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曹 敏
影视作品中，宣召太医为帝王或贵族、官宦提供医疗服务的桥段数见不鲜。但事实上，我国的医官制度历经了诸多变迁，不同历史时期的医官称谓也不尽相同。
中国医学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先民通过观察动物的行为，逐渐领悟到某些植物、矿物等自然物质的药用价值，同时依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来预测疫疾的发生与变化，形成了早期“巫医”的雏形。彼时医学与巫术紧密交织，有“毉”的说法。伏羲、神农、黄帝等作为我国早期医学实践的代表人物，其存在兼具神性和人性的双重特质，使得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疾病由超自然力量控制，且信奉通过祷告和仪式手段治疗。该时期的部落首领兼任着祭祀和巫祝的职能，因而也被认为拥有特别法术并与神相通。所谓“毉，巫也”，也体现了巫祀与医术之间的关系，是“巫医同源”的表现，亦是中国医学文化的肇始。
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正式设立了掌医药政令的“医师”，分属“天官冢宰”管辖，而“巫祝”则被列入了“春秋大宗伯”的职官中，医巫分割并各成一体，医制自此诞生。
后来东周王室衰微，周天子逐渐失去天下共主的威权，“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受到严重冲击，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医制亦得到进一步发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名闻天下……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其中的“太医令”正是当时医制中服务于帝王和宫廷的医官称谓。
汉代承袭了秦的部分医制，皇家御用医疗机构为“太医官”，最高长官称“太医令”。《汉书》《后汉书》中大量史料证实，西汉时期存在两个“太医令”，一个隶属太常系统为百官治病，另一个隶属少府系统负责宫廷的医疗服务。此外，“太医令”下设药丞和方丞两个副手，分管医药和医方。医制的规范有力推动了两汉医学的发展，中医临床医学自此形成，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亦于此时期成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段“乱世”，秦汉旧秩序瓦解，社会战乱频繁，北方各族内徙，加速形成了更复杂的医制等级系统和形形色色的医官名目。北魏将太医令划归太常，门下省另设尚药局。南梁、北周等在太医令下又置太医正。在名目方面，皇家医官被细分成了高手医、金疮医、行病师、侍御师等几十余种，对后世医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隋文帝大力改革北周六官制度，医制的完善有了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建成了为皇帝服务、为太子服务以及为百官服务的三套医疗系统。其中专为皇帝服务的尚药、尚食等六局，由中央政府最高统治机构之一的门下省统辖，设有尚药奉御、直长、侍御医、主药等医官名目，分别负责不同的医疗事务和药物加工；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归东宫模仿门下省建立的“门下坊”管理，设有药藏局监、药藏局丞以及侍医等职务；为百官服务的“太医署”归属太常寺管理，是国家医疗机关，下辖医学和药学两个部门，掌管医疗行政和医学教育，除太医令、太医丞外还有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职务。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进一步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形成了目前已知世界历史上建立最早、建制规模最大的医药学校，明确设立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医学教育制度初步形成。
宋代作为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派涌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医事制度较过去有所改革，在前朝“太医署”的基础上成立了“太医局”，正式建立了官办医学教育，培养医学工作者，擢选成绩优异者升为“太医”。该时期“太医”和“御医”具有显著区别，御医专为皇室服务，太医则属礼部、太常寺管辖，兼顾内外医疗。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权威的医学机构“太医院”在金代出现，元代时期成为独立机构，并在明清得到高度发展，主要执行皇帝的医药诏令、掌管医官选任和罢黜、负责医官征召和派遣、承担皇室医疗服务以及负责医官的培养和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自官僚体制完善的宋元时期开始，医官虽经长期培养和层层擢选，但品阶较低，因而现今影视剧中常见的“太医”称谓，更多意味着对一般医生的一种敬称，而非具体职务。以清代为例，太医院大夫分为四个阶层：一等为“御医”，雍正乾隆时期为七品，与县令同级；二等为“吏目”，八品或者九品；三等为“医士”，从九品；四等叫“医生”，无品，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被允许单独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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