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全球史书系·东西之间丛书”首批三种出版（附丛书新书发布会活动预告）

罗文炤（1617—1691）是明清时期中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本土主教。本书以时间为轴，讲述罗文炤从入教到担任宗座代牧的一生，深入分析了罗文炤在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和立场，总结罗文炤在中西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

作者在充分掌握相关中西文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出罗文炤身处的复杂关系网络，进而展现了中国天主教徒与欧洲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商贸往来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罗文炤晋铎、升任主教等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提出了新见。

保罗·罗伯特·莫雷诺（Pablo Robert Moreno），西班牙人，曾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2017年获得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资助，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2017年6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保罗是孔子新汉学计划首位在华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现在西班牙洛格罗尼奥市（Logroño）劳博中学 (IES La Laboral)任教。

本书主体史料译自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汉”系列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葡萄牙语文献，为17世纪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傅汎济、阳玛诺、何大化、金尼阁、龙华民、孟儒望等人的一手材料。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探讨分别作为耶稣会管理手段、文字产品、史料性质的年信，细析年信的作用、语言、写作过程、邮差、邮路及馆藏情况等；中编从人、事、物、话题四个向度展示年信对中国天主教史的书写，包括年信记载的人物、活动、物质符识，以及死亡、纳妾、斋素、守贞等话题，皆有生动的呈现与分析。下编研究了年信中有关明清易代史和民俗、科技、语言接触、司法等专门史的记载及其独特价值。

刘耿，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专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师从周振鹤先生。致力于16、17世纪葡萄牙文手稿翻译释读研究。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

本书从全球视角来看待18、19世纪中国药材知识在英国、朝鲜和日本的流转情况。作者强调对知识流转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引入“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在“多中心”的视角下把握知识的多样性和连接性。本书将“科学如何产生”的老问题调整为“自然知识如何变化”这一新问题，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知识活动的历史。

安洙英（안수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侧重近代科学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和互动、20世纪东亚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互动。2018年赴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及华威大学访问。2021年获国际科学技术史与哲学联合会科学技术史司（IUHPST/DHST）优秀博士论文奖。20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

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被制造出来的文明的冲突，而是聚精会神于相互交叠的文化间的慢慢合作，这些文化以远为有趣的方式彼此借鉴、共同生存，绝非任何删繁就简的虚假理解方式所能预想。

——萨义德《东方学》2003版序言

当前我们的历史研究领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成果发表和出版量极大，各类学术会议、讲座、论坛极为繁多，期刊、集刊琳琅满目，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各路学者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如果看其内容和质量，可能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仍处在学术研究的“第三世界”。

本世纪以来，我们的历史学领域鲜有拿得出手的理论创建，比较多的是对国外学术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但往往仅限于介绍、模仿或跟风，甚少建设性对话和发展，偶有针对国外某一学术理论的大范围批评，也往往超出了纯粹学术回应的范畴。

我们缺少萨义德、彭慕兰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我们的成果为国际学界引用的次数虽有所增加，但真正有影响的、引起广泛讨论的成果不多。

我们的历史学科各专业方向的发展极为不平衡，很少有哪个专业领域是我们开创的。传统的区域、国别史诸领域中，我们居于领先地位的几乎没有，这些领域中的经典著作、权威研究成果很少是用中文撰写的。以东南亚史为例，如果给研究生开一份重要著作的研读书单，其中会有几部是中国学者的成果呢？即使在中国史的领域，年轻的学者和学生是不是更倾向于读《剑桥中国史》《洪业》《叫魂》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呢？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这里不做分析，相信业内人士都有各自的看法。如何提升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水平，起码做到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是所有中国的历史学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兴起于美国的“全球史”在本世纪已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我读本科的时候，同学们大都对学校使用的世界通史教材感到厌倦，但不少同学会自己购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研读。从那时起，全球史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这种重视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全球史理论的介绍和全球史著作的翻译。二三十年过去了，全球史理论在中国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欧美乃至日本学界的全球通史著作推陈出新的时候，中国学界几乎没有参与到全球通史的书写中，对美国的全球史理论也缺乏学术批评。

全球史理论并非没有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的空间，全球史书写也应该存在更多的可能性。法国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就曾评论道：“当今的全球史本质为北美洲版本的全球史，并再次承担起相同的任务，将民族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曾经忽视、放弃或拒绝解决的问题历史化。”①从这个角度说，刚刚出版的葛兆光先生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一个很好的尝试，②为中国学界的全球史书写开了个好头。

全球史书写肩负着打破西方中心论的使命，起码截至目前已出版的大部分全球通史著作都是这么声称的。但如果全球史仅由西方学者从事研究和书写，会给人一种“好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的感觉。③只有把全球史变成复数的，真正的全球史才有可能。

主要由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学者建立起来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自19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合理化了西方殖民主义，而且随着西方殖民运动的强势开展和经济、军事、科技的突飞猛进，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欣然接受了它，希望它能够成为本国、本民族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以达自强目的的依据。④

这种带有极强种族色彩，蔑视非西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理论，至今在曾被西方侵略或殖民的国家中仍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被奉为真理。例如，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发明了“世界精神”这一抽象概念，进而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循环的，因而被他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而只有日耳曼民族才有能力做“精神高等原则的负荷者”，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这种几近凭空想象的大论断，本应早已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中了，但我们仍有学者试图论证其正确性，更不要说这种论调因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崇高地位而产生的广泛的、持久的、潜在的影响了。

黑格尔之外，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还有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穆勒（Johann von Müller, 1752—1809）、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阿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⑤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中心主义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认知和观念。

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界对这一观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就包括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全球史理论。萨义德在《东方学》2003年版序言中写道：“这种将一切本质化的废话的最龌龊之处就在于人类遭受的沉重苦难和痛苦就这样被轻易地消解而烟消云散了。记忆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被一笔勾销。”⑥这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黑格尔的观点讲的，但用于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也同样是合适的。

萨义德还说：“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⑦这几乎是重新回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观点。⑧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主要分析了西方对中东地区的描述和话语权，但其结论是可以扩展至整个“东方”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界至今缺少对西方的东方话语中的中国部分的系统批判。在我们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很少看到对东方学的萨义德式的批判。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地、深入地清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西方的东方学，我们或将更容易获得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尤其是近500年的历史）的新认识。正如格鲁金斯基所说：“世界的开放是同步性的，但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展开。要想完全理解，我们需要摒弃既存的国家、殖民和帝国之历史的老旧框架，此乃全球研究方法的一大阻碍。”⑨是时候打破老旧框架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梳理现代性的由来、分析现代世界形成的原因，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学界的主要议题。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线性的解释，即认为现代性完全诞生于欧洲，是在古希腊、罗马文明孕育下，在优秀的欧罗巴民族的智慧和努力下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欧洲人有义务将西方文明带到全世界，以解放世界其他落后乃至低等民族于野蛮愚昧之中。

全球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全球史学者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并把不同文明、民族、区域、国家间的交流与互动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样一来，现代世界便不是从某一个文明、民族或区域发展而来，而是不同文明、民族和区域交流的结果。西方中心主义的坟墓已经挖好了。

全球史大大拓展了以往的“文化交流史”的视野。在这一视野中，双边关系史或两种文化互动一类的研究的弊端显露无遗，因为纯粹的双边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双边关系都处于一个复杂的网络之中，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传统的区域网络变得更为密切也更为复杂，而相距遥远的两个或多个区域间的频繁交流也成为可能。全球互动共同铸就了一张全球网络，从而形成了“全球体系”。构成网络的每一条线都像血管一样，在近代早期，欧洲人及其宗教、科技和舰船武器，非洲的黄金和奴隶，南美洲的农作物和白银，旧大陆的传染病，东南亚的香料和粮食，南亚的药材和棉花，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和儒家经典，日本的白银、瓷器和漆器，就像血液一样流淌于这个复杂的血管网络之中，全球也因此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文化交流史研究需要有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视野，超越简单的双边关系，关注复杂网络中的交流和互动现象。

如果我们接受全球范围大规模交流是现代性和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动力这一观点，那么接下来就需要研究这一复杂交流的过程，以及各区域、民族和国家到底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自近代早期欧洲开启全球航行、探险和扩张以后，欧洲人的足迹遍布世界，但这不仅是一个欧洲文化、科技、物质文明和宗教向非欧洲区域传播的过程，更是全球的物质文明、知识和文化传到欧洲的过程。对于欧洲而言，后者要远重要于前者，或者说全球化远重要于西化。非欧洲区域的文化是1500年以来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的重要因素，但这也只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

重视包括亚洲在内的非欧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构成了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历史学家拉赫(Donald F. Lach, 1917—2000)毕生致力于研究亚洲对欧洲的影响，其皇皇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系统呈现了近代早期亚欧大陆的大规模交流，其目的是想考察亚洲知识、技术和观念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影响，但遗憾的是影响的部分未能完成。法国历史学家艾田蒲（René E. J. E. Etiemble, 1909—2002）、英国政治史家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等人的研究可被视为拉赫的巨大框架的局部补充，⑩但关于所有非欧洲区域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全球化、近代化的过程和本质，仍有很多研究的空间。

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真的应该好好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了，因为这是当前这个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时又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时代的召唤，并且这个时代也为年轻学者提供了空前便利的机会。首先是语言的障碍已不再那么难以克服，不仅学习外语便利很多，而且机器翻译也越来越精确了，掌握或能够阅读多语种文献是该领域年轻一代学者的基本要求。其次是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了，大批的中国学生到国外拿学位或长期访学，也有不少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交流学习，外国学者请进来、中国学者走出去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再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获取原始史料和二手研究论著的途径既多且快。戒除浮躁、屏蔽干扰、安心读书、深入思考、潜心研究，以及扩大视野、勇于讨论大问题，这些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反倒更具挑战性。

本丛书的策划始于2020年，初衷就是出版一批东西方交流领域年轻学者的优秀著作。能够使用多语种原始文献，对近代早期以来的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近代化进程做扎实的研究，并能提出有见地的看法，这是本套丛书的入选标准。我们不敢奢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在学术界引起重要的反响，但希望能够鼓励年轻学者提升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能力和戒骄戒躁、潜心学术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