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时代提问-03：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苇草智酷

2025-01-02 17:58发布于北京

2024年12月7日下午，由苇草智酷主办、信息社会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2024苇草思想者大会——重新理解秩序@计算”在北京大庆朗读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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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未来议程》（2024）

以下为《2050：未来议程》（2024）科技篇 详细内容：

问题三


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如何在推动生物技术进步的同时，确保伦理和社会公平？生物技术的滥用可能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基因编辑和生物增强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体能、智力等。这些技术的应用虽然带来了巨大的医疗和经济利益，但也引发了关于伦理和社会公平的广泛讨论。
陈 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是的。潜在的风险很大。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必然加剧不平等。不要说现代技术，农耕技术对于渔猎和采集技术而言，就造成了古代部落和种族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更不要说现代生物技术了。效益和风险并存，这是客观事实，只是需要正确对待而已。包括对于什么是“滥用”，根本说不清。这个问题和毒品、兴奋剂可以有一比。




陈 娱（策展人、新媒体艺术家）：在技术还没有被广泛应用化的当前，发展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当然会加剧这种社会不平等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富人对于能提高身体机能的实验生物等技术的大力推动，我认为它是必要被推行的，也为后续可以便民化提供了预案。当被通用化后，它就不再成为社会不平等的趋势，反而可以帮助到人们的健康与福祉。

同时，政府或者是研究机构也应该将伦理放在技术研发的核心位置，以“以人为本”为指导原则。所以我觉得推进生物技术、人类增强等技术开发，它是一个必然、公众期待的趋势。它是不可被停歇的。这也需要国际机构在技术普惠与伦理规范上作出努力。




邓 斌（书享界创始人兼CEO）：这有点像“超级人类”话题。我认为首先需要问的是：经过人类增强技术改造后的人类，是否还是人类？如果已经不是人类，就像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科幻电影，大致情节是，外星人在地球上找一个“代理人”，把外星球高度文明的基因植入给这个代理人，让他来代理管控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这个生物技术改造之后的“人”，就不是人类，那么人类会视为异类，是“敌人”，同仇敌忾对抗它。如果还是归为人类，则人人都想期待通过基因编辑走向长生不老（就像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那样），子孙都聪明伶俐，则这个地球都无法容纳那么长寿的人类，只能寻求马斯克的移民火星新家园的新解决方案。

但我认为这一天不会到来，因为这种技术大概率会成为权贵阶层的特权。因为如果放开，则内卷到地球每个人的平均智商110涨到1100，等于没有增长。其实，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比100年前有大幅度增长，这也是得益于食品和医疗技术的改进，但总是有少数人能享用更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但那个群体毕竟是少数人。

任何技术都需要成本，在定价上注定大部分人不具备支付能力，因此在经济学层面也不存在不平等。人类社会将在进化中找到新平衡，在阶层的迭代中动态平衡，因此不需要刻意去管制。

打个比方，之前大家都在一楼比武，在生物技术和人类增强技术的加持下，都在都可以坐电梯到100层楼比武，但人类的神奇之处在于，不是总是同一群人上电梯，而是在不同人群的动态迭代中上电梯，在迭代中取得平衡。富不过三代，是社会特权重新分配的结果。




段伟文（科技哲学学者）：人类增强技术当然是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对于这样一个技术是需要比较高的研发成本，一旦研发出来之后，肯定是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或者权利的人会更多地使用它，所以这应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主要是强调生物技术是用来治疗，而不是增强，那么从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公平性这个角度，可能可以做一些约束。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现在干细胞、延缓衰老等等这些生物技术，已经在大量滥用，在一些离岸医疗里都有很多的使用。那么这里边很多是从国家层面监管不到的，是吧？因为国家可以监管企业或者是监管他有投入的一些科研项目，但是真正的社会的滥用其实是很难监管的。




高 坤（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讲师）：我相信人类增强技术的确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实际上，正如赫拉利已经指出的，它们的出现很可能会导致某个神人阶层与普通人阶层的大分离。很明显，考虑到经济和技术、信息壁垒等因素，人类增强技术很难公平地被不同人群获取，而那些优先享有这些技术的人，就可以在体能、智能等方面超出一般人。

我们知道，人的生活深受三种偶然性的影响：自然天赋、出身阶层和后天生活中的幸与不幸。这三种偶然性原本相互具有独立性，彼此可以构成某种补偿，比如出身在贫穷家庭的人可能拥有优秀的天赋作为一种补偿，但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将很可能降低甚至抹杀这种对不平等的多元补偿。再比如，我们常常说死亡是平等的，再富有、再有权势的人也终有一死，而且其寿命实际和常人并无显著差异。但人类增强技术却可以打破这种平等，让富人、掌权者获得超常的寿限。特别地，它有可能会让一个专制的政治强人的统治变得更漫长。

总之，人类增强技术的社会后果显然是巨大的，它们不仅会加剧不平等，而且很可能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不平等更趋向单一化，减少多样性。

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办法是立法严厉限制这方面的研究，用民主政治锁死科技。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能会妨害正当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也很可能达不到它的目的，因为特权阶层为了巨大利益，可能会以隐蔽的方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另外，有时我感觉，虽然这可能很难让人接受，但从生命演化和整个宇宙文明演化的大视野看，这种发展也许是无法阻挡的必然，毕竟在这个视野下，公平并不是演化的内在目的或驱力。




顾 嘉（云南白药首席战略官、CEO战略助理）：基因编辑、脑机接口、药物增强等人类增强技术一方面在提升人类能力和改善健康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引发一系列伦理和社会问题。高端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高，因此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从而导致“增强型人群”与“未增强人群”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可能延伸到社会权力、健康状态、智力与体力等多个方面。

可能推论的风险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基因编辑的滥用：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可能导致“定制婴儿”或“优生学复兴”，进一步带来伦理困境甚至遗传多样性的破坏。

隐私与数据安全伦理面临新挑战：脑机接口等技术可能使个人思想和情感面临监控的风险，从而威胁隐私安全。过度依赖这些技术也会导致信息安全问题，甚至引发生物技术相关的网络攻击。

社会伦理挑战：对于部分拒绝或无法获得增强技术的人群，他们可能会面临社会排斥和歧视，造成新的社会冲突。

生态与环境风险：生物技术干预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如基因改造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传播，破坏生态平衡。




何 霞（人工智能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一部分人先行采用新的技术将为社会广泛采用打下基础，规模化与技术进步使成本逐步下降，提升全社会采用度。伦理问题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底线，需要得到全球的基本认同。




李 佳（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继贫富差距之后，寿命差距正在浮上水面。有数据显示，一些国家的富裕人群要比贫穷人群多活20年。伴随着技术进步，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希望在于，伴随着新产品/服务的普及和规模化，新技术早晚可以让普通人也得以享受。电脑如此、手机也是如此。基因编码和生物增强技术会遵循这条路吗？理论上应该还是如此。令人担心的是，这个过程会是多久？




李骏翼（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专家委员、清华美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学术委员）：风险就像阴影，减少的方式不是熄灯，而是点亮更多的灯。奥林匹克精神大致代表着最具人类共识的美好追求，通过脑机和基因等生物技术创造“更高、更快、更强”的传奇故事，荣获科研或商业锦标赛的桂冠，实在太有诱惑力，努力再努力。学术伦理和法律约束当然有平衡作用，但打着治病救人等旗帜，总能搞出新名堂。控制风险，促进公平，当然也是人们的美好追求，支持另一些人以此为使命去做事，无论是走商业路线还是用公益模式，同样能给社会创造价值。让前锋同时担当后卫的责任，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整体而言，绝大部分生物技术的科研探索，对应的风险都是个体模式，虽然会产生争执，但再怎么折腾也都在人类物种可承受的范围内。核心要预防的是将高致命性生物技术大规模应用战争，其实这种类型的技术早就存在，而且花样繁多。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禁止生化武器公约》，目前整体依然能起到防范风险的效用，但2001年以来，美国始终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为由拒绝参与核查议定书的谈判，是异样的声音，或许也是最明显的风险裂缝吧！




刘兴亮（知名数字经济学者、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随着基因编辑和人类增强技术的快速进展，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技术能够显著改善体能、增强智力，甚至延长寿命，但同时也带来了伦理和社会公平问题。

（1）生物增强与社会不平等

生物增强技术的迅猛发展，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原因在于，这类先进技术往往价格昂贵，只有富裕阶层才能负担得起，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如果少数富有人群通过基因编辑和增强技术获得超凡的体能或智力优势，他们将进一步掌控经济资源、教育机会和社会权力，而无法获得这些技术的人则会被抛在后面，形成更加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

此外，教育、职业、医疗等领域可能会受到生物增强技术的深远影响。例如，用基因编辑提高智力的孩子可能会在学术和职业上享有更大优势，而普通人则难以与之竞争。这种基因增强可能演变为一种新的“遗传贵族”现象，强化代际不平等，使社会的上升通道更加狭窄。

（2）伦理与社会公平的保障

在推动生物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如何保证伦理和社会公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措施有助于平衡技术进步与社会正义：

普遍可及性：政府和科研机构应确保生物增强技术的可及性，避免将其变成少数人专享的奢侈品。例如，可以通过政策或资助计划，使经济不富有的群体也能受益于新兴生物技术。

公平使用原则：制定明确的法律和道德框架，规定增强技术的应用范围，确保技术不会被剥夺来谋取不正当利益。此外，应优先将技术用于治疗疾病和改善健康，而非严重的增强性能，进一步拉大社会差距。

国际合作与监管：生物技术具有全球性影响，因此各国需协同合作，共同制定国际规范，防止技术滥用。跨国合作可以促进技术透明化，并统一标准，避免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不平等和竞争失控。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从理论上说，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在现实当中，像人类增强这样的新科技往往会是富裕和权力阶级优先获益，而因为资金和权利的缺乏，普通人不那么容易享受到人类增强技术所带来的好处。所以它是很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的。

想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确保伦理和社会公平，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要加强相关的研究，比如科技伦理方面的研究，提前的去预测和思考应对方案；

第二，在制度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伦理说教，而是在制度的设计和法律规章这些有形的、可操作的措施方面来扭转这个不公平的可能性；

第三，社会各界，尤其是传媒，应该发挥它们的作用，让全社会的社会公众来参与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让大家都意识到，新科技的发展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实验室中的科技问题，更是一个技术和社会协同发展的问题。所以，在科学传播、公众推广，以及媒体宣传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另外，我们对新科技的发展还是要坚持我所主张的“有限主义”，并不是说科技能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做。有一些新科技的发展，比如说生物技术，有些东西可能风险太大，和社会的价值观冲突太过激烈，那么可以考虑暂停或者推迟，甚至取消某一个发展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




刘志毅（中国人工智能领军科学家，上海交大清源研究院研究员）：生物增强技术实质上是人类首次有能力主动干预自身进化的尝试，这标志着人类从被动进化的客体转变为主动设计的主体。从尼采的“超人”哲学视角来看，这种转变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危险——我们是在创造更完美的人类，还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人类可以设计自己的后代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生命演化的自然性与多样性？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导致人类失去“先在性”（facticity），使得生命的偶然性和独特性被技术理性所取代。这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问题，更是关乎人性本质的哲学命题。




盧希鵬（台湾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特聘教授）：生物增强技术带来了推动医疗进步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风险。我们应确保这些技术的开放性和可及性，以免成为仅有少数特权阶层享用的“奢侈品”。在推广生物技术应用的同时，需慎重评估基因修改和人体增强对生态环境与伦理的潜在冲击。这需要在政策上进行平衡，建立公开透明的审查机制，确保技术的使用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标准，推动整体社会的健康发展，而非让技术成为不平等的加剧工具。

*用以本人的语料训练的AI作答




苏凌云（中美健康峰会研究员/顾问、原阿里健康研究院院长）：在该技术还属于稀缺的阶段，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如果该技术的成本大幅降低，可以普惠大众的程度，可能又重回一种平衡了。是否跟人类刚刚发现抗生素的时候类似？曾经抗生素也是稀缺物资。




孙曾田（著名纪录片导演）：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更多是精神文化上、社会地位上的，而不是物质享用上的。未来也会有一只“上帝之手”催生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环境，达成一种相对的互补、均衡。




唐大杰（微观治库创始人、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一、生命伦理：

目前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贺建奎实施基因编辑，对婴儿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打掉了父母遗传的艾滋病基因段。为什么会被制止？按说应该鼓励科技探索，但人类从整体角度看，是在自然演化中变得臻于完美的，人类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命特征是反自然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人类对于基因了解还很不够，不能承受改变后的不良后果。

造物主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人类，在全世界84%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看，基因编辑是邪恶的行为。

从个案来看，艾滋病的医疗手段已经非常成熟且价格不高，根本不需要采取基因编辑去改善。目前看到的几起案例，都是科学狂人的小丑式行为，不是严谨的科学探索。

二、社会公平：

再说说“人类增强”的延年益寿手段。通过安全可靠的医疗手段延长寿命、改善健康和人体机能，当然是人类的福音，是人类进步的体现。

至于有钱人先得益是不是“不公平”，我认为不是。

人类近代以来的科技进步，都有分配的优先权问题，通过市场机制，是可以解决的。即需求扩大、使用越广，价格就会越便宜。举个反例，有些临床试验药具有极高的疗效，由于需要较长的试验要求，只能在病人身上试验，这种药是免费的，甚至还是有偿试验，失败了也有丰厚的保险赔偿。所以，几乎所有的现代医药进步都是建立在免费试验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判断也不算夸大其词。“公平”说在此得到逆转。

结论是：一，市场根据需求决定供给，以价格手段来调整资源的分配，是唯一公平的方案。二，市场对风险定价，风险越高，对冲商家的收益越大。




滕 泰（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人类增强技术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担忧常见于科幻作品中，但我个人认为，回顾历史，并没必要对此太过担忧。对比古代，我们的医疗体系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中世纪人类平均寿命只有40岁，而现代人平均寿命已经接近80。这近一倍的寿命增长似乎没有造成明显的“寿命不平等”，医疗技术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似乎倾向于普及全社会，而非服务于少数富有者。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仅用简单的资本视角来看，大量的普通人代表了巨大的潜在市场，除非有意限制，任何技术都会被下沉至低端市场以获取收益。若是算上政府为防止不平等加剧会做的努力，普通民众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和选票作用，技术对不平等的影响只会更小。

此可推断，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技术在可见的未来并不会对社会不平带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寿命、智力、体力的增强技术是否会在达到某个阈值之后造成巨大社会分化？在各项相关技术刚刚起步的今天，我们还很难对出做出判断。




万 涛（知名的网络安全专家、IDF（极安客）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参考《银河铁道999》，至少在生命延长等人类增强技术上，社会“不平等”已是现实与趋势，此消彼长从来都是人类演进的模式形态，加剧是相对的，普惠是渐进的。正如生命延长不代表幸福就延长一样。




汪云志（重庆盈科股权投资合伙人、溪山天使汇成员、资深媒体人、所罗门部落使者）：人类的演化是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即便基因编辑和生物增强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体能、智力，在显现暂时优势的同时，潜在的风险是难以预知的。其遗传特征未必可以保持，其不良变异更不可预测。长期看来，从生命角度来看，科技对疾病治疗、寿命延长可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对生命的本质不会有可持续的革命性改变；从社会角度来说，科技带来的不平等与民主化是相伴而生的，短期内的不平等会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要防范的是不平等的固化；从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来看，科技总是以其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来颠覆旧的不平等，而长久的民主化会带给全社会更多的福祉。因此，短期看，应该有伦理方面的预防；长期看，相对乐观。当然，人类一定会为自己的渴望和贪婪付出代价。




王 淼（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智慧商旅产业创新研究院秘书长）：生物技术的发展恰恰不是太快了，而是太慢了。人类认识和发展自身的成就与认识和发展客观世界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掌握必要的伦理道德不仅仅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至于通过人类增强技术让一部分人具备了接近神的能力，应该也仅仅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也正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

从公平性上来说，智人发展成地球的主人本身也不存在公平可言。那么对于神人物种的兴起衰亡，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长河里观察也是一个自然的逻辑。否则当前的人类面临更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没有更强大的生物技术和科学技术的保护，也无非就是集体灭亡。而生物多样性的生存发展概率，才是保持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根本规律。




邬 焜（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人类增强技术的滥用一定会导致社会伦理和社会公平的失衡，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唯一的出路是改变现行社会体制，控制人类增强技术的滥用，引导人类走向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全新文明时代。




吴甘沙（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一定会加剧，富人=优等生，富国=民族基因优良。只针对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神经症患者）做增强。




吴秀媛（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副会长）：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已经且仍然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如何在推动生物技术进步的同时，确保伦理和社会公平，政府、企业和相关方责无旁贷，社会各界也应高度关注和监督。




夏可君（哲学家、评论家、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哲学500年，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人工制造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即到底是人类大脑思维要学习AI，或者与AI一道学习与发展，还是AI不断接近于人脑，并且与人脑结合，乃至于不必学习，直接活化；另一个就是生物技术，即随着生物科学对于人类基因组的解码，如何重新面对生命文本的编码与解码，以及就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对应关系，基因复制与表观遗传的关系，尤其是基因剪辑可能带来的后果。

就第二点而言，从我自己的哲学——生命必须“重活”（revivre），第二次的活（second life），或持续地出生来看，即，在人类19世纪之前漫长的40-50岁左右的平均年岁，到21世纪及其后的80岁左右的平均年岁，人类既要与AI一道重活，与AI一道在智力上共生，这是“外在化的重活”，不一定对生命有益，但可以相关，比如电脑模拟的蛋白质折叠等等，模拟生物的各种运算；而经过生物技术与生物增强技术的成果，尤其是基因剪辑——这是“内在化的重活”。

随着人类进入老年社会，如何安顿 50 岁之后的人生，这需要极为充分与精确的生命设计，或者生命安排。无论是个体生活，还是制度保障，还是生命技术，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安全保护，也许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可以合作，无论是机器人进入家庭，还是对于老年人的干细胞技术，都可以在未来提供生命重活的技术条件。

而与之带来的伦理后果，随着生物技术及其设备的加强，在体外培养干细胞，以及在公平上社会福利向着生命技术的保障倾斜，未来社会的前景还是令人期待的。




星 河（知名科幻小说作家）：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肯定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确实需要整个社会来规范。但在人类自身优化与传统伦理之间必然会出现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




醒 客（科技财经作家、轻组织创始人）：人类增强技术会改变社会不平等，至于是拉大还是缩小不平等则很难有定论。智能社会与过去工农业社会最大区别是，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有足够的时间积累，让规则与社会活动匹配；智能社会以创新、变化、风险为特征，社会规则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技术总在挑战社会规则。不仅无法确保伦理和社会公平，甚至，伦理和社会公平受到破坏时，现在连恢复的预案都没有。




许剑秋（东方音像出版社社长、东方出版社原总编辑）：人类增强技术，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性。建议在加强相关立法，在法律框架下，推广使用人类增强技术。生物技术的推进，开始阶段可适当忽略社会公平性问题。在伦理方面，尊重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基础伦理规范。




杨 溟（新华社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感知智能应用研究部学术带头人、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院长）：从源头反思：关于智能化谜思与物种演化的一种新视角机器伦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凯特·达林提出，用动物而非人类的比较方式来思考机器人——这或许是当下人类对机器人接管忧虑的另一个角度的反思，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核心问题——类人化何以成为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唯一路径甚至方向？

当我们今天探讨生物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风险时，往往忽略了一个悖论：即以人类为中心建构的技术功利主义黑箱——它以仿生与类人的目标模拟及再造“人类”，试图赋予其意识、情感、认知及超乎人类耐受极限的行动能力，然而，我们却并不打算赋予其与人类平等的思想、尊重、自我保护甚至反抗的权力。以科幻作家阿西莫夫作品描述的“三定律”作为机器人研发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悖论的代表。我们所标榜的“伦理及社会公平”只是基于人类，而非人类的智能创造物。这正如1818年另一位科幻作家雪莱夫人在《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描写的科学怪人，“他”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具备了人类的情感、欲望、行为方式，最终，因为得不到尊重及饱受伤害而选择了报复人类，最终也毁灭了自身——这一隐喻给我们面临的人机伦理学与人机共存的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令人细思极恐的思考维度。

人型甚至人性化的机器引发其与人类竞争的危机——无论是替代还是辅助，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人机伦理学的终极问题。而人类与动物伴生的历史，似乎揭示了人机相处的另一种关系可能——即机器作为新物种具备的“智能”，何必以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机制为唯一标准？

机器人作为人的化身，人类对其背叛的担心其实源于能否控制自身欲望。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终于意识到世界多样性和物种共存的基本法则，从而吸取历史教训，以动物伦理学的多元视角重构社会治理框架，这意味着，算法、算力、数据或场景的赋能，除了助力人类发展速度与效能，本质在于对复杂世界的识别、共情与平衡。因此，尊重机器“个性”、不过度“拔高”其“心智”水平的同时，在机器“生命”的照护与“情绪”疗愈方面也需给予足够的考量。

从达林所带来的另一种视角出发，或许我们得以纠正达特茅斯会议以来隐含的方向偏差。70多年前“机器会思考吗”的图灵之问，更关乎自适应模式下“新物种”的未来存在状态。在当下，它至少带给我们在开发理念上更多分类思考的可能。

在生物增强技术的背后还隐含着某种怀疑。从经济学的等价交易原则出发，我们对于今天大模型“成功”引发的知识与计算崇拜，似乎正付出对自然感知与天性顿悟的代价。如柏拉图对于文字的抽象异化或抽离人类“面对面”情感的警惕，“知识”作为既有答案的数据集，是否就是我们灵感的全部来源、会否成为人类智慧的枷锁？

哈耶克在1974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背书。他警告人们要警惕诺奖——因为任何知识都只是局部有效的。诺奖带来的危险就是使社会盲目崇拜某一种局部有效的知识，从而助长其滥用的权利。”知识就是力量“，诠释了知识何以成为一种权力。今天它正以算法、算力和数据垄断的惊人现实，进一步加剧人类内部的各种鸿沟。从而淡忘了“知识”对于我们的真正价值，包括真实的情境体验与自然感知的能力，以及学习过程中“发现”的快感与幸福。那么，人类在“智能化”特别是生物技术方面的突破，在知识拥有量和计算能力方面的跃升，将不可避免地加剧社会不平等。在这样的悖论包围中，生物技术是否“滥用”越来越难有判断标准。生物与增强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让人类更智慧，还是更迟钝？是物种的进化还是退化？值得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进行思考。

注：本段文字亦为本人在凯特.达林（Kate Darling）所著《智能新物种》（湛庐文化出版）一书中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




游 敏（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信息、能量、物理系统各有规律，人类从基因编辑得出的这个结论有片面性，健康问题的背后还有中国修身、修心的学问，值得结合考虑。社会不公平问题，首先要承认没有绝对的公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本动力还是在对世界根本规律的认识，即阴阳之道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上面的问题是次命题。




翟振明（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主任、哲学教授）：UBI（普遍基本收入）最终会不会实现？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高级规划师）：人类社会前进与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持续拉大的进程。但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认识，首先应该界定范畴，是法律、精神、政治方面的不平等，还是物质经济世界的不平等？如十九世纪之交马洛克所言：“所有形式的进步其实都是人们追求不平等（差别、出众、优秀、卓越）的结果，若是取消了不平等，一个民族只能一直维持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惨淡凄凉的水平上。” 可见在现代社会中人人应该追求的法律政治等精神方面的平等，而对于物质世界的不平等应该予以呵护和包容，在一个奖赏首创精神并提供机会的社会，自由企业制度鼓励抱负和雄心，在这样的现代社会里，物质层面的不平等在拉大，但精神层面的不平等在持续缩小，但整体社会的价值观体现为以让人创造财富为荣耀，以将一个人置于贫困境界为“罪恶”。




张其亮（京彩未来家联合创始人/总裁）：经济学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效率是唯一的公平。如果我们懂得谈商业，懂得谈效率，就会脱离战争和无知的无底洞，摆脱落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遗留给我们的困惑，快速走向现代的工商文明，甚至迈向未来的数字文明。




赵 刚（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赛智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CEO）：自然选择的才是最完美的。如果生来有缺陷的，的确可以采用生物增强技术来补足。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在某些方面更优越，就去采用生物增强技术，恐怕是得不偿失。毕竟系统是对立统一的，在一些方面增强了，必然在另外一些方面可能被削弱了。




郑世文（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助理总监）：生物科技的发展会确定性地让富裕阶层更受益，包括人类增强、寿命延长和后代繁殖；经过商业化运作或政府医疗专项，逐渐推广到普通人群。




周 涛（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如果人类增强技术真的能增强人的体能和智力，那么这项技术往前发展的势头是不可能阻挡的，就好像现在各国的富豪和高官对于各种目前还非法的寿命延长术趋之若鹜，有的不仅消费，还投资支持。如果让这种技术的发展完全陷入暗处，我觉得不平等只会加剧，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享受到这种巨大的红利。

反过来，如果在部分可控和半公开的前提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市场的力量可以使得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普通人收益。因为，当顶尖富豪的小孩可以花1000万美元使用一种完全无副作用把智商增加20的药物，普通孩子或许只需要花1000美元就能找到把之上增加10的药物——尽管这种药可能会让他脱发的时间提前五年。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人类体能和智力增长，因为这些在未来的机器人和通用人工智能来看，无非也就是每餐多加了一颗鱼肝油丸的聪明狗狗罢了。




TOM_twj（知乎网友）：科研项目置于军事监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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