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时间12月29日下午，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在其家乡佐治亚州去世。在提到卡特时，对他的评价通常与“善良”“温和”“理想主义”“正派”等词汇挂钩，他也被称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美国总统。卡特宣誓就职时就高举“人权”与“裁军”两面大旗，在任时助推埃以达成《戴维营协议》、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完成了中美正式建交，卸任后建立了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卡特中心。卡特被视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有意推动世界和平的总统，且在卸任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时期的美国毫无疑问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二战以来美国维持的全球绝对优势转变为了相对优势。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国内经济长期滞胀，失业率持续增加；第二，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全方位对抗依旧是国际关系的底色，冷战处于苏攻美守的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美国在军事武器上几乎失去对苏优势，苏联在经济上也持续追赶美国；第三，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的实力不断上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上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冲击。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卡特带着他的“理想主义信念”走进了白宫，怀揣着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开启了总统生涯。卡特的执政理念反映了新移民国家的自由民主精神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构筑的具有特殊性的美国政治文化。美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徘徊，卡特明显是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一方。
在卡特与特朗普关于“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态度也可以看到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碰撞。卡特在外交上秉持着“道义感”原则，坚持“开放和民主”的方式。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是巴拿马反对美国控制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卡特总统力排众议恢复美巴谈判并通过艰难的政治博弈达成最终协议的系列行动，展示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现任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也表示卡特在巴拿马收回运河、恢复国家主权完整的过程中曾发挥“关键作用”。与之相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频繁“退群”都明确体现了特朗普在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倾向，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也一以贯之。特朗普宣称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与“美国利益优先”思想一脉相承，因此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就在2024年12月21日，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表示了对卡特在70年代将运河“送给”巴拿马这一行为的反对。而十天后的2024年12月31日正是巴拿马正式收回巴拿马运河25周年。面对这个重要的战略通道，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反对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总统，卡特的继任者里根早就对归还运河的决议表示不满，部分美国民众也认为这一举动是违背美国利益的决定。然而，不论是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还是从巴拿马民众维护主权的决心来看，特朗普“收回巴拿马运河”都具有较大难度，而这一决定也体现了特朗普将“国家利益”置于“道德标准和国家威信”之上的现实主义态度。
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现实政治和理想中的美好世界之间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卡特政府依旧囿于国内外的现实环境，受到冷战格局的制约，始终难以左右时代的浪潮，也无法逃脱美苏之间对抗。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卡特总统为世界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终究没能敌过冷战时期美苏在传统国家利益上的对抗。卡特关于人权和世界和平的“理想”与美苏两极激烈对峙的“现实”之间产生了激烈碰撞。卡特为和平作出的努力没能改变美国也没能改变世界，“温和”的态度无法在紧张的两极对峙国际格局中换取和平，甚至被贴上了“软弱无能”的标签，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终，卡特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从理想主义的“新世界秩序战略”转向注重实力的“卡特主义”。
下面，我们通过一系列数据来直观展示卡特时期的美国经济情况、美苏实力对比情况以及日美的贸易摩擦，进而分析卡特政府在此背景下的外交选择和美国的全球地位，看看理想主义在面对美国“内忧外患”情况下的效果如何。
一、卡特时期的美国——陷于经济滞涨的困境
二战后初期，美国拥有绝对突出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优势一直延续下来，体现在美国GDP数据上始终遥遥领先。1980年，美国GDP为2.86万亿美元，当时全球GDP总量为11.23万亿美元，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5.46%。
图1 部分国家1977-1981年GDP数据（图片来源：World Bank）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持续面临“高通胀”和“低增速”状态，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石油危机造成美国石油供给短缺，助长了通胀。如图2所示，在1977-1981年，美国GDP增长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甚至在1980年出现了负值。
图2 美国1977-1981年GDP增长率（图片来源 ：World Bank）
为应对此种现象，卡特政府实行了放松管制政策来反通胀。放松管制政策实现了政府开支的节约，对管制的解除也使长期被束缚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提高了企业效益。然而，长期的经济滞涨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正如图3所示，1977年-1981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依旧在持续上涨，直至里根政府上台后才得到控制。
图3 美国1977-1981年CPI指数（图片来源：World Bank）
二、卡特时期的美苏——实力趋于均衡
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治上迎来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苏联的综合实力逐渐接近美国，并且积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20世纪70年代，苏联加强了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军事力量变得异常强大。1977-1980年，苏联在坦克、装甲车、作战飞机、直升飞机、攻击潜艇的数量上都超过了美国，美国在战略武器上与苏联相比几乎没有优势。
图4 苏美部分武器生产及比率估计（图片来源：《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400页。）
在1980年前后的美苏两国经济实力上，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在钢、石油、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化肥、水泥、棉织品、奶、棉花、渔获量、商船吨位等方面均超过了美国，财政收入与美国只相差2%。
图5 1980年苏美经济实力对比（图片来源：《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87-388页。）
然而，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冷战期间，苏联的经济总量始终没有超过美国的70%，且苏联的对外贸易总额也基本长期维持在美国的30%左右。
图6 苏美外贸情况对比（图片来源：《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97页。）
三、卡特时期的日美——贸易争夺战
在卡特政府时期，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之外，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日本的追赶。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保持的独特经济优势逐渐丧失。日本GDP的增长率在1979-1981年均高于美国。
图7 1977-1981年部分国家GPD增长数据（图片来源：World Bank）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美贸易总额就出现了不平衡，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在汽车、彩电、半导体等领域的市场份额被日本夺走。1966-1970年，日本对美出口超过了日本从美进口，且这种差值随着时间的累积越来越大。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达到了几十至几百亿美元（如图8所示），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严重冲击美国本土产业。1978年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数量为152万辆，1979年达到164万辆，1980年进一步上升为192万辆，其在美国进口汽车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0%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国。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里，日美半导体产量差距逐渐缩小，1980年日本对美国的半导体出口超过了进口额，产生了28亿日元的顺差。在日本产业竞争力换代的过程中，美国的经贸地位持续受到冲击，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增长一发不可收拾，日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对此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和经济制裁措施。例如，1977年，美日签订了针对彩电的《维持市场秩序协定》，规定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彩电；1981年，日本在对美汽车出口上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图8 战后以来日美贸易的基本动向（图片来源：《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四、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全球地位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同时面临着国内经济滞胀以及外部的军事威胁和经济挑战。美国国家实力虽仍处于世界首位，但是相对实力在下降。冷战处于“苏攻美守”的时期，美国的国内外环境并不乐观。
基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卡特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世界相互依存”和“需要充分的国际合作”，呼吁建立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以此为出发点，卡特提出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新世界秩序”战略，在外交过程中试图摒弃遏制主义，追求将人权和道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因此，卡特上任初期继续了与苏联的缓和策略，避免美国陷入海外军事冲突。卡特的“新世界秩序”战略为当时的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上台伊始就与苏联开展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于1979年6月签订《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从图10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军事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比较稳定，而1981年里根上台后这一数据有明显提升。
图9 美国1977-1981年军事支出占GDP百分比（图片来源：World Bank）
“人权外交”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追求人权的这种政策方向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卡特在1977年颁布的总统令中明确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人权”是美国拿出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在美国看来，呼吁人权可以获得世界的支持，突出苏联的“弱点”。“人权外交”也是美国在战略武器上不再对苏占优的情况下的另一条对抗苏联的路径。在东欧地区高举“人权”旗帜的做法成为美国孤立苏联的手段。然而，历史证明，苏联对于美国反复强调“人权”的做法异常抵触，卡特的“人权外交”最后以失败告终，“道义追求”与“传统国家利益”之间未能实现调和。
在卡特执政的前期基本保持了统一的外交方针，即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元化的“世界新秩序”，以继续维持霸权地位。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背景下，以及卡特本人对于世界局势“相互依存合作”的判断下，卡特的选择是延续对苏“缓和”的策略。然而，美国对于苏联的“求和”行为没有换来世界和平，苏联在军事实力一路增长的支持下开展了更多的向外扩张行动。在197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对苏联的战略就动摇了，对苏缓和的信念因此开始崩塌。从1980年开始，卡特多次指出苏联对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并提出了“卡特主义”，卡特政府对苏重回遏制政策。卡特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外交重心从强调道义转向注重实力。在这一时期，道德原则仍要让位于国家利益。
总体来看，卡特政府在任的四年时间里，美国依旧保持着毋庸置疑的全球领先地位，但这种国家实力和全球地位在相对下降。一方面，苏联的军事实力与美国势均力敌，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日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地位，在科技产品贸易领域持续赶超美国。然而，卡特政府时期实施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新世界秩序战略”和“人权外交”并没有直接起到帮助美国提升实力和全球地位的作用，也没有实现卡特所期待的美苏和平相处和世界和平。但是，卡特依旧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存在影响力的外交硕果：中美建交被卡特称为“一生最正确的决定”；《戴维营协议》有力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启示。个人努力或许始终无法抵抗世界历史的洪流，但卡特为维护和平和解决国际冲突所做出的举动显然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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