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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王弘书、祁佳、周绍杰:双边政治关系与多元距离因素对FDI的交互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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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周年,也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本文探究多元距离因素(即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对其的调节作用,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2013年至2021年3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双边政治关系中互动频度增加对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形成正向调节作用,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与整合效率;

(2)“一带一路”等国家级倡议推动国家间文化距离的拉近,使母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外来者收益,进而增强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作用;

3)双边政治关系的夯实会减弱地理距离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作用,进而有利于增加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意愿。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母国和东道国企业应通过加强制度关系协调、政策与法律协同、加速文化融合、分散与多样化目的地选择、制定具有差异性的FDI政策、对相关质疑进行合理疏解等途径来促使我国企业更快实现更高质量的对外直接投资。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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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AI



文丨王弘书 祁佳 周绍杰

王弘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讲师、国际经济教研室主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出站博士后

佳(通讯):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办公室国际项目官员

周绍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摘编自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年1月
网络首发日期丨2025-1-2
引用格式丨王弘书,祁佳,周绍杰.双边政治关系与多元距离因素对FDI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OL].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6[2025-01-03].https://doi.org/10.16493/j.cnki.42-1627/c.20241230.001.


双边政治关系中,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多元距离因素 (通常包含:地理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 是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投资主体的主要交易成本之一。一般而言,地理、制度、文化距离通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均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母国更倾向于在与本国制度、文化相近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等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缘联系更加频繁和深入,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然而,我国扬帆出海的企业在享受“一带一路”倡议红利的同时,仍部分面临对外直接投资后期经营效率较低,收益回报质量有待提高的问题。这一现状对我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相关文献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 (FDI) 的溢出效应,尤其是 FDI 质量在技术转移和相关管理能力上的体现。但是在现有的国家与 FDI 质量关系的讨论中,研究分析主要集中在 FDI 所带来的外部性作用,较少涉及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对 FDI 中技术转移、管理整合质量的影响。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政治关系是否会调整和改变多元距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作用,影响其方向和程度,“拉近”我国和东道国距离,促进高质量 FDI 发展这一议题,现有文献尚未形成针对而充分的探讨。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探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影响“多元距离——高质量 FDI”关系的机制,另一方面探讨该作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框架。此外,本文还引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区别不同样本国家的标准,分析我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式,从而对未来中国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对外投资提供依据和建议,这是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边际贡献。


- 研究假设

假设 1:双边政治关系亲密程度的增加会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 2:制度距离的增加会抑制母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双边政治关系的增进会弱化制度距离的抑制效应。

假设 3:文化距离的增加会抑制母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双边政治关系的增进会弱化文化距离的抑制效应。

假设 4:地理距离的增加会抑制母国向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双边政治关系的增进会弱化地理距离的抑制效应。


-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背景,通过构建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基于我国与该倡议沿线 34 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对多元距离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双边政治关系如何调节多元距离对 FDI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正相关,特别是对低人文指数国家的影响更大。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双边关系,有效促进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地缘政治关系的亲密程度促进了母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活跃度,假设 1 得到验证。

第二,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因东道国发展水平而异。对于高人文指数国家,这两个距离与投资呈负相关,说明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制度和文化相近的发达国家,以降低风险和适应成本,这部分结果支持了假设 2 和假设 3 的前半部分。对低人文指数国家,文化距离反而与投资呈正相关,因为适度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创新和避免直接竞争,这部分结果未能支持假设 2 和假设 3 的前半部分。

第三,地理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普遍产生负面影响,不论东道国发展水平如何。这反映了地理距离作为客观限制因素的持续作用。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设 4 的前半部分。

最后,双边政治关系对多元距离和投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但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因东道国类型而异。例如,对高人文指数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能弱化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对低人文指数国家,由于投资目的地选择更加多元化,政治关系增进反而弱化了制度距离的促进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双边政治关系的增进会调节多元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作用,但同时也揭示了这种调节作用的复杂性。


- 政策建议

高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强调要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谋划我国对外投资策略,积极制定科学的投资规范,参与全球投资规则制定,逐步增强我国对外投资竞争力,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加速我国从对外投资大国转向对外投资强国。自 2003 年我国开始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处于波动上升的状态,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位列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对外投资流量排行表第二位。但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也存在投资过度集中、投资环境不稳定等特点。

为提升 FDI质量,实现高水平对外投资,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我国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应与其他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双边关系,进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提升。数据显示,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在低人文指数国家更为强劲。由于近年来高人文指数国家的市场出现饱和、封闭的现象,低人文指数国家因其对基础设施,钢铁、电力设备等资源和装备的需求,以及自身拥有广阔的市场而成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热门目的地。基于此,我国更应该通过高层互访、民间交流等形式与广大低人文指数国家结成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求同存异,增加互信,维护稳定的投资环境,尤其是与中国存在地缘冲突或自身政治局势动荡的低人文指数国家。

2. 分散“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目的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这一基本框架基本形成,而且在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下,不管是高人文指数国家还是低人文指数国家,地理距离对于我国对外投资的限制作用均有所缓解。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应注意分散投资目的地,多考虑新兴市场,减少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以避免因投资过于集中而造成不必要的风险和竞争。

3. 加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融合。总体上,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的影响,符合“外来者收益”的观点。但在高人文指数国家,文化距离过大会加剧投资成本和风险,不利于企业投资经营。加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语言、习惯、宗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虽然要遵守“外来者收益”的理论,但也需要通过政府和民间交流的途径,加速与东道国进行文化融合,创造文化包容和文化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4. 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与法律法规。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 ,我国企业应该尊重东道国的发展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对外输出本国制度,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同时,我国投资者也应与东道国加强双边沟通,促进我国企业对他国投资环境和规则的了解。相比较制度完善的高人文指数国家,我国在全球治理指标上的得分比较低,因此我国企业也应该多前往与中国制度差距大的高人文指数国家投资以学习他国优秀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

5.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定不同的投资政策。本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对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即虽然双边政治关系对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所有国家是一致的,但对高人文指数国家和低人文指数国家制度距离的作用不一致。因此,在制定投资策略时,我国企业要综合考虑投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投资优势等各方面,并对不同投资国制定不同的投资政策,不可将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概而论。

6. 回应“一带一路”相关质疑。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信息流通和传播的速度加快。因此,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严格遵守各类规章制度,承担起社会责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以东道国当地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并做到坦诚相待,将投资和项目开展的过程透明化处理。我国主流媒体也应积极配合政府和企业,在中国和东道国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发布正确的、有建设性的报道和评论以回应他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和谣言,加强其他国家对于该倡议的理解,避免因产出不实报道而引发舆论漩涡。


- 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首先,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采用的是 2013—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 3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且未收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的数据,因而缺少该倡议提出前后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比较;同时,本研究数据只包含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并未涉及所有“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数据不够丰富。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时间跨度和样本数量,以实现数据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其次,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行业丰富且投资主体多样,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本研究尚未区分不同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业。为了提出更具体的政策建议以增加研究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后续研究可以将不同的投资主体和不同的投资行业投资额分别做回归,并进行比较。

第三,为了更好地检验双边政治关系这一关键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调节作用,后续研究可以采用指标替换法对双边政治关系采用不同方式定义,或继续采用补充变量法、延长周期法等方式检验回归结果,以确保研究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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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阮萍晶
审核 | 鄢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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