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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书归正传,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现在采用的这种纪年方式是公元纪年,这种纪年是以耶稣诞生这一年作为开始,也就是会所他诞生的那一年就是公元元年。这可是地道的不能再地道的西方纪年了,说起来,洋人这种纪年成为咱们中国人的共识是清末民初打下的基础,而在出现“公元纪年”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种其他纪年方式,那么近代中国还出现过哪些奇葩纪年?最后为啥选了洋人的公元纪年?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 图为影视剧中的汉武帝形象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就采用了年号纪年,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都要改用新的年号,这种纪年方式也和中国皇权社会牢牢的绑定在一起。
到了19世纪末随着中国遭遇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无数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当前中国需要卸下历史包袱走向变革,而通行了2000多年的帝王年号就是历史包袱之一,很多知识分子提出革新纪年的主张,可是用什么方式代替年号,大家又众说纷纭。
◇ 图为康有为
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最早提出改纪元的是康有为,他提出用孔子纪年来代替年号。戊戌变法前期,康有为的著作《孔子改制考》出版发行,在书中就反复强调1898年是孔子出生2449年,在戊戌变法时期,改用孔子纪年也是康有为的一项重要主张。在同年梁启超也写下文章支持老师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起年号就是为了记录历史更加方便简洁,可是像古代君主那样,上台一个就换一次年号,甚至像武则天那样的一年换一个年号,不但记录起来不方便反而更麻烦。
◇ 图为武周年号图表
另外年号出现以后,很多时候就成为政治立场的风向标,比如明成祖篡权登基后,为了掩盖自己得国不正的不光彩历史,直接抹掉了建文帝4年执政时期,直接把建文帝做皇帝的年号改成洪武31-35年,以彰显自己的权力来自太祖。梁启超就认为改成孔子纪年后,往后的各位统治者就不用在这些事情上浪费脑细胞了。
◇ 图为刘师培(1884年6月24日—1919年11月20日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扬州仪征人,经学家,刘贵曾之子、刘文淇曾孙
对于康、梁等人的看法,近代国学大师,革命领袖之一的刘师培提出反对意见。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成为保皇党,这让刘师培对他们十分不满,他和大部分革命领袖一样,认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给满清统治者当奴才当了200多年,使得广大汉人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把满族皇帝当成了自己的主子。而满族统治者和汉人一样尊孔,如果用孔子纪年,就等于忘记了满汉矛盾,落入了统治者的圈套中。
◇ 图为康有为于1896年1月出版发行的《强学报》采用孔子纪年
于是他特别提出,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汉人作为“炎黄子孙”应该用黄帝纪年。当时革命党成员多为大汉族主义的拥趸,黄帝纪年很符合他们的胃口,随后在革命党人创办的杂志报刊当中,一律采用“黄帝纪年”,一时蔚然成风。此外,革命党领袖宋教仁等也力主采用黄帝纪年,大方向定下来了,可黄帝毕竟是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元年到底是哪一年,到底是从黄帝诞辰开始算,还是从黄帝登基开始算,各家报刊一时间众说纷纭,最后革命党势力中影响最大的同盟会做出统一标准,宋教仁在1905年通过考证,确定当年是黄帝登基后的4603年,自此这一说法成为主流的黄帝纪年,同一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署年正是黄帝4603年。
◇ 图为湖北同盟会员胡石安主办的《大汉报》的分支《湘省大汉报》采用黄帝纪年
除了像康有为、刘师培这种非主流群体,当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有改元的思想,清末时期赴日留学生监督,学者高梦旦则针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分析孔子、黄帝纪年的不足之处,如果儒教用孔子,汉人用黄帝,那佛教徒还有佛历,西北回回们还有回历,还是没法做到统一,所以干脆中国就一步到位,采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也就是现在的公元纪年。
就在各种改元思想涌现出来之际,中国迎来了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建立军政府,由于此时的各省都督要么是革命党成员,要么是和革命党联系密切,他们在宣布独立后第一时间就进行改元,把宣统纪年改为黄帝纪年,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用的年号就是黄帝4609年。
◇ 图为四川军政府铸造的“汉”字钱币,一枚民国时期的四川铜币成交价曾达到215万港币
还有少数省份采取其他纪元方式,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辛亥革命后看到大势已去,就默许了四川独立,原来咨议局局长蒲殿俊、陆军镇统朱庆澜出任正、副都督,这些人都没有革命党背景,就没用采用黄帝纪年,而是改国号为大汉采用大汉纪年,但这个纪年到底是从汉朝建立开始算,还是从1911年开始算,众人还没有商议出结果大汉政权就结束了,1911年12月同盟会成员闹兵变推翻大汉政权,蒲殿俊、朱庆澜逃走,赵尔丰落在革命党手里被斩首示众,原本造币厂铸造的印有“大汉”字样的铜钱停铸,所以今天这种铜钱存世量极少也极为珍贵。
此外还有些地区因为和洪门关系密切,直接采用了和洪门有关的“天运”年号纪年,纪年方式就是天运加上干支年份,1911年即为天运辛亥年。
◇ 图为1912年1月1日10时,孙中山乘专列赴宁就任大总统
在1911年末孙中山回国后,看到了各省历法之乱象,看上去只是改了一个纪元方式,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险。对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必改正朔、易服色,孙中山认为,革命党推翻传续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建立共和,与皇权时代的改换朝代有本质的不同,必须学习西洋现代国家,所以在历法上孙中山坚定地表示必须用阳历,在纪元上也取消黄帝纪元、大汉纪元改为民国纪元。
◇ 图为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
当政府正在致力于更换历法时,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奔走呼吁推广使用公元纪元,因为用起来简单方便。比如钱玄同就发表文章说,“耶稣纪年”仅仅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并没有包含什么“深意”,也不包含什么“政治”色彩、“宗教”意义,只要简单易行就可以。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社会对于公元纪年也逐渐接受,到民国中后期一些刊物上已经开始标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反而被边缘化了,直到四九年后大陆才彻底采用了公元纪年,只有海峡对岸还在采用民国纪年。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于多种政治目的出现了多种纪元方式,最后都被公元纪年取而代之,可以说中国人纪元方式对改变就是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毕竟无论哪朝哪代,开放包容的大门越开越大,社会文化制度和世界接轨的越多,这片土地才越能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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