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仇英《清明上河图》，比起宋人张择端的原本，设色更加清新可爱，状物也更精细入微。并且，它诞生于书画艺术日趋繁盛的明代中后叶，复制与传播的条件都更为优良，于是成了历代观众想象古代都市繁华的宝贵依据。
在这幅长卷中寻找细节，还能让我们知道，绘画究竟是如何被创作、装裱和买卖的，因为艺术活动的“上下游产业”都在那市井百业之中。不妨说，在仇英用绘画讲述的诸般世态故事里，恰藏着一段绘画的生命史。
古人不怎么喜欢在绘画里表现绘画创作的情形。想通过图像了解画家如何表现“一名画家在画画”这件事，竟然有一点困难。只有类似《西园雅集图》这样的人物故事图画，因为故事的蓝本里有李公麟作画的情形，画面上才总是有一位文士拈笔运思。除此之外，哪怕是表现文人雅趣的“琴棋书画”主题四条屏，画家将弹琴、下棋、写字三件雅事一一呈现之后，仍会将“画”这个主题表现为一群读书人在僮仆服侍下优雅地观览古画。显然，“画画”起初并不是文人士大夫的理想行为。
《清明上河图》里却有一位画家为主顾写肖像的情景。写像这样的细分领域，从来就不在所谓“文人”关心的创作范围之内，却得到了简单直白的呈现——原来只要对着真人，一笔一画写其神貌，一幅肖像画就诞生了。不过，在水准较低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复制品”中，这一情景时或被简单缩略，画家对面的那位客户消失不见，他便成了一位对着空气画人脸的奇异人物。
其实，在没有照相术的时代，肖像画的潜在主顾实在不少。无论为留下特定时期、特定遭际下的纪念，还是为保存自己在这世上生活过的见证，人们总是想把自己的形影留在天地之间。恩荣加身，要画《宦迹图》；传承学业，要画《授砚图》。这类纪念性作品中，人物面貌都得真实清晰。到了性命忧虞之际，古人更会请画家为自己描摹一张简单的容像，留供后人拜祭之用。
这种朴素的需求真切可掇，甚至能够进入虚构世界，成为故事情节的催化剂：《牡丹亭》的女主角杜丽娘生了病，便要画一幅自己的肖像，寄存在自家园林里，以证自己曾经见过这世上的春光。看来，画肖像实在是职业画家必备的技能。即使是以山水、花鸟画知名而全然衣食无忧的名家，也可能掌握这种专门的绘画技巧，只是不轻易为人动笔而已。
肖像画是一种特殊的作品，画完之后，往往被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在需要展示的时候打开并陈列，邀人题咏或供人瞻拜。而多数绘画作品的创作其实比画肖像辛苦得多。古人买画常常是为“补壁”：一件件画作，会真正悬挂在窗下斋头、粉墙之上，唤起观者的烟云之思。不过，画作如果未经装裱，它根本经不起这样长久的拉伸。
二
古人曾概略地说，纸上绘画大约千年会失去神采，绢素上的八百年就黯然失色。这些话都是就装裱过的作品而言的，不然，任何画片都熬不过北地春风、江南梅雨，旬日之间就委顿不堪了。不妨说，裱褙工匠是绘画的养父母，为它们穿上韧性十足的衣服，给它们以平整舒适的居住空间，让它们尽可能免于虫害霉痕，以便在漫长的展陈岁月里尽量风姿如昔。一幅画的生命有多长，一半取决于“养父母”的手艺有多高。而其实，这幅画的气质，也有一部分是“养父母”打扮出来的。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里正有一家装裱店。这家店挂着“精裱诗画”的招牌，当间有一张大桌子，桌上平铺着两张大纸，两个伙计各持棕刷，利用面前的糨糊、清水，将纸刷平。他们身后的墙面上，平贴着许多裱而未干的作品。正墙上有山水、墨竹、行草各一帧。侧边长凳上坐着两位客人，其身后又有山水长卷、花鸟立轴并几个看不清内容的斗方。这些作品几乎囊括了书画的主流题材与形制，不唯突出绘画行业的繁荣，也在暗示装裱店生意之兴，匠人手艺之佳。
这样的店家不只出现在画上，也存于古典戏曲小说之中。经明清人整理传世的南宋话本《碾玉观音》里，就有“车桥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之语。似乎可以推断，那时的裱褙工匠就已经开店经营了。至明末，阮大铖的戏曲《燕子笺》里，更有一位裱褙匠人登场献唱。曲词洋洋得意——任你是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的书法，还是荆浩、关仝的绘画，所有铭心绝品到了店里，全得脱胎换骨，到那棕刷下走过一遭。
这曲词自有浅显的道理：每一个直接接触作品的人，都具备一定程度上改变它的权力。裱褙匠人精心对待还是草草了事，于装成的实物来说，效果大不相同。更有甚者，这群从事装裱的人一生都在接触作品，自然早已形成了一套对真伪优劣的看法，可能比一般的鉴藏家眼力更佳。豪富之家有时会请他们来为藏品做鉴定。传说明朝奸相严嵩当国之际，大家都拍其子严世蕃的马屁，争相馈送古书画为贿赂。严家就请一位姓汤的裱褙匠人提供真伪鉴定服务。如此，送礼之人自然不得不先打点好汤先生，让他对自己所送礼物加以美言。苏州有个官儿，偶得所谓“张择端牌”《清明上河图》，拿去孝敬小严衙内，却没能先走通“汤裱褙”的路子。汤氏直言“这是假的”，这位官员后来竟落得死刑。这个残酷的故事说明了专家的权力之大，一句话便可抹杀一件作品，也可让一个人跌进历史的缝隙。
三
经过装裱的画作，便可以去店里售卖了。画中正有一家古董铺子，挂红框白底的招幌，写着“诗画古玩”几个字。招幌边上垂挂着整排器物，鸟笼、宝剑、古琴等无所不有。地下置两个坐墩，以安顿客人。这铺子开在大户人家之侧，门首的石狮子背后便是店家柜台上的一面大理石插屏。长长的柜台内部有一个高低三层的大货架，中间用竖挡隔开，每一格各放置若干器物。右手边的高架子上前置高高矮矮的青铜器、后边并陈着八个立轴与一摞书。左手边，两名客人正从坐墩上立起身来，共同观览店伙展示的一挂山水画立轴。
古董行有行商坐贾之别，行商带着四处收求的作品拜访大户人家，一一求售；坐贾则派遣伙计外出收回货物，放在店里慢慢经销。但这并不代表其全部生意都集中在这区区小店里。时代较晚的北京琉璃厂古玩铺，一家店就是一个小型的寄卖行。除了买卖古物，铺子还能代订代销“当代名人书画”，甚至能主动出击，按需为客人探寻古画，在商业的底色上平添了服务业的贴心气质。
其实，在行业分工并不那么明确的时代，“办企业”与行商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独立的个体也可以为一家古董行介绍生意，从中抽成。在这样一个从创作到鉴定、收藏等处处凭趣味与眼力说话的行业里，“职业道德”的边界也不像现代社会中那样明晰。清王朝灭亡后，昔日的满人贵族曾向外国人兜售高古书画名迹，并代相好的古玩铺销售旧画，博取善价。确有大量中国书画在那个乱世里流传海外，而其实，据今日所能见到的文物图像来看，有不少都是贴牌的作坊流水线产品，当不得真。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在明清的文化世界里风靡已久，自然是这些产品中的俏货。今日流传宇内的各个版本，细节大同小异，而绘画水平与用意程度则有天渊之别。有些偷工减料的版本甚至省去不少情节，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将它视为都市盛景的写照，甚至通过它去想象明清中国城市的繁华。而且，在与作品朝夕相处的过程中，观众也许能通过感受古典绘画的技巧，想象出一个古典的中国。
列强叩关以前，当然也有买卖书画的商人，而且他们当然也曾把作为“文化产品”的绘画卖到各种地方去。曾有学者曾经指出，1748年，一位朝鲜外交官出使日本时，就在公务场所见到了日方特地陈列的《清明上河图》。根据今日掌握的知识来推测，那多半只是件“贴牌商品”而已；然而在那样庄重的外交场合，它却曾是日方用以标识文化归属的“唐物”——画里的中国令人羡慕，而一幅假画也堪宝贵，它或许也有助于建构文化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