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过一句对商人“恶意满满”的话：
商人重利轻别离。
可见，资本，并不是从今天才被人所厌恶。
“重农抑商”政策，从商鞅变法开始确立，此后不论怎么改朝换代，都是各王朝亘古不变的政策。
那么，古代社会为什么要搞“重农抑商”？商人到底做了什么，会让统治者如此排斥？有没有可能农、商并举，共同发展繁荣呢？
还真不行！
先说说为什么要“重农”。
君主的职责，就是统御万民，统御，也就是统治控制的意思。
说的直接一点，万民，对于君主以及统治者而言，就好比羊群对于狼群，是衣食父母。他们不仅提供赋税给君主消费，还提供兵源、徭役等，用来维持君主进一步扩大消费，扩张统治范围。
所以，民，很重要，以至于孟子也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概念，当然都是站在如何维持这个秩序良性发展的角度。
那么对于君主而言，如何统御，就变得比民本身更加重要。
不绕圈子，咱们直接上干货。
首先，要建立一个上通下达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要求地方可以迅速接收到朝廷的命令，还能迅速的将地方的税收、人力，集中起来，向朝廷提供资源。
所以在历史的试验场上，分封制要变成中央集权制，封国制要变成郡县制，甚至，咱教科书上所有的古代制度变革，目的都是为了怎样更高效的实现这个目标。
其次，也是本文重点要说的，就是控制“民”的流动。
古代的农业社会，有两个特点：
农民，不喜流动；
朝廷，不喜农民流动。
种地是个很封闭的活，古人不需要满世界采集物资，单靠种地织布，外加一些祖传的手工制造，基本就能满足日常生活。
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天然带有自给自足的属性。
对朝廷来说，民，一旦流动，就很容易失去管理目标。
别说古代了， 2012年火车票实名制以前，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依然是不好管理的。
春秋战国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产生，职业农民出现了。
君主们惊奇的发现，小农经济，是真的好。
只要给农民一点土地，他们不仅不喜欢到处跑，还非常便于集中管理。
既解放了生产力，又非常的符合朝廷的管理，简直是一举两得。
于是商鞅变法就来了。
商鞅变法一共两次，条例很多，通篇看下来，其实就两个核心点：
要么种地；
要么从军。
其他都是为这俩目标服务的，比如鼓励生育，鼓励分家，奖励军功，保甲制度等等。
种地为大秦提供源源不断的兵饷；
从军为大秦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齐国的百姓还有当街溜子的机会，但秦国的百姓一辈子就只能干这两件事。秦国的居民幸福指数必然是不如齐国，但结果是，六王毕，四海一。
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从来就不是以个人得失为准绳。
言归正传。
随着大一统王朝来临，以及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农为本的思想，慢慢地就成了主流思想。
而历朝历代， 凡是重视以农为本的君主，都成了圣君，凡是鼓励君主以农为本的大臣，都成了圣贤。
反过来说，搞横征暴敛的破坏农业生产秩序的，都成了无道之君。
再延伸一下，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建立在强大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统一的、高度集权制度的王朝。
自春秋两汉到唐明，古中国版图的扩张，本质上就是农耕文明的扩张和延伸。
从这个角度讲，重农和强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好，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下，重农，为什么一定要抑商。
这就得先明白，商人是干嘛的。
商业不同于农业，它是不会创造社会价值的。咱们今天所说的工商业，是即包括生产，也包括销售，但是在古代，商业就是一个纯粹低买高卖的过程。
商人想要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压低进价，抬高卖价。
一两银子收购的粮食，商人想要挣钱，就要卖一两半，否则就是亏钱。
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商人多赚一分，民就要少拿一分，结果就是财富从搞生产的农民手中，流向了不从事生产的商人手中。
好，现在农民和商人，终于碰到了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话说大唐有甲乙两个村庄，甲村非常适合种麦子，乙村非常擅长种药材。
之前的情况是，两个村庄麦子和药材都会种，种麦子是为了果腹，种药材是为了挣点零花钱。
然后某一天，来了一个叫老张的商人。商人经过调研以后，就给两个村分别进行了产业升级：
甲村，你就负责专门种小麦，乙村，那就专门负责种药材，这样两边都生产最大化，甲村需要药材，可以找乙村买，乙村要吃饭，可以找甲村买。
当然，为了方便你们交易，我会定期从甲村收购小麦，从乙村收购药材，你们需要对方的产品，可以找我采购。
没得问题，正常情况下，小麦和药材都不缺，这个差价不会太离谱。
古代那种社会，怎么可能没个天灾人祸的呢？
突然某一天，乙村发生了蝗灾，蝗虫专吃药材，乙村的药材大量减产。
但他们也没有粮食，所以就有了饿死的风险，于是乙村的村长找到我，希望能找我借粮度过危机。
老张我也不是做慈善的，所以你要借粮，就得有抵押物，于是乙村拿出了土地作为抵押，从我这里换到了粮食度过了危机。
但是从这以后，乙村再也不能愉快的种药材了，因为他们每年都要给我还贷。个别产量比较低的，就只能放弃还贷，把土地交给我。
我作为商人，不从事生产，却逐渐的可以获得别人的生产资料。
而乙村失去土地的村民，就只能背井离乡，到处讨饭吃。
于是，流民就产生了，朝廷的税源就减少了。
如果年景不好，蝗灾旱灾加战乱，多来那么几次，流民就会越来越多，朝廷的税源进一步减少，这还不是最差的结果。
某天，一个流民带头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带着大家打进了县城，开仓放粮食，农民起义就爆发了。
。
以上只是举例，但是很不幸，在古代，这样的事情很常见。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小农经济从春秋战国开始发展确立，此后两千多年，生产力几乎没有出现质的改变。
根据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记载，西汉北方的粮食亩产，基本在1.5石到2石左右，好一点的土地可能会达到3石。
这个产量，经历一千年发展，到明朝基本没有太大改变。
再加上农业社会人口众多，以粮食为本位的财富积累，很低很低！
低产量，高消费人群，财富很难完成积累，农民低于风险的能力也很脆弱，一场天灾，或者战争，就能让盛世重回乱世。
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脆弱性。
这个特点，要求一个王朝如果想要崛起，乃至于进入盛世，不仅要鼓励农业发展，还要肃清阻碍农业发展的外部障碍。
比如，抑制土地兼并，再比如，抑制商业发展。
抑制土地兼并我们都能理解，那为何要抑制商业呢？
除了上边提到的，商业不创造财富增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业本身是需要流动性的。
想要低买高卖，就要寻找区域价差。
比如将江南的水稻卖到关中去，将西北的牛羊卖到江南去。
这种流动，会导致两个结果：
第一，不好管理。
不好管理就不好征税，你君主要牧民，可是你连民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去牧？
第二，扰乱社会秩序。
这个要展开讲。
首先，正如我们上边举的两个村庄的例子一样，原本大家都种地，高低有点饭吃。
你现在搞产业升级，让一部分农民改种经济作物，那万一碰上个灾年，岂不是都成了失业流民？
其次，如果不加以限制，农业人口就会加速流向商业，成为脱产商贩。
种地的少了，交税的也少了，朝廷税收减少，饿死自己事小，朝廷没钱事大。
再者，商业的最终结果是垄断，垄断后的商人必然要追求权力的保护，放任的结果，就是权力成了商人的代言人。
这一点咱们不用看美帝，大秦的吕不韦就是一个。
官商勾结的结果，就是本末倒置，放在古代，是农为末，商为本，放在今天，叫工业空心化，详情可参考美帝。
有人可能会问了，那这么看，只要放任，商业早晚都会繁荣啊，提早进入商业社会，岂不是好事？
听起来不错，但如果农业还不能完全解决温饱，就跑步进入商业社会，结果就会造成灾难性的人口减员，此刻你最好祈祷你属于大商人集团。
这叫生产力的规律不可违背！
所以历代王朝对商人做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商人不得穿绫罗绸缎，不得结交官府，不得参加科举，连参加仕途的机会都不给。
就是为了防止商人做大。
顺便说一下，抑制商业，并不等于杜绝商业，除了将商人“关进笼子”，打压其社会地位，古今通用的手段，就是将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领域收归国有。
最典型的就是盐铁官营，然后就是山川湖泊，一律国有。
不要觉得很过分，也不要跟我影射今天的公有制。这是维持百姓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
换个角度想，真要一切私有，你能保证你就是那个“山大王”吗？
除此以外，还要对商业的交易环节进行管控。
比如唐朝前的市坊制度，市是城市的交易场所，坊是居民区，市场和居住区分开。
宋朝的榷场，也是由官府主导，统一管理。
最后就是清朝的广州市十三行。
好处就是统一管理，方便征税。
总结一下：
在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古代，重农抑商是维持人口繁衍的基本需求。
站在君主的角度，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繁衍出大量的农业人口，以及为王朝提供资源维持统治。
结果强大的专制制度反过来限制了生产力创新，封闭的农耕文明拒绝一切新生事物，结果在近代落后西方三百年。
但是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看，正是这样庞大的人口体量，强大的主体民族，保证了华夏文明在几千年发展中的强大生存能力。
盛世开疆拓土，乱世吸收同化。
分分合合三千年，终归屹立不倒。
老张我再延伸一下：
不知大家有无联想到，古代的农业，就是今天的实业，抛开“农业”这个词，今天它叫“制造业”。
古代的“重农抑商”，今天叫“以生产力为中心”。
过程虽然无比艰难和曲折，不过七十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发展出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可以生产绝大部分工业产品。
今天我们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
路很长，我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