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非神经性并发症在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后很常见，影响不同的器官系统，并对患者的预后产生重大影响。
卒中的影响可能超出大脑，涉及到身体的各种器官系统，并引起一系列全身（非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源于卒中引起的直接组织损伤、其对不同生理系统的影响或特定诊断或治疗的不利影响，并对护理、资源使用和患者预后产生重大影响[1]。
2024年12月5日，美国心脏协会在声明中指出，卒中后全身并发症的发生频率在13.9%～95%之间变化，反映了研究方法、队列选择、确定方法和所用分析的差异。这些并发症发生在卒中后不久，频率过高，是早期卒中死亡的主要原因，并与长期残疾有关。
常见的卒中后并发症包括：发热和感染、呼吸系统并发症、胃肠道并发症、肾脏和泌尿系统并发症等。
发热和感染
发热
卒中后发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由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原因引起。下丘脑在体温调节中起关键作用，卒中后体温升高与不良结局存在一致关系。
感染是卒中后发热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肺炎和尿路感染，而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也可能导致非感染性发热。
尽管体温升高与不良卒中结局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但发热治疗在改善结局方面的效用仍不一致。
有研究发现，药物治疗可改善部分患者的结果，但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未发现明显的益处。管理卒中后发热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常规退热药可能无效，已探索其他冷却方法，但尚未导致临床改善。
基于方案的发热管理监测和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结局，但仍需更多研究证实。
建议遵循当前美国心脏协会关于卒中发热控制的指南，以优化患者管理和改善预后[2]。
卒中相关性肺炎
卒中后肺炎是卒中患者住院期间常见的问题，几乎每10名患者中就有1名发病，它会恶化卒中的结局，增加复发的风险，并且成为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
卒中相关性肺炎（SAP）具有独特的临床环境和病理生理学特征，诊断具有挑战性，胸部X线检查的准确率有限。尽管已提出标准化算法和预测工具，但其诊断的准确性和预测性能仍需提高。
目前，预防性抗生素在预防肺炎或改善临床结局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甲氧氯普胺在某些研究中显示出减少肺炎发生风险的前景，但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在缺乏高质量数据指导治疗的情况下，提出了SAP抗生素治疗的共识指南。准确预测SAP风险对于设计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试验至关重要，当前的预测工具、诊断算法、生物标志物和成像技术仍需要改进。
虽然不建议常规使用预防性抗生素，但及时对患者进行吞咽评估和口腔保健等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遵循共识建议进行抗生素治疗可能对减少患者发生卒中后肺炎有所帮助。
口腔保健
卒中患者的口腔健康状况往往不佳，易患牙龈炎、牙周病、口干症、牙齿脱落等疾病，增加患SAP风险，并导致营养不良、疼痛和生活质量下降。
然而，口腔保健（OHC）在卒中患者的护理中常被忽视。在住院环境中提供OHC具有挑战性，因为卒中患者的自我护理受限，并且缺乏指导员工培训和实施OHC的证据。
评估急性卒中患者口腔健康状况对制定护理计划至关重要，但目前缺乏特异性和经过验证的评估工具。
现有的研究表明，OHC干预措施在改善牙龈健康等方面的益处尚未得到证实。关于为急性卒中患者提供OHC的最佳策略仍存在疑问。
建议患者在入院时使用标准化的口腔评估工具，每天2次以直立姿势使用无泡沫牙膏刷牙，并对高危误吸患者进行针对性抽吸。
尿路感染
卒中后住院患者尿路感染（UTI）的发生率高达10%，是卒中后最常见的感染之一，会增加住院时间和成本，延迟康复。
多个因素会增加卒中后UTI的风险，其中最常见的是留置导尿管，其他因素包括中风严重程度、高龄、女性、尿潴留和先前存在的合并症。
因为患者可能存在沟通或认知缺陷，中风后UTI的诊断具有挑战性。
患者使用抗生素预防卒中后，感染未显示改善功能结局或降低死亡率的益处，但可在抗生素组观察到较低的死亡发生率。同时，要避免过度使用抗生素治疗UTI。
尽管目前的建议并非针对住院的卒中患者，但采取管理尿潴留和尿失禁、良好的会阴护理和手部卫生等措施，有助于降低卒中后UTI的风险。
呼吸系统并发症
静脉血栓栓塞
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PE）是卒中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尽管现有的指南已经包括了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和治疗，但关于卒中后PE的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和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CT）仍然缺乏。
卒中后PE的发生率大约为1%，是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诊断PE对神经功能受损的患者具有挑战性，需结合症状、体征和易感因素评估风险。
临床决策规则（包括D-二聚体水平）可指导临床实践中PE的确诊性检测，但其准确性尚未得到验证。肺血管造影是确诊的金标准，但因其有侵入性，多排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术诊断PE的应用更为普遍。
卒中患者出现PE需要进行个体化治疗，考虑出血风险，治疗首选低分子肝素抗凝剂。根据个体风险情况，还可以考虑其他药物，如静脉注射普通肝素、静脉注射凝血酶抑制剂、磺达肝癸钠、华法林或直接口服抗凝剂。
高危患者需立即危重症诊疗和再灌注治疗，中等风险患者需密切监测。大多数患者需要至少3个月的治疗性抗凝治疗，延长时间应基于风险评估。
建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和因出血风险较高而无法接受全身抗凝治疗的患者，选择放置下腔静脉滤器[3]。
呼吸障碍
卒中患者面临呼吸系统并发症风险，如肺炎、肺水肿等，且呼吸调节受损，易导致多种呼吸障碍。
睡眠呼吸障碍（SDB）在卒中后常见，尤其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卒中的危险因素，并且卒中后可能恶化，与不良功能结局、卒中复发率和死亡率增加相关。
早期OSA治疗可能有益，但使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存在风险。
目前，急性卒中患者的SDB常规筛查缺乏确凿证据，不建议筛查。陈-施呼吸也常见于卒中患者，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卒中相关呼吸障碍的管理需要结构化的方法，包括监测呼吸状态、氧补充、治疗呼吸失代偿原因（肺水肿、肺炎、肺不张等）、正确体位和胸部物理治疗等。
但这些措施在预防卒中后肺部并发症方面的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胃肠道并发症
吞咽困难
卒中后吞咽障碍较为常见，会增加肺炎和营养不良风险，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管理的方法主要是早期识别、饮食调整或提供营养支持，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吞咽困难筛查（DS）是一项初步评估，与肺炎、住院和死亡风险相关，建议所有卒中患者开始经口喂养或药物治疗前进行DS。
DS工具应易于使用且与临床实践一致，选择需考虑诊断准确性、易用性和可用资源等。DS应由受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唐氏综合征失败患者需由语言病理学家进行正式评估。对患者和家属进行有关卒中相关吞咽困难风险以及需要饮食调整或无言状态的教育，有助于管理并减轻与饮食限制相关的痛苦。
营养支持
建议卒中患者在入院7天内开始饮食，无法安全吞咽者一周内鼻胃管喂养，长期吞咽困难者（＞2-3周）过渡到经皮胃造瘘（PEG）管。营养不良风险患者需补充营养，但个性化营养支持策略需进一步研究。预测工具可帮助估计吞咽困难恢复轨迹，但在指导管理决策中的作用并未检验。
PEG喂养对严重卒中伴持久残疾患者的整体结果影响不确定，采用共识驱动方法以及患者/其代理人与临床医生的共同决策是必不可少的。
最近开发的预测工具可辅助评估PEG放置后的整体临床恢复和死亡率，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但也需更多研究改善共同决策。
消化道出血
急性卒中后消化道出血（GIB）虽少见，但对卒中护理和结果影响较大，可增加梗死扩大、卒中复发、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
GIB的潜在原因多样，其中消化性溃疡病的风险最大。早期检测GIB至关重要，需确保血流动力学稳定并适时输血。抗凝治疗的管理需要平衡卒中复发和GIB风险。
急性缺血性卒中（AIS）合并GIB患者恢复抗凝治疗的时间尚不清楚。卒中后GIB管理需多学科合作。
建议大多数急性上消化道GIB患者应尽早（24小时内）进行内镜检查，疑似下消化道感染的患者应在24至36小时内进行结肠镜检查[4]。
尽管存在手术风险，但内窥镜检查在卒中后早期也许是安全的，并且可能会降低急性GIB卒中患者的死亡率。
便秘和腹泻
卒中后便秘和腹泻常见，便秘更频繁，与不动、饮食改变、药物和神经元调节受损有关。
监测粪便情况很关键。医生应鼓励患者适当活动、避免抗胆碱能药物、使用大便软化剂可改善便秘症状。住院卒中患者易腹泻，原因包括药物、感染和肠内喂养。严重腹泻可能导致血容量不足和电解质异常。
大便失禁
大便失禁（FI）是卒中患者的常见症状，通常与尿失禁并存。
如厕困难、抗胆碱能药物、认知障碍、腹泻和便秘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中风后FI，但无常规的检测方法。
对液体、饮食和药物进行结构化评价以确定FI的促成因素可能是有效的。治疗伴随症状（如腹泻、便秘和粪便嵌塞）、保持肛周皮肤卫生很重要。提高护理人员对FI的认识并筛查也构成了卒中护理的重要方面。
肾脏和泌尿系统并发症
急性肾损伤
肾脏疾病与卒中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急性肾损伤（AKI）在卒中后发病率近20%，与不良预后相关。
危险因素包括先前肾病、高龄、卒中严重程度等。虽然使用造影剂引起AKI的几率较低，但肾功能损害的风险增加，建议使用等渗氯化钠或碳酸氢钠进行容量扩张。
管理AKI建议监测肾功能、避免肾毒性药物，高危患者行容量扩张。急性脑出血患者降压需谨慎，避免诱发肾衰竭。
尿失禁和尿潴留
尿失禁影响近半数的急性卒中患者，可能与卒中引起的感觉或认知缺陷、药物使用、自主神经病变或腰骶多发性神经根病及泌尿系统感染有关。
建议对每位住院的卒中患者进行筛查，并制定个体化管理计划。尽量避免留置导尿管，必要时应无菌插入并适当护理。
行为技术和护士主导的干预措施可能有效，同时增强患者认知意识、早期活动、改善厕所使用及加强教育可能也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编辑 | 麦麦
排版 | 麦麦
审核 | 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