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无手机教育”到来，这届年轻人会重获幸福吗？
作者 | 胡泳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苇草智酷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2024年3月出版了一本名为《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的书。这本书有一个惊悚的副标题：童年的大重构（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如何引发精神疾病的流行。这位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在书中描述了由于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便捷访问，Z世代（目前年龄在12至30岁之间）成员正在面临的心理健康危机。海特认为，自2000年代末以来，儿童游戏式童年的减少、过度保护型父母的影响，以及智能手机使用的增加，对青少年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他主张在学校禁止智能手机，提倡学生使用功能有限的翻盖手机。所谓“童年的大重构”，指的是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的兴起。海特相信，智能手机作为罪魁祸首，让Z世代“持续接触社交媒体、在线视频游戏和其他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从而点燃了全球一代年轻人焦虑和抑郁的野火。他认为，这种青少年的堕落有四个基本危害：社交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分散以及沉迷。自2010年以来，青少年每天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大幅减少；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的学生数量增加；报告自己只有少数亲密朋友的青少年比例上升。
而这些变化并未发生在30岁以上的人群中，并且对女孩的影响大于男孩，这些影响包括社会比较、网络霸凌和自我价值感的削弱。海特还探讨了社交媒体导致“精神退化”的概念。虽然海特本人是无神论者，但他指出，精神实践包含一些普遍的人类体验，例如集体仪式、与他人同处一个地点的感觉（“具身性”）、沉静冥想、自我超越、不轻易愤怒且易于宽恕，以及在大自然当中找到敬畏感。这些体验在社交媒体中基本缺失，因此孩子们丧失了人类体验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海特将这种现象与“失范”（anomie）的概念联系起来，并指出，调查显示青少年在社交时间、亲密友谊和总体生活满意度方面都出现了下降，而焦虑、抑郁和自杀率则显著上升。美国各地的教育界领袖对该书的反应十分热烈。它连续四周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得到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和杰西卡·赛恩菲尔德（Jessica Seinfeld）等名人的推荐。阿肯色州州长萨拉·哈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向美国其他各州州长寄送了该书，敦促州长们“共同努力，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限制屏幕时间，鼓励户外活动，以应对美国的心理健康危机”。目前美国至少有19个州通过法律或制定政策，在K-12公立学校中对学生使用手机进行了严格限制。例如，2024年7月，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Glenn Youngkin）签署了行政命令，推动限制在弗吉尼亚学校使用手机。该命令称，上课时使用手机的学生学习效果较差，成绩也较低。“此一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分心；大量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的专注力和参与学习的能力产生累积、持久和有害的影响。”
17年前问世的iPhone开启了现代智能手机时代，所有当前的中小学生都出生在这一时代里。但现在终于涌现了一股潮流，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的权限可能会被大幅限制。美国越来越多的学区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正在采取新的手机管理政策，由此展开的公共辩论也明显倾向于支持更严格的限制。从沿海到内陆，家长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孩子焦虑、抑郁、沉迷于手机，缺乏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技能，因为他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太多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共识，限制手机使用将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表现。“无手机教育”（cellphone-free education）理念开始风行校园，目标是帮助学生摆脱手机的干扰，专注于发展学习能力和社交技能，同时改善心理健康。其实现方法包括：设立手机存放区：要求学生在进入校园后将手机存放在特定区域或上交给学校。提供替代工具：使用纸质资料、计算器或功能简单的设备（如翻盖手机）作为手机的替代品。制定明确政策：建立严格的手机使用规则，并与家长合作监督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
仍以弗吉尼亚州为例，州教育部于2024年8月15日发布的指导草案建议，在整个“上课铃到下课铃”（即学生到校和离校）期间，各年级学生的手机应保持关闭并收起。如果家长需要在上课期间向孩子传递信息，应通过学校办公室联系。而根据加州州议会的最新法案，允许学校使用置物柜或Yondr锁袋来限制学生使用手机。Yondr锁袋是一种材质柔软的手机大小布袋，开口设置磁性锁，学生把手机放进袋内的时候会自动上锁，直到下课之后到指定地点，接触磁性装置之后才会解锁。皮尤研究中心研究表明，智能手机引入10年后，美国95%的青少年都拥有智能手机，45%的人表示经常使用手机上网。上网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是社交媒体平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2023年的一份报告发现，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几乎是普遍现象”，高达95% 的青少年和40%的8-12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3.5个小时。随着研究人员开始尝试评估这种“屏幕时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一些研究报告了令人担忧的结果。2017年发表在《临床心理科学》（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的一项广泛传播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使用屏幕的时间越长，他们出现抑郁症状或尝试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他们花在非屏幕活动上的时间越多，例如参加体育运动或与朋友外出，他们出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结果引发了人们对“沉迷于智能手机的一代”的恐惧。“无手机教育”不仅仅是美国的共识。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屏幕时间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学生使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在校期间的使用越多，他们的数学成绩就越低。为此，该组织建议，在学校校园内全面禁止手机使用。2024年6月，西班牙曾提出立法建议，将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年龄限制从14岁提高至16岁。而在法国，从2023年开始禁止15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获得父母准许后，大多数人都可以绕过政府的这项禁令。澳大利亚议会在2024年11月28日通过《2024网络安全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法律规定，如果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不能系统性阻止16岁以下儿童持有账户，可被处以最高5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5亿元）的罚款。据路透社报道，正是海特的书成为了该修正案的催化剂。海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过度保护孩子，但却在网络世界中对他们保护不足。澳大利亚通讯部长米歇尔·罗兰（Michelle Rowland）表示，推出上述法律的目的，是保护青少年，而不是让青少年隔绝于网络。罗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青少年，而不是要惩罚或孤立他们。同时，我们也是为了让家长们知道，在保障儿童健康和幸福方面，我们和家长属于同一阵营。”
罗兰援引政府的一项调查报告称，95%的澳大利亚家长都认为，网络安全是他们在养育孩子方面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罗兰指出：“14岁至17岁的澳大利亚未成年人当中，近三分之二曾浏览过有害内容，包括药物滥用、自杀自残以及暴力，另有四分之一的人则接触过宣扬不健康饮食习惯的内容。”
自从2021年举报人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披露了Meta的内部邮件，揭示该科技巨头早已知道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以来，全球各地的领导人一直在为如何遏制这一技术对年轻人心智造成的上瘾效应而苦恼。2024年夏天，美国卫生总监维韦克·穆尔西（Vivek Murthy）撰写了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呼吁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张贴类似于烟盒上的警示标签，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风险有关。“为什么我们未能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危害，而这些危害的紧迫性和广泛性丝毫不亚于不安全的汽车、飞机或食品？这些危害并非意志力或教养方式的失败，而是由于在没有充分安全措施、透明度或问责机制的情况下，释放了强大的技术所导致的结果。衡量任何社会道德水准的标准，是看它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拥有让社交媒体对孩子安全的专业知识、资源和工具。现在是鼓起行动的决心的时候了，因为孩子们的福祉正面临威胁。”
问题是，许多孩子对这样的禁令不以为然。他们的一个争辩是，大人们也同样重视自己的移动设备，为什么却要干涉我们？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城市事务与规划副教授沙利尼·米斯拉（Shalini Misra）研究环境与社会心理学。她总结了为什么人们如此广泛地关注儿童和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问题。米斯拉说：“因为他们还年轻，大脑仍在发育中”，孩子们很难应对智能手机带来的刺激和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大脑中处理执行功能（比如解决问题、进行组织和集中注意力等任务）的部分还在成长。成年人也会在不断的信息流中挣扎，但他们的执行功能更加发达。“他们的冲动控制能力更强，管理和调节情绪的能力也更强。”米斯拉曾经就移动设备的存在对社交互动的影响进行过一项研究。她发现，当两个人进行对话时，如果至少有一个参与者将手机拿在手中，或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对话的质量就会下降。“他们说，双方的共情削弱了，觉得彼此间的联系也减少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紧密，手机就越是一种障碍。”海特提出了一种四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青少年对手机的依赖问题：然而，对海特的书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海特的批评者认为，他利用了一些确实存在的现象——例如抑郁和焦虑的孩子、对科技的过度依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对智能手机进行了过于宽泛的指责，而问题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正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学教授坎迪斯·奥杰斯（Candice Odgers）在《自然》杂志上对《焦虑的一代》的批评中提出的那样：“社交媒体真的是青少年心理疾病流行的幕后黑手吗？”根据奥杰斯的说法，答案是否定的。她尖锐地指责海特“仅仅通过观察趋势线编造故事”，并表示他的书的核心论点“没有科学支持”。奥杰斯指出，海特犯了将相关性误认为因果关系的基本错误。奥杰斯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综述分析了40项此前的研究，未发现智能手机持有、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她引用的2023年一项覆盖72个国家的幸福感与Facebook普及率的分析也没有提供将社交媒体传播与心理疾病联系起来的证据。（这些研究人员甚至发现，Facebook的普及与青少年幸福感的一些积极趋势有关。）另一项分别对500多名青少年和1000多名大学生进行的为期两年和六年的调查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奥杰斯认为，海特从如此不确定的科学结果中得出“青少年有问题，因此智能手机不好”这一大而化之的结论是错误的。他犯了事后归因谬误：后此，故因此。这是逻辑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认识偏误，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推理：如果A事件先于B事件发生，则A事件是B事件的原因。讽刺的是，海特自己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曾经指出，“道德推理通常是事后构建的”，即在已经做出判断后才进行推理。科学家同行表示，他的书宣称“不道德的科技已经腐蚀了当今的青少年”，因而掉进了同样的陷阱。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普热比尔斯基（Andrew Przybylski）强调：“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现在，我认为海特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
斯特森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 Ferguson）表示，海特的书正在煽动对社交媒体的道德恐慌，让人联想到关于视频游戏与现实暴力的关系的辩论。像奥杰斯一样，弗格森在2021年也对30多项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他说：“总体而言，正如视频游戏等以前的媒介一样，人们对屏幕时间和心理健康的担忧并没有可靠的数据依据。”
荟萃分析发现，使用智能手机或社交媒体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或自杀倾向之间没有联系。海特回应了批评，辩称他和他的合作研究者扎克·劳施（Zach Rausch）汇编了大量实验研究，其中大部分都支持他的说法。海特还强调，虽然有许多相关性研究，但他的研究也包括因果关系的证据。并且，在一档广播节目中，海特反问：“我一直在要求提出替代理论。你认为不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指出，在2012-2013年，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指标突然出现了急剧的下滑，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等地都是如此。“我等着有人找到一种只在这些地区释放的化学物质，特别影响女孩，年轻女孩最甚。如果有人能找到，那你就有了另一个故事。”
批评者们迅即指出，海特在诉诸无知，这是另一种逻辑谬误：替代理论不存在，因此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显然，畅销书排行榜上缺乏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其他解释，并不意味着海特的书就是正确的。答案可能就处在两方争论的中间：智能手机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在一点上，我认为海特是对的：智能手机是瑞士军刀型工具。我想从A点到B点，它有地图功能；我想吃饭，它告诉我附近哪家餐馆排名最高；我想听音乐，它有网易云音乐；我想看视频，它给我抖音。这太神奇了，起初看上去对任何人的心理健康都没有害处（甚至好像还有点益处）。然而，App经济的发展，迅速改变了智能手机的角色。想象一下，现在你口袋里有一个设备，成千上万的公司都在努力吸引你的注意力，并力图让你保持在它们的应用上。结果怎么样呢？手机从你的工具变成了你的器官。几乎所有的人都带着手机睡觉，把它放在枕头下、床垫上，或者至少在床侧的一臂之遥。他们在入睡前查看社交媒体，并在早晨醒来时立即拿起手机（很多人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把手机当闹钟）。刷手机是他们入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他们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一些人使用了成瘾的语言。“我知道我不应该，但我就是忍不住。”有多少人仅仅是想睡前小小放松一下而拿起手机，结果，不知不觉地刷了两三个小时而影响了睡眠？想想看，我在这里说的都还是成年人。孩子们更容易受到一种想法的影响：“这事太难了，不如先轻松一下。”就连大人都始终在寻找比手头正在做的事更有趣、更轻松的东西。然而成年人已经有了完全发育成熟的前额叶皮层，青少年却没有。所以，只要手里有各种各样在手机上发生的有趣事情，它们就会把青少年吸引走，更别提社交媒体了。海特说，当你换上智能手机，拥有前置摄像头、Instagram和高速数据的那一天，那就是这个设备可能变成你的主宰的那一天。对少年儿童来讲，他所说的“童年的大重构”便是指这样的时刻。那么，经历了重构的童年，这一代年轻人会如何长大呢？过去有一个被称为“U型幸福曲线”的现象，其中青少年晚期和二十多岁的人与六七十岁的人一样最幸福，而中年人则相对比较不幸福。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直到几年前还是这样。而现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通常不会说自己是最幸福的人。经济学家大卫·布兰奇弗洛尔（David G. Blanchflower）的最新一篇工作论文显示，上述U型曲线现象已经不再成立。他研究了34个国家，发现青少年晚期和二十多岁的人实际上是最不幸福的，或者说最焦虑的。无论如何测量，年轻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曾经他们是最幸福的群体，现在却化作了最不幸福的。由于成年人没有在青春期保护他们，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大脑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青春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作为大学老师，我接触的是后青春期的年轻人。他们从重构的童年里恢复了吗？我不知道。我总是试图说服他们，你的注意力是你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你走运，你可以赚很多钱；你赚的钱没有上限。但你拥有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就是不能拥有更多的注意力。所以，你打算把它分配给谁？起码，每当孩子们在教室里上课时，我们都希望他们使用技术的重点是学习和学术，而不是滚动浏览无休止的、可能有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