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很多创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历史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949年之前。
当时的老师数量、学生数量以及专业配置远不能跟今天相提并论，相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仅有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
1952年的院系调整，其核心思路就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工业化进程，把大学往专业化发展，把学科向工程领域倾斜。
在1950年代适应国家工业建设方针的指引下，工科类大学招生数量开始明显上涨，比如清华大学1949年的学生总数仅2300余人，1952年院系调整后增至5078人，1960年在校生总数超过12000人。
1950年代的清华校园地图。
京张铁路改线为清华大学东扩提供了巨大空间，扩建后的校园高达6000多亩。
为了适应院系调整和招生扩大带来的校园使用者规模变化，这一时期不少大学被迫进行了“应急建设”。
相对其他学校来说，位于京城北四环到北五环之间的清华大学显得尤其幸运。
五十年代中期，清华校园东侧以京张铁路为界，再往东为大片农田；从1955年开始，经过蒋南翔校长的奔走和请求，清华东扩的建议获得了上级领导支持。
1957年，在清华大学与铁道部、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将当时的京包铁路正线自知春路北侧至箭亭14号桥间线路东移800米，完成了清华大学校园东扩最为关键的一步。
如今回头看，单就最初的校区位置来说，清华比人大、北航、北理工、北邮、北交大、北师范等很多高校都要靠“外”，然而恰恰是“偏僻”让清华获得了宝贵的扩展空间，形成今天十分罕见的单一大型校区。
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越早遇到发展瓶颈，越早思考新校区建设的大学，往往越占便宜。
八十年代外迁的地脚好于九十年代外迁的地脚，九十年代外迁的地脚则好于2000年后外迁的，假如到地价高涨的2015年之后才开始物色新校区，难以想象会搬到什么地方……
海淀区高校分布图。除清华、北大、人大外，其他学校的新生大都要到遥远的昌平、房山度过本科生涯（至少是一二年级）。与文理科类院校相比，工科院校的一些大型实验室非常占空间，两三千亩的校区属于标配。
南京仙林大学城，越往东北方向越远离市区。当中最著名的南京大学是最晚启动新校区建设的，因此位置最靠外。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上海。
交通大学的老校区位于上海内环寸土寸金的徐家汇，占地只有300多亩。
五十年代西迁工作实施后，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彻底完成，最终于1959年调整为两地办学——西安部分成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成立上海交通大学。
1980年代初，校区空间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上海交大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在扩大校区面积这一关键问题上，学校面临两种选择：原处扩建或在郊区征地建新校区。
交大徐汇校区周边被密集的居民区包围着，根据粗略估算，如果要动迁出周围200亩面积，所花代价接近1亿元，且周期至少三年；而学校当时每年拿到的基建拨款仅500万元，堪称杯水车薪。
于是经上级部门批准，上海交大在全国率先异地办学，开启闵行新校区建设。
1985年7月2日，在新校区的东北角一个用竹席搭建的棚蓬里，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奠基典礼。
联通闵行跟上海市区的道路叫做“沪闵路”，听名字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郊区的割裂感与距离感，不过以今天的视角看，“闵大荒”其实不算荒，毕竟后来许多沪上高校被迁去了嘉定、奉贤和临港。
交大闵行校区的一处草坪，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目前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凯原法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设在徐汇校区，其他学院均迁至闵行校区。
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上级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
在这份建议中，汤敏认为扩大高校招生数量非常必要，应使高校招生量在三至四年内扩大一倍。
1999年6月，扩招政策正式出炉，当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即增加51.32万人，达到159.68万人，而这一数量在今天超过了1100万。
根据2023年统计数据，中国人数最多的十所大学分别为郑州大学72620人、吉林大学70850人、四川大学64930人、山东大学63520人、武汉理工58580人、中南大学58280人、浙江大学58000人、华中科大56460人、中山大学55730人和武汉大学55040人。
在校生人数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学校基础设施扩建升级。
高校校区统计结果显示，已经运行和拟建的985大学校区共计达140个，平均每所高校超过3个校区；普通院校虽稍逊色，但一校多区的现象也十分常见。
由于本轮新校区启动建设的时间跟房地产浪潮完全重合，地价问题成为绕不开的考虑因素，一些“偏僻”的新校区纷纷涌现，而且没有最偏只有更偏。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陆亦可和汉东省某高校基建处处长相亲的片段。在大基建时代，高校负债率急剧升高，许多利益纠葛逐渐暴露。
最近这些年新建校区的共同特征是内部设施完善、条件好，但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周边生活设施不完善。
以网络上热议的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为例，它距离兰大位于市区的本部40多公里，因绝大部分教职工仍定居在城区，使得每天向新校区通勤成为难题。
其实类似兰大这种情况的国内高校新校区有很多，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一些“偏远地区”或将永远“偏远”下去。
有朋友要说了，许多欧美知名学府不也是坐落在郊区小镇上吗？
此言不假，但去过海外知名大学的朋友想必都有体会，美国、欧洲的那些“村镇”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村镇”，其环境舒适度、居住适宜度、配套完善度丝毫不逊色于市中心。
很多大牌教授愿意留在这里教书，更像是追求一种远离喧嚣世外桃源般的惬意。
可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市、县、镇、村在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是等级森严的，比如：万象城就配到二线城市，万达广场就配到三四线城市，乡镇里最多有个大卖场，村里则是小卖部和大集。
中国大学在校区内部设施方面已经逐渐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城市、乡镇整体环境的提升仍任重道远（比硬件设施更难提升的是人文环境）。
兰州大学新校区坐落于人口约1.7万的夏官营镇，校内很漂亮，不过配上背景后就有“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感觉。兰大新校区和兰州机场分别位于城区东西两个方向，二者之间的距离高达110公里。
康奈尔大学坐落在一座小镇上，当地拥有两万多名学生和三五万居民。在国外留学住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多数学校的校内宿舍名额有限，且价格不低，使得学生只能选择校外自己租房，客观上增加了大学的开放程度。
新校区远郊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影响即“大学高中化”。
最近几年面临不尽如人意的就业形势，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考研或考公，导致本科教育出现“高考化”的倒退趋势。
而新校区的偏远使得原本熙熙攘攘的大学生活变得日趋封闭起来，学生走出校园的机会更少，进一步巩固了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
毕竟周围都是村镇，封闭的大学校园已经是放眼望去最繁华、最高档的社区了，学生们除了偶尔进城之外并不愿意走出校门。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大学所在城市跟就业水平是强相关的。2023年哈工大深圳校区共在24个省区市招生，其中在15个省区市的录取分数线超过了校本部。
高校是青年学子从学生角色向社会角色的一个过渡场所。
在这段时间里，青年学子需要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多去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了解职场信息，以成人自居而不是以学生自居，从思想上摆脱对象牙塔的依赖。
按照世界公认的法律年龄，年满18周岁就是成人了。
多走出校门看一看，跟小商贩砍砍价，跟中介唠唠嗑，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接触一下，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