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宇的自问自答
在柏林好玩吗？
柏林是一个阴晴不定的城市。但按我的睡眠习惯，已经没有福报享受零点之后的柏林了。按朋友的说法，我没有资格对柏林说三道四。
考虑使用AI写作吗？
写了几次自问自答后，我感觉江郎才尽。这是我最想用AI写作的一次了。所以我打算让AI提问，作为我的最后一问。
结尾似乎暗示了马赫迪对现状的接受
和某种决心的形成，您能解释一下吗？
如果一个人提出反对的声音，那他究竟是对于现状的接受还是拒绝？我越来越感觉， 那些公开愤怒的人，多少还是带一点对于时局的希望和接受。批评毕竟是另外一种忠诚。如果是心意已决的人了，往往是沉默的。他们默默地形成了某一个决心。回到马赫迪身上。倘若他形成了决心，那么他不会接受现状。他理解所有人的选择，甚至共情大家的想法，但是沉默是对于这一切的弃绝。
在愤怒中
文/晓宇
从赫尔曼广场地铁站出来，头发打湿的那一刻，马赫迪突然想到上一次在这个国家因为一句话而丢掉工作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在这个国家害怕极了，害怕立场表述的丝毫迟疑会引来的侧目。它是挨过训、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的学生，再次被点名的时候，身体忍不住地应激哆嗦，一边颤抖，一边大声喊出自己的姓名。这就是现在这个国家给他的印象。
这与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恰好相反。劳拉劝他搬过来的时候可是说，这是流亡者的故乡。她的下一句话是真正打动马赫迪的：你将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被排挤、被边缘的人，这里是新世界的社区。他立马动了心，一个多年坚称绝不会出逃的人，最后还是到了十年前他本可以不费力迁往的地方。马赫迪天真地想，社会氛围多少和气候搭边。这里，拥有冷静的、宽容的、处事不惊的底色。然而，只需要一个真正戳到历史深处的棍子，便能搅起污浊腐朽之物，四处横流，和其它崩塌的地方没什么不同，照样被打回幼稚偏激的原形。与他同来的朋友试图为此辩护：啊，这不过是暂时的矫枉过正了。嗯，除了这件事之外，其它不还挺好吗。这些话，和他原来在故乡听到过的一模一样。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完了，都完了。大家都烂到骨子的悟道，赐予马赫迪别样的自由感：他再也不把期望和土地捆绑。通过流亡或移民延续生命期望的人，说到底还是安土重迁，对领土有根深蒂固的痴迷，坚信土地境遇的本质关联。马赫迪算是参透了：具体的附近，必然使他不可避免地失望。
店门口躲雨的时候，阿里递过来热腾腾的红茶，杯底沉一层细密白糖。马赫迪和他寒暄几句。他们已经失去了关于故乡的话题。马赫迪甚至怀疑阿里现在连新闻都不看了。学生时代的阿里比他激进活跃，要是没了社会新闻，恐怕不知道如何正确呼吸。现在的他，每日穿黑色松垮的运动装和球鞋，头顶稀疏之处，漩涡似地波及四方，没说两句话，眼神就不知往哪里东张西望，无法聚焦任何一处，涣散地投向阴郁的街道。他的母语坍塌在这不到四十平米的空间里。用来指令、叫嚷、吩咐、寒暄的词汇，即便不上学的伙计也知道。
阿里从手上的屏幕跳转到店里的电视屏幕，打发一天的时光。呆滞是恶性的传染病，让人生厌。师傅把今日的甜点从后备箱卸下，从前门推进，阿里指挥他往厨房去。这些曾是律师、医生、工程师的人现在送快递、铺地板、开出租车。因为久坐或是过劳，工作后的夜晚忍受背部疼痛的慢性折磨。他们没有重操旧业的想象，没有心力再去掌握一门本职工作需要的新语言。马赫迪一开始总是克制不住地想：你现在做这个太“可惜”了，尤其知道他们曾是多么优秀的律师、医生、工程师，强过他在这里遇到的任何人。相比而言，他从来没有觉得阿里和他的放弃有什么可惜。“文化工作”脱离了当地后可以说毫无意义。但是他们不同，硬朗的技巧，普世的需求，难道不应该是被重视和认可的对象么。
后来，马赫迪才意识到是当地人不配拥有这些。看着门口排队的从西边来的、未曾尝过饥饿寒冷或是贫穷滋味的年轻人，在约旦或是摩洛哥参加过假期的志愿项目后，迫不及待地要和约会对象展现异域品味，他再一次心灰意冷地意识到：他们成了一种潮流，一轮消费，一个装点当地贫瘠肤色、寡淡饮食、新意全无政治文化的饰品。当地人一直以来把他们看作整体的符号而不愿看到也不配拥有任何真正的移民。
阿里把带给劳拉的奶酪卷用塑料盒包好，在马赫迪临行前，没有前后文地说了一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因为失败了，才有无处不在的怨气。马赫迪很久没有听到“怨气”这样的文绉绉的话了，一时间没有想出回应。等到他快到博物馆岛的时候，思绪才落到“失败”二字上。是不是因为要去见劳拉，阿里才说到失败。她在旁人的眼中是成功了吗？
马赫迪穿过为了收集联名信围扰不明就里的游客的年轻人时，徒劳感像是反胃时的异味，倒入口腔。游客连河与海的指代都弄不明白，装作听不懂地把眼神飘往别处或是懵懂而敷衍随意地写上两笔。年轻人误以为赢得人民的支持，把纸张挥舞在空中，又蜂群般嗡嗡地冲往下一群从地铁站冒头的外国游客。他们像是不知疲惫的喧嚣的蜂群。马赫迪不指望人民的声音了。多年以来，他只感觉到民意的寒凉。他见到同一批人热烈地赞扬阿里，管他叫社会的良心和真理。同一批人朝他脸上吐口水，骂他是叛徒和懦夫。同一批人说要为铸像的人奋斗到最后一口气。同一批人迫不及待地把铜像拉倒脚下踩个粉碎。
马赫迪只朝一个人的脸上吐过口水。如果普通人偶尔获得马赫迪的谅解，那个人是绝不可能的。他自始自终清醒明白地把弄和操纵。所有利用了自己身份获得便利、四处占便宜的人当中，那个人是最为卑鄙的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混蛋。攀扶家族关系和当权者眉来眼去，阿里这边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又过来呼喊了几句青年人的口号，当场许下承诺要捐出家产以纾国难。一丁点的风声灾难都还没降临的时候，他早把积攒了三辈子的财产转移到海外，以异见者的身份和不明不白的海外政商界打得火热。后来靠着在哪个东欧国家买来的文凭，摇身一变成了国会议员，“来自战乱国家的流亡的青年人在我们找到了新的公共身份，你看我们的社会是包容多元的”的那种装点门面的议员。与此同时，他的父亲还在国内下令向抗议者开枪。每年夏天，他要亲自带领政商界人士回国参观，去重建的营地上抱孩子拍照，为社区营造的项目站台剪彩，然后送走代表团返至森严如城堡的家中，祝福位高权重的父亲又一年的身体安康。这个人厚颜无耻地对着移民社区的代表高谈阔论要合理发声，但事实上大家都明白，这指的是一言不发的沉默地忍受暴力。马赫迪实在是无法忍受，走上前去朝他吐了口水。那个人当然是勃然大怒，朝他吼道：你家是哪的？我会找到你们的。马赫迪冷静地说：这里不是你父亲的地盘了。
晓宇，原名吕晓宇，1991年生，湖北武汉人，青年作家、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联合国，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长期进行评论和非虚构写作。著有《利马之梦：晓宇的拉美笔记》《水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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