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规律性认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学习贯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家座谈会

这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高度重视消费的作用。2025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消费政策需要对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或者有助于社会主要矛盾，做系统性的调整，真正发挥政策的作用。有的消费政策（如家电的以旧换新）已经显示良好的效果。但有的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例如房地产。房地产应该是消费振兴的重要选择甚至首选，因为一方面，房地产是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房地产与其他产业具有极大的关联性。逆城市化可能是未来房地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相关政策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精准施策 提振消费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放在了明年重点任务之首，特别强调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问题的精准把握。

消费不足是制约国内大循环顺畅的突出症结。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一般都有内需导向、国内循环强劲的特征。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供给和需求错位问题已得到明显改善，如汽车消费已由进口和合资车型更多转向为自主品牌。但整体上，居民消费总量依然不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因消费能力有限影响了消费意愿和消费层级的提高。

未来，一是要通过财政手段等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以制度性保障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二是要积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保障重点群体就业，千方百计拓宽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三是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同时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型消费模式，提供更多丰富优质的服务消费供给，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等消费需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指出必须统筹好五对重要关系，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的核心所在；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是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的必然要求。

自199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体现了四个重要特征：一是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四是经济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这些特征有的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和领导，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思想。有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逐渐完善的，比如统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等。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议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表明我们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加成熟和自信。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面对当前困难与挑战，会议明确了发展方向，让我坚信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会议部署的明年经济工作任务，为各领域发展提供了指引。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也让我看到国家稳经济、促发展的决心。在产业发展方面，强调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为产业升级指明道路，激发创新活力。会议关注民生保障、风险防范等多方面，体现了发展的全面性与协调性。

认真学习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后，我感觉到这是一次客观、务实、内容丰富、真抓实干的会议。以会议提出的明年9大任务中的对外经济领域而言，会议提出，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稳外资、稳外贸，这切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2024外贸增长较好，但增长趋势走弱，外资领域挑战更大。对此，唯有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才能有效改善营商环境，形成与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要求相吻合的发展趋势，并通过尽早加入CPTPP、DEPA等高标准、前沿性国际经贸协定，带动我国系统性、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实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于财政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在明年的重点任务中明确“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

从当下来看，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是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键。

针对地方财政收支持续紧平衡的问题，一些地方通过压减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等措施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从长远来看，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包括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和收入下划地方，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并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二是优化共享税收入划分，建议按消费地原则分配地方分成部分的增值税，以及按照居民原则分配地方分成部分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理顺财政收入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思路，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三是进一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

当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外存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状况下，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我从以下几点简要地说明我的重点关注及其看法：

（1）扭转预期，增强信心。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以扩大国内需求。

（2）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地方政府信用行为，抑制企业“内卷式”竞争。

（3）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建立有效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

（4）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促进经济持续高效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好几项工作。一是提高社保保障水平。通过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来提高居民收入、缓解风险冲击。二是积极发展银发经济。聚焦一个目标“增进老年人福祉”；把握好两个关系，即民生与经济、事业与产业的关系；关注三项重点，即“急难愁盼”、潜力产业和农村短板。三是促进生育。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人口服务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以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以上这些举措，不仅将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且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将起到积极作用。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两个解释：“规模效应”——人口多和市场大——和“后发优势”——以相对低的代价实现快速技术进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环境也正经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后发优势”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有所减弱。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我们更应该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学习了会议通报稿后倍感振奋，党中央对经济现状的评价非常客观，对下一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全面而有针对性，我国经济的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通报稿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句话让我感受颇深。各地都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优方式并不一样。有的地区适合做加法（行业广延边际），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有的地区则适合做存量升级的工作（行业集约边际）。简言之，各地需要根据本地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会议通稿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这一表述的含义是提高中央政府本级支出（不包括转移支付），特别是在科教文卫和医疗支出中，中央政府支出应占主导地位。这一决策顺应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下公共服务的地区外部性不断增强的趋势，也有利于破解“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困局，减轻地方负担，提升地方财政自主性，从而改善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则明确了用超长期国债把地方政府短期债务长期化，是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必要举措，也明确了“中央兜底”的上限。

以改革扩内需

当前我们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大，有好多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比如说在农村，现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来代替农村的劳动力，从而维持农业生产，这意味着在农村投资的需求是很大的，但现在土地承包权只有30年，期限过短，阻碍了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产权如果能够长期化的话，就可以大规模扩大内需。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屋建瓴地确定了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方向和战略举措。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关税调整方案》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和税目，践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贸易作为政策“组合拳”的重要环节，本次关税调整方案对935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围绕当前经济发展总目标，聚焦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已于2024年12月1日施行，本次关税调整方案的每一项都有税法法条基础，充分体现了关税法定的基本原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专项债的发行使用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出要求。我国2023年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2024年指出化债思路从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当我们致力于化解债务的进程中，务必同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需要借助成本效益分析等专业方法，对财政资金展开事前的功能性评估，全力削减无效以及低效的投资项目。近年来，我国通过专项债等政府资金的投入，积累了大量的资产。在此背景下，应当强化对债务所形成资产的分类考核举措，各地务必精准摸清国有资产的底数，全力推动国有资产，特别是平台类和公益类国有资产的有效盘活与合理利用，以此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重短期与长期效果结合，形成政策合力，打好财政工具的“组合拳”。一方面，既要通过“价格型”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降低其税费负担，短期内提振投资。另一方面，通过专项债券和超长期国债等方式实施“数量型”财政投资支出政策，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新基建领域持续投入，扩大长期有效投资。财政政策效果随企业面临的风险环境、经济周期、价格粘性及货币政策取向变化，要根据经济指标和预期，灵活调整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并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特点制定针对性结构政策，优化政策结构，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提升政策效率。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和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民营企业则是创新和就业的重要源泉。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全面优化和激活各类经济主体。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需求端，政策应促进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降低交易成本。在供给端，要着力破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矫正资源要素错配。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合理设置“红灯”，要着力堵塞监管漏洞；也要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树立“绿灯”，鼓励平台企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财政税收体制深化改革将有效赋能发展。减少重复征税和过度征税问题，切实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探索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新模式，引导资源进一步“精准滴灌”。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面对这样“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一方面，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依旧保持5%，另一方面，我国各类政策储备空间、创新空间广阔，比如密集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后，PMI指数从低点跃升，已连续两个月保持于扩张区间内。积极的信号、向好的态势也预示着伴随我国政策效应不断显现，经济运行向上、向好的因素会继续增多，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一定可以穿越惊涛骇浪，扬帆远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做出系统部署，既坚定信心，也正视困难，给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定了基调也划了重点。《经济科学》一直紧密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践，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继续以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对经济体制改革、新质生产力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且聚焦最新的重点任务和热点问题，服务国家战略决策，同时以专栏和主题文章等形式做好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