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这是不同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也是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形成的基础。与此同时，长时间的经济往来和民族迁徙，也极大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多元一体格局。
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在《史记》《汉书》《辽史》《金史》《契丹国志》等史书中均有一定程度的记载，但大多数情况下，史书只是粗线条的事件记录。我们在史书中看不到更加完整的“故事”和更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看不到生动可感的场景。基于此，文学就成为记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的另一个重要载体。
文学以个体化的视角呈现了历史细节，弥补了历史记录的不足。如唐代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阶段，当时的长安城，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使者、商人、文人在这里穿梭，也有来自异域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这一时期有很多诗人的身份与家世都与少数民族有密切关联，他们以诗歌的形式，把大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呈现了出来。诗人元稹是鲜卑族后裔，他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中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诗人感慨于胡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已经持续多年，这种文化的交融带来了新的音乐风格，他担心这会使传统的雅乐面临挑战。元稹在诗中展现了一段时期下人们生活的缩影，同时也呈现了那个时代诗人独特而微妙的内心世界。李白精通月氏语，且对夷族礼节十分精通，长相也有胡人特征，有可能是胡汉混血儿。李白的诗歌中有众多对西域器物、西域音乐、西域舞蹈和胡人生活状态的描写，如《少年行·其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首诗把长安少年风流倜傥、任性潇洒的生活状态和长安城中胡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景象都呈现出来了，读来真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卢纶的《塞下曲》写道：“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在塞外辽阔的穹幕下，庆祝胜利的宴席已经摆好，羌族人和唐军共同庆贺，还没来得及脱下铠甲的将士们带着微微的醉意翩翩起舞，歌舞声在山谷间回旋。整个场景充满了胜利的豪情与民族团结和睦的喜悦。从唐代文学文化交融的状况来看，当时的诗人对国家民族有着高度的自豪感，在他们眼里天下国家一体；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蛮夷和华夏的鸿沟，他们的诗歌寥寥数笔，却将唐代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历史观念生动呈现出来。
再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祖先是满洲八旗人，他的族籍是满族，他的母亲是汉族。曹雪芹以这样的文化身份，对清代社会民族文化融合的状况做了最为细腻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中的人物，居家便服多为汉装，而社交礼服则偏重满服。《红楼梦》中写到的獐子、狍子等都是满族食材，糖蒸酥酪、萨其玛等是满族传统食品，火腿炖肚子、胭脂鹅脯、酒酿清蒸鸭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等则是汉族珍馐。作为一个多民族血统融合的知识分子，曹雪芹不分彼此地将清人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写了出来。这是我们在史书中看不到的文化细节。
在这片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土地上，汉文化的影响力固然更大，但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融入，却常常是汉族文学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契机。每个朝代都有作家因为种种不同的契机而在民族文学交流中获得新的创作题材，得到新的创作启示。比如明代诗人杨慎被贬云南后，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在西南边陲广泛结交各族名士，如白族文人李元阳、杨士云、董难、李东儒、金磊，纳西族文人木公、木高、木东，蒙古族文人章鹏，彝族文人左明理、左祯等均与杨慎有过交游，甚至有应酬唱和之作。杨慎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是在交游过程中创作出来的。那里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比如纳西族木氏家族就有很深厚的儒家文化修养。可以说，中国文学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民族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这边风景》，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13年4月
如果说古代作家大多是在无意间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为我们呈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一大批作家带着责任和使命，对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生息繁衍的过程进行了如实描写。如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闻捷的《天山牧歌》、王蒙的《这边风景》、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一批优秀作品，向我们呈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也写到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达吉和她的父亲》将凉山彝族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微观的视角呈现出来，从而将不同民族从冲突走向彼此接纳和理解的过程写得具体而生动；《天山牧歌》采用组诗形式呈现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的新生活。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有了更自觉的意识。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获奖作品
比起视觉艺术，文学能够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和心灵深处，将人物最为深幽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碰撞、交流的过程，民族文学理应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通过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作品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作家认识到了以民族文学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所有民族文学创作者必须面对的时代问卷。作家们用自己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跨越民族界限的故事，提交了令人满意的时代答卷。比如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在新疆农场长大的阿舍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混血儿。她的外祖父是来自山东的汉族，外祖母是新疆当地维吾尔族，父亲是湖南到新疆的知青，侗族。阿舍身上流淌着汉族、侗族、维吾尔族三个民族的血液。民族身份的多重性给了她成长的困惑，同时也赋予她更为开阔的视野。《阿娜河畔》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汇聚在新疆的农垦区，他们带来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形成多元文化的交融。这种交融不仅丰富了边疆的文化生态，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通过藏人的视角，艺术呈现了西藏百年发展历史中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故事。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这样红》则描绘了跨民族的深厚情谊，颂扬了各族人民间的无私互助。这些获奖作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情感和心理基础。借助于“骏马奖”的社会影响力，把这些优秀作品推广出去，有助于让更多读者看到民族文学的新高度。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各民族的文化特色、风俗习惯等，打破民族隔阂和偏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
未来我们不但要打破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深入挖掘和整理各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并欣赏到优秀文艺作品中不同民族的文化魅力，让心灵在文学的海洋中自由交流，同时还需要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继续用文学的形式展现新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展现这一过程中存在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今天民族关系的新特征。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作家能听到时代的召唤，用文学来反映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心路历程。在中华大地上有不少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村庄，比如北京密云的河西村、云南大理的郑家庄，都拥有7个以上民族，是典型的互嵌共居村落。对于不了解这些村庄的人来说，非常希望有人以文学的形式为我们呈现这些村庄民族杂居的历史原因和交往交融的故事。因此我们期待作家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尤其是那些身处民族地区、深入了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状况的作家，请拿起你们手中的笔，用真实的描写和独到的个人视角，把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记录下来，这将是另一个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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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1月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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