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蔡元培日记1935年1月1日这条下剪附了一则“公告”。这份“公告”的标题是：《殷富多国府要人，因在本埠不动产及存款，无法实行登报公告决议》，刊载于1934年十二月廿六日出刊的《江南正报》。
这份材料公告了急赈灾区普捐会调查所了解的“国府要人”名下在上海的财产。今摘录这份剪报里的“国府要人”及财产数目如下：“蒋介石，房产、地产一百三十万元，不动产约一千万元。宋美龄，不动产及动产合计三千五百万元。宋子文，不动产及动产三千五百万元。孔祥熙，不动产及动产一千八百万元。孙科，不动产及动产四千万元。王正廷，不动产及动产八百万元。吴铁城，五百万元。何应钦，三百万元。张学良，一千万元。王伯群，二百万元。张静江，三千万元。李石曾，一千五百万元。”紧接上面这些数据，这则剪报里接下来还有这样几句话：“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五万万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数无法详确，当在五万万以上云。”
这些数字究竟表示了什么样的财富意义呢？举几个例子参照一下。以基本食物大米来计算，鲁迅1930年日记里几处说及大米的购买：6月21日“买米五十磅，五元七角”，7月22日“买米五十磅，六元”，8月22日“买米五十磅，五元九角”。从这3条日记看，鲁迅一家（含保姆）每月吃米可能是50磅，全年也就600磅，则70多元即可满足鲁迅一家在上海的全年基本食物大米的需求了。再以基本生活资料住房来看，鲁迅一家1933年4月迁入大陆新村，所居住的房子占地8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多平方面，相当于现在上海人说的“联排别墅”、杭州人说的“排屋”，月租费60元，全年720元即可租住。魏京伯发表在1939年6月出版的《鲁迅风》第16期上的《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一文说：抗战前上海头等作家生活，住房一幢、每月需生活费二百元。以此做标准，则一年有2400元可支配、再加住房一幢，即可过上头等作家生活。这样对照上面所列“国府要人”的动产、不动产，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些数字后面的财富意义有所知晓了。虽说不详“急赈灾区普捐会”的调查依据，但也没听说有上述“国府要人”当年出来“辟谣”这回事。也不知留存至今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日记，里面有没有记录对《江南正报》这条“公告”的反应。姑且一说以供参考或作谈资。
蔡元培的这则日记，笔者是从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里看到的。《蔡元培全集》第十五至第十七卷收录了现存的蔡元培先生的日记，第十五卷收录1894-1911年日记，第十六卷收录1912-1936年日记，第十七卷收录1937-1940年日记。蔡先生1935年1月1日的日记里，还附贴了另外2则剪报，标题分别是：《教部调查全国民众教育馆》《北方大力星座中发现一颗灿烂新星》。蔡元培此时正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上。按照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元培先生对上述“国府要人”的熟识，将这则剪报黏贴在自己的日记里，想来大约也是表示有所采信的吧？如果当年这些“国府要人”有出面登报“辟谣”的，以元培先生的老成谋国，以元培先生的持重，应该也会剪报贴附在日记里的吧？可知确实也没有“国府要人”出来有所表示。
《江南正报》系日本人1932年4月10日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报社社长是日本本州岛青森人山田纯三郎（1876-1960）。山田纯三郎和其兄山田良政（1868-1900）都参与了孙中山的反清活动。山田良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追随孙中山，第二年10月曾与孙中山等人指挥惠州起义，同月山田良政被清廷逮捕，22日遇害。孙中山1911年12月为山田纯三郎题字有云：“同舟共济，清之亡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山田先生属孙文书。”孙中山1918年底完稿的《建国方略》，里面的第八章《有志竟成》也曾这样写道：“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这儿的“山田兄弟”即指山田良政和山田纯三郎昆仲二人。
顺带说及，蔡元培先生有剪贴报纸的习惯，粗略统计蔡元培先生日记，蔡先生贴附在日记本上的剪报至少有164则，第一则剪报是1913年3月20日，蔡先生45岁；最后一则剪报是1940年2月28日，贴在蔡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日记上，3月5日蔡先生就在香港病逝了。剪报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以及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蔡元培先生学术主要在对西方哲学包括伦理学、美学的翻译、介绍和阐释，但从他写日记和剪贴报纸在日记里这件事上，也可推知蔡先生的历史意识甚强。蔡先生有史家之气质，是有心人。 2025年1月2-3日修改，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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