往医院急诊，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新入职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兰迪·萨西奇（Randy Sasich）告诉沃里克，此前的肺癌诊断可能有误。

“（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诊断晚期肺癌后，患者不可能存活11年。”萨西奇称，第一次看到沃里克的病历时，自己脑子里就一个念头：究竟是哪儿搞错了？

而沃里克非常信任韦纳。他曾告诉妻子：“萨西奇医生对肺癌一无所知，是个白痴。”

不止一位医生察觉到异样

事实恰恰相反。萨西奇拥有乔治城大学和圣塔克拉拉大学等名校授予的学位，在大都市、大医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2020年4月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萨西奇与圣彼得医院签署短期合同，任该院重症监护室执行主任。

圣彼得医院床位数不足百张，又因非高校附属医院难以吸引优秀专家。察觉沃里克的异常情况后，萨西奇进一步查阅，发现2009年-2019年，沃里克的病历只字不提肺组织活检，也没有确诊癌症和排除其他疾病诊断的实验室报告。

唯一的一份肺组织活检结果是在沃里克病逝前半年左右出具，结论是“没有癌症”。萨西奇向病理医生确认了这一消息，并发现即便如此，韦纳还是启动新一轮化疗。

除了萨西奇，与韦纳共事多年的肾病专科医生罗伯特·拉克莱尔（Robert LaClair）也曾察觉到异样。

2011年，33岁的安东尼·奥尔森（Anthony Olson）被韦纳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又称“癌前状态”，一部分患者会快速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奥尔森命运多舛：4岁时诊断出糖尿病、贫血，29岁时肾脏移植失败、需长期透析。韦纳接诊后称，不化疗，奥尔森的预期生存时间仅1年。

拉克莱尔一直负责奥尔森的透析。他发现，奥尔森做过两次骨髓活检，却得出一阳一阴的两个结果，不排除诊断有误。沉默多年后，2019年，拉克莱尔隐晦地建议奥尔森“换个医生”，但截至当时，他都没对院方坦白真实情况。

“韦纳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医疗团队的护士们崇拜他，其他医生畏惧他。曾有两名医院高管质疑韦纳薪酬合理性，随后离职。许多职工认为，这是韦纳向医院施压的结果。”非营利性调查机构ProPublica援引法庭记录称。

“我们无法与他抗衡。”拉克莱尔告诉ProPublica，韦纳拥有太多的权力和太多的金钱。萨西奇也有类似感受。他曾和医院一名老员工聊天，发现后者不敢复核韦纳的诊断，对方的解释是，“我住在这里。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不想搬家。”

韦纳在院内确实掌握着极高的话语权。事后的法院文件显示，他曾用辞职、起诉等威胁医院，以此抵制其他肿瘤科医生入职。

这么做，为韦纳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除了6位数的底薪，医院会根据相对价值单位（RVU）数量，给他算绩效。常规体检约为1个RVU，约合100美元。放疗等复杂、耗时的医疗程序可能需要8个RVU，约合800美元。

也就是说，接诊患者、完成治疗越多，韦纳和医院赚得越多。第三方审计显示，韦纳的工作量几乎是美国肿瘤科医生中位数的4倍，一周工作7天，最多时一天能看70人次。

他的个人财富随接诊量而水涨船高。2006年，韦纳在当地富人区买下一栋300多平方米的房子。次年，他成为医院“第一高薪”。3年后，其年收入翻番，是医院CEO的3倍多。

2009年-2020年，仅仅是接诊沃里克，医院就向韦纳累计支付2010余万美元。这期间，他自掏腰包，为团队成员购买珠宝、发奖金，总额约14万美元。团队成员退休时，都能获得韦纳准备的“送别礼物”：一对价值1500美元的钻石耳环。

韦纳也从不遮掩自己的高收入。“没有我，圣彼得医院就没有癌症中心，也无法发展。”2012年，圣彼得医院接诊近20万人次，年收入1.87亿美元，和韦纳相关的医疗收入约占总数10%。医院还允许他“全面接管”患者治疗。

对于这一局面，ProPublica援引医院内部人士发言称：“没人敢监督他。碍于就医成本，癌症患者很少奔赴异地、寻求第二意见。因此，一旦成为韦纳的患者，就和他绑定了，直到离世。”

拉克莱尔曾私下查看过韦纳的患者病历，发现有效信息非常少、字迹难以辨认。“我猜这是故意的，避免其他人从中看出异端。而且，这样的患者不易转诊。”

托马斯·韦纳（Thomas Weiner）近照。图源/ProPublica

2020年9月16日午夜，沃里克离世。此时，萨西奇已经断定，沃里克不是肺癌患者。

“根据病历，萨西奇和韦纳杠上了。2020年8月初，萨西奇强硬要求沃里克进行肺组织活检，以确认病灶性质。”ProPublica报道称，该举动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医生很少公开质疑同行。

同时，萨西奇正式向院内同行评审委员会投诉，指控韦纳犯有严重的诊疗失误。在去函中，他写道：“若不加以调查，沃里克将成为医学文献中最‘长寿’的晚期肺癌病例。”

经过一系列调查，活检结果支持萨西奇的判断：沃里克肺部没有癌细胞，仅检出一种特殊的真菌感染。

随后，沃里克接受激素和抗生素联合治疗，后出现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被转至盐湖城某大型医院抢救。接诊医生也对他的肺癌病史提出质疑。

沃里克去世当晚，妻子提出尸检要求。约1个月后，法医称没有发现任何癌细胞，找不到任何患癌证据。所有迹象都表明，沃里克是死于化疗药物引起的肺衰竭。

法医给沃里克的遗孀一句忠告：“找个律师吧。”截至本文发布，沃里克的家属已和圣彼得医院达成和解，赔偿金额等细则不详。

沃里克病逝后，家人布置了一面回忆墙。图源/ProPublica

也是在2020年，一场针对韦纳的内部调查行动加速推进。“带头人”正是拉克莱尔。截至当时，拉克莱尔持续在院内秘密收集同行评议，调取多名韦纳接诊患者的完整病历。之后，他将这些资料发送给第三方高等院校、医疗咨询公司的顾问专家们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触目惊心。针对沃里克的病历，一些顾问专家重申：没有证据表明2009年由韦纳出具的肺组织活检报告是真实的。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2018年，韦纳在没有活检的前提下，将一位62岁男性诊断为喉癌。

次年6月，韦纳没做任何乳房检查，就判断一位67岁的乳腺癌术后患者“情况良好”。几个月后，该名患者在另一家医院确诊，此时癌症已复发一段时间，不得不扩大治疗范围。

2020年10月15日，韦纳被停职。1个月后，医院解雇了他。紧接着，圣彼得医院在官网发布调查结果，直指韦纳存在多项诊疗差错，包括漏诊、误诊、过量使用麻醉药品等。

医院公告称，多名患者的呼吸暂停、死亡可能与韦纳过度医嘱麻醉类药物有关。医院坚称此前并不知情。

法庭记录显示，医院撒谎了，院方不仅承认多年来知道相关情况，还曾多次收到匿名举报，称韦纳过度开药。

一份文件显示，2019年，2名护士、1名药剂师提醒韦纳，1名93岁老人已经服用阿片类药物且意识时断时续，不该再加用芬太尼贴片止痛。韦纳给护士发短信称：“贴上，否则我撕掉你们的嘴。”

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韦纳声称这是一个“内部笑话”，“我给患者使用止痛药物，初衷是让其舒适、摆脱疼痛，这并不违背伦理。”

2023年7月6日，当地法院就韦纳医生起诉圣彼得医院，召开听证会。图源/Tucson

为给自己辩护，韦纳起诉医院。他不承认自己违规开具麻醉药物，并表示医院是在找理由辞退他，因为自己收入太高了，还曾顶撞医院管理层。

截至本文发布，针对韦纳的调查、诉讼还在继续。圣彼得医院则因疏于监管、涉嫌骗保等，接受联邦医保监管部门调查。2024年夏，医院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缴纳罚金10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900万元）。

在这一事件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患者。有人已从2021年停止化疗，但至今仍想不明白，自己如此信任的医生为何这么做，“他是在赌我不会死，从中赚更多的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