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选举年”观察：国家主义再抬头，“超级全球化”遭遇危机

导读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全球主要国家的选举不仅加剧了国内政治分歧，而且其分歧对外部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这是世界格局正处于调整期的显著特征。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已经成为实现全球经济循环与国家力量再平衡的新工具。其核心目标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并增强本国的利益。

2024年，全球有70多个国家举行选举，被称为“超级选举年”，对于世界走向具有“测温仪”和“风向标”意义。2024年的选举延续了之前的趋势。首先，传统大党，如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在某些政策领域接受了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如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提高贸易壁垒，并用“国家安全”之名予以正当化。其次，民生议题的优先级显著提升，不同国家的主要党派都更重视回应民众切身需求。胜选和选票大增的政党，包括一些极右翼政党，淡化了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在经济议题和税收、教育、医疗、收入、就业、移民等再分配议题上提出了新主张，赢得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第三，缺乏能够把控政权的主导性政党，“大党不强、小党不弱”的局面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决策将是政治博弈继续的结果，不确定性较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各国经济高度互联，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和跨国公司都促使各国越来越依赖全球市场。全球化推进的全球经济循环使众多国家受益，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但是，很多国家在享受全球市场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日益延伸的全球产业链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结构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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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近年来愈加凸显，尤其是全球供应链中断、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和地缘政治紧张导致能源等日常商品和服务价格飞升，部分国家和地区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结构脆弱性更加凸显。这些问题引发了“国家主权应否被继续削弱”的争论，不少国家的主要政党竞选主张中“国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要求调整改变现有全球经济规则的呼声日益强烈。

国家主义不完全意味着反对全球化或走向孤立，而是运用国家主权打造保护主义政策和产业政策工具，通过新的区域性市场、阵营性市场和国内市场，“修正”国际贸易规则，重塑全球产业链，保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以培育本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产业；同时，创新国家税收政策，如针对新的经济业态，培养新的税源，创新财税工具，如整顿偷税漏税、增加暴利税等，增强国家财力，提高国家再分配能力，增加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社会福祉。

国家主义与全球化进程伴生，已经经历了四轮高涨：第一次浪潮是工业革命出现之前，西欧推动殖民扩张，建立了以工业品生产国为中心、由殖民地提供资源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国家机器直接服务于资本积累和海外扩张。第二次浪潮是一些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资源和国际市场，转变为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战争国家”模式，最终引发一战和二战。第三次浪潮是在二战后，民族解放和独立建国运动在全球范围兴起，彻底瓦解了殖民地体系。第四次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创新和资本优势主导全球市场，并转向“福利国家”，而东亚国家逐渐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并实现快速增长，辐射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此轮国家主义表现为各国积极参与并推动经济发展，推动“超级全球化”经济循环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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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主义的再次高涨，原因是“超级全球化”体系难以为继。在这个体系下，全球经济循环是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为终点的——全球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应链布局，最终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研发和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主要负责低端生产和原材料供应，最终收益和消费需求集中于发达国家市场。

2008年以来，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循环出现严重危机。此后，美西方国家试图与中国“脱钩”，推动实体产业的转移和回流，但未能解决欧美国家的内部矛盾，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财政紧缩和通货膨胀导致中下层民众日益贫困化。从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来看，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欧美社会日趋保守的政治倾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正是在这个压力下，欧美国家主流政党才开始调整国内利益格局。

国家主义在居全球经济循环“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兴起，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严重冲击，参与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主体均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全球的经济发展步伐面临着中断停滞的危险。前景的不确定性，刹住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面对这一态势，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开始积极谋求增强国家政治稳定性和国家治理效能，优化国内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内生发展动能，推动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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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Damage control"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刘夏

编辑：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