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宪政史以光荣革命之君主立宪制为标志，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属于早期宪政史，后期才是现代宪政史的展开以及大发展，不过前期也有一个英格兰宪政主义的演变过程，在伊丽莎白时代达到高潮，并为此后的资产阶级光荣革命埋下伏笔。莎士比亚恰好生活于伊丽莎白时代，其思想关注的一个中心也是王权政治，为此他创作了煌煌巨制的历史剧，累计有二十余部涉及英格兰王朝政治以及密切相关的丹麦、苏格兰尤其是罗马历史剧。莎士比亚的这些历史剧当然具有深厚的早期英格兰宪政主义之底蕴，但作为文学戏剧作品，且莎士比亚也并非完全认同都铎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他的王权观、历史观和宪政观也不属于任何一派，用学术性的宪政史标准来衡量判别，莎士比亚并不凸显其英格兰宪政主义的主流理论叙事。但是，仍然有论者认为，莎士比亚有自己的宪政主义观念，通过历史剧的文学展示，莎士比亚的宪政思想并不输于当时乃至后来辉格与托利两党关切的早期英格兰宪政主义论辩，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与他们的理论著作相互对勘的参照性价值与意义。本书行文到此，通过上述三个部分的分析讨论，尤其是通过对于莎翁十余部历史剧的具体分析和解读，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所呈现的英国王权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政主义的价值，他对于王权以及君主人物的塑造，还有王朝嬗变和王权立废及其正当性法统的描绘和理想主义君主的诉求，这些无不折射出莎士比亚与其时代的忧戚相关，无不显示出莎士比亚卓越的政治想象力。
说莎士比亚与英格兰宪政主义的关系，不能仅就宪政与王权的制约性关系来审视，莎士比亚不是理论家，他是卓越的文学家，他对于英格兰宪政主义的理解，更多的是通过王权化的君主人物塑造，展示权力与君主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对于这种权力政治的历史性梳理、解读和富有政治想象力的艺术创造，他反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示了英格兰早期宪政主义的基本特征。由于他的不拘泥于官方意识形态，使得他的历史剧创作呈现出一个丰富的时空结构，不但容纳了都铎史观，而且还把英格兰周边王国的王朝政治，特别是罗马政制的转型问题，都收纳眼底，从而为英国思想史贡献出一个极其恢弘的思想标本，一个可以把早期宪政主义都容纳其中的历史政治的宏图架构。下面我们从历史观、王权观和宪政观三个方面予以扼要分析，虽然它们并非都属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英国王权这个主题。
首先，我们看莎士比亚的历史观。所谓历史剧，正像我在本书开篇所解释的，主要是一个时间的观念认知，莎士比亚对于政治和王权的思考乃是通过历史时间的戏剧描绘来完成的，要读懂莎士比亚，不能单独看一部作品，而要看他系列性的历史剧。而且，也正像我解释的，他的系列历史剧又内涵丰富，不但有双重的时间结构，还有空间扩延，不仅有英格兰王朝二百余年的历史，还有周边其他王国的王权故事，甚至还追溯到古代罗马政制，追溯到凯撒时代罗马政制转型之际的权力斗争，所以，莎士比亚的历史观可谓气势恢弘、波澜壮阔，非一部大书所能涵盖。为什么如此重视历史，要把王权置入于历史长卷之波涛翻涌之骇浪之中？这不仅在于历史有人物有故事，适宜戏剧文学之表现，更重要的还在于，英国王权或英格兰政治只有在历史的演进中，才能获得较为深刻且真实的把握。恰好，这段莎士比亚描绘的历史，涉及英格兰王朝最为跌宕起伏、政治斗争最为剧烈繁复、人物命运最为悲壮惨痛的时期，这就为人们观察和理解权力及其权势人物的本性，提供了最为恰当的视角。莎士比亚以其天才的政治想象力，创造了一个个悲剧性的君主人物，从而使得这个关于王朝权力的政治史非常生动和精彩，那些玩弄权力并最终为权力所玩弄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及其最终命运，可谓惊天地而涕鬼神。
莎士比亚的历史观不是自然时间的简单绵延，而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时间焦点，那就是他的时代，这个时代恰又是封建晚期与现代早期交汇叠变的特殊时期，是一个多种政治要素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历史时期。所以，这里就具有了某种辉格主义史观的含义，即通过历史来为今天辩护，历史是一种返回到当今语境的倒叙，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不是历史考古学释义，而是为其理想之证成，二百年后出现的所谓辉格主义方法论也大致如此。既然是为当今辩护或提供历史证成，那么什么是莎士比亚之当今的政治图景？说到此，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会发现在它们那里也有占据核心地位的政治人物及其权力结构，历史是围绕着他们旋转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有他自己的理想定格，他们或许就是亨利五世，或者是尤利乌斯·凯撒，但无论怎么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富有想象力的，超越同时代任何其他人的，甚至在今天也是别具一格的。这样一来，莎士比亚的历史观就与辉格主义的价值指向有了严重的分歧，说起来，莎士比亚在此更像托利党的保王主义，他在为君主的权力正当性辩护。但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了，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推崇的君主乃是理想的君主，是充满政治想象力的伟大君王，德才兼备，雄才大略，平凡而卓越，岂是那些泥古守旧的庸俗君主所能比拟？且莎士比亚的时代还是早期的资本主义酝酿时期，离光荣革命以及由这次革命而滋生的辉格和托利两党之论争相去甚远，另外，这两党从总的方面来说，也都不属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党的政治理论说到底仍然属于早期英国宪政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论表述。
第二，莎士比亚的王权观。本书的主题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王权问题，既不是英国史中的王权问题，也不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君主故事，而是两者统合在一起的以君主人物的戏剧化展示所凸显出来的英国王权之要义，由此，它们就既不是单纯的英国史，也不是单纯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而是戏剧中的王权纷争及其演绎情节，蕴含着莎士比亚独特的王权观。由于与王朝历史相互结合，莎士比亚的王权观显然不是横切面的，不是一部君主剧所能完整表述的，而是一个过程性的，由一系列递进有序的系列剧所呈现出来的。前文我已经具体分析了莎士比亚十数部历史剧，解读了众多的君王故事和围绕着王权的残酷斗争，它们分别表现出莎士比亚王权观的某个侧面，若通过历史把它们整合起来，实际上莎士比亚的王权观有一个对于王权演变的历史演进论，具体地说，就是有一个从“君权神授”到“能者为王”再到“王者尊崇”的王权演变逻辑，这个戏剧化的逻辑又与真实客观的英格兰封建王权史大体一致，实现了某种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按照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尤其是两个四联剧，英格兰王国的王权在莎士比亚笔下首先是较为弱势的匍匐于为罗马教廷所统辖的基督教神权的掌控之下的王权，这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与世俗君主二元权力斗争在英格兰王国的延伸所致。其表述就是君权神授，王权受制于神权和罗马教廷的主导，国王作为上帝在世俗王国的代理人而统治臣民，罗马教会对此予以加冕和保佑，约翰王如此，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也都是如此，莎士比亚通过这些戏剧情节，塑造了一个个权力依附于神权加持的弱势而虔诚的君主形象。随着英格兰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民阶级开始形成，人文主义思想迅猛传播，贵族势力也日渐坐大，于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孕育而出，权力和财富的野心鼓励着英格兰精英阶层蠢蠢欲动，觊觎最高王权的野心开始膨胀，于是进入一个能者为王的时代。也就是说，即便是君权神授，君主也不能坐享事成，他必须具有超凡的能力，具备君王所需要的雄才大略和非凡事功，甚至要有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如狐狸、勇猛如雄狮的君主才能。所谓能者为王，势必引发一系列觊觎君权和王位的雄杰铤而走险，于是谋杀、篡位、弑君、叛逆等王朝嬗变的故事和悲剧就产生了，权力的游戏必然会以玩弄权力的豪杰之悲剧性下场为终结，例如理查三世、麦克白就是两位典型的代表。所以，王权固然需要强者驾驭，但强者若没有政治美德及其他规则加以约束和限制，势必也会给王国带来灾难，使得王权陷入无底的深渊，这样就从能者为王，进入王者至尊的新王权形态。莎士比亚为此塑造了几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例如亨利五世，甚至尤利乌斯·凯撒，与此相对应的恰也是英格兰封建晚期的君主绝对主义时期，即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
所谓王者至尊，指的是一位君主不但能够以王权的权能统治王国及臣民，而且还要具备一位王者所拥有的尊荣和仪范，且这种尊荣不是依靠权力强迫树立的，而是来自臣民发自内心自愿所拥戴的，是一种获得人民衷心拥戴的尊崇。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之所以如此，显然君主要具备两个方面的王者特性，一方面要有神权的加持或加冕，也就是说神圣王权论是必须的，来自神的祝福和认同是统治万民的神圣根基之所在；另外一方面，王者要有政治美德，君主应该是一个有为且有德的君主，德才兼备，作为人民的代表或化身，君主要具备一系列优良的美德，这是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流传至今的政治传统。上述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王权具有了位、才、德三个方面的统一：王权通过君主的王位建立了肉身，并且通过一套基于血亲的王位继承法来传承王权的延续，由此避免诸如玫瑰战争这样的王权争斗；君主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才能，使得王国和平有序，既能抵御外侮又能安顿内政，依法治理，裕民富国；君主的美德又尤其重要，君主能够克服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以民为本，崇敬上帝，追求高贵，崇尚光荣，体恤民情，仁爱有嘉，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王权势必获得神的恩宠，致使王权具有了神圣的意味，真正达到了君权神授，不但使王权具有正当性、合法性，而且具有了崇高的神圣性。这样的三者合一的王权，显然就不再仅仅是君主一人之特权，其实他早就超越了君主个人，甚至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王朝，具有了英格兰的民族性和人民性，此后演化的英国民族国家以及国家主权之相关内容，已经孕育其中，王权不仅是国王之权力，更是民族国家之化身，人民之代表。回顾一下英国史，尤其是英国近现代政治史，就会发现，英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莎士比亚心目中的王者至尊，或许就是这样的政治状态，我们从他塑造的一系列理想的君主形象中可以窥其一二，其中蕴含着他的丰富的政治想象力和对于现实政治的超凡的敏锐感。
第三，莎士比亚的宪政观。在研究莎士比亚的众多文献资料中，很少有人谈及莎士比亚的宪政思想，确实如此，按照现有的主流宪政理论，莎士比亚在他的一系列历史剧乃至其他戏剧中，虽然涉及法律问题，但并没有多少符合现代宪政理论的言辞和剧情，说他是一位关注英格兰宪政主义的文学戏剧家，确实言之不妥。但是，如果对英国宪政主义有一个更为广阔和深远的认知，不再拘泥于英国宪政主义在光荣革命之后所厘定的狭义定位，而是把宪政主义追溯到光荣革命之前，甚至能够划分两个历史阶段，并从中发现即便是在英格兰王权绝对主义时期依然还有宪政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实质内涵，那么，我们对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王权问题的认识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莎士比亚宪政观，就不感到奇怪了。甚至相反，就会意识到，莎士比亚的政治关怀，他的理想主义王权寄托，以及所塑造的一系列君主形象，还有其充满着现实敏感的政治想象力，其实无不蕴含着英格兰宪早期政主义的气息和精神。
本书的主题固然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英国王权问题，但其底色还是试图通过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王权观，揭示莎士比亚的宪政理想以及对于后世的启发意义。当然，我在此遵循的不是规范主义的宪法学，而是政治宪法学及其历史主义的宪法观，即从政治权力或王权的塑造以及规范生成的历史演进中，寻找英格兰王权是如何在王朝嬗变中逐渐演化到王者至尊的绝对主义，再进尔生发出一种改良主义的宪政机制，并最终为光荣革命及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历史的根基。从这个视野分析和解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其可圈可点的东西就非常之多了，因为莎士比亚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宏大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君主），描绘了一系列政制危机的非常时刻，铺陈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戏剧场景，这一切都是观察政治权力以及权力运行和制度与人性制约的宪政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不是一些干巴巴的法条规范，宪政主义演进依据的是其背后活生生的动力机制，人性与权力以及制度设置是相互匹配和协调互生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政治时刻，当政治秩序面临危机以及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对峙难以调和的时候，那么考验政治人物（君主或最高权力的掌握者）的人性及其品质的情况就出现了，考验一种制度的合宜与否也就出现了，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个王国的命运也就由此而确定了。
纵观英格兰王朝史，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总是能够抓住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把他对于政治的思考投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王权观，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宪政观。值得庆幸的是，莎士比亚的宪政观是与英格兰历史的实际进程相呼应的，是与英国近现代早期政治的发育和转型相匹配的，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揭示了一种隐含在王权绝对主义之下的早期宪政的雏形及其内聚的生命力，而这是很多理论家和编年史家所没有看到的。正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宪政主义的一种政体形态一样，英格兰的王权绝对主义也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种政体形态，莎士比亚或许对于都铎王朝的王权专制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有一些不满，但他总的来说，还是拥护和赞赏这种王权绝对主义的，因为正是都铎王朝的创建结束了陷英格兰王朝于战争、灾难和混乱乃至崩溃深渊的玫瑰战争，从而打造了一个新的王朝，并且对前两个王朝又都传承有继，也可以称之为都铎王朝的“光荣革命”，都铎史观就是这种复辟主义的历史叙事。与之对勘，我们发现，斯图亚特王朝发生的光荣革命也是遵循着这个同样的逻辑，君主立宪制也是一种光荣的复辟，但却开启了一个英国现代国家的新时代，同样如此，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的王权绝对主义不也是开辟了一个英国返古开新的新时代吗？只不过前者重点强调的是限制王权，后者重点强调的是巩固王权，无论是限制还是巩固，但都是对于王权的一种规范和定位，它们的不同皆是因为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使然，它们都属于英国的宪政主义渊源，并且形成英国宪政主义的大传统。由此观之，莎士比亚的宪政观必然占据重要的一环，莎士比亚历史剧所展示的王权问题，必然是英国政治史乃至英国宪政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页。
“一篇读罢头飞雪。”行文至此，我耳畔不禁回响起这样的诗篇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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