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很多人都有被世界“网住”的感受：如同一只自由飞舞的斑斓蝴蝶，一头扎进蜘蛛网中，网越收越紧，挣扎从激烈到平息，斑斓的色彩渐渐灰暗直至熄灭。可叹的是，大部分的蝴蝶，自“进网”的那一刻起，再没气力想象天空的颜色，也不再想象奇迹，不再想起曾经读过的《夏洛的网》，在那本神奇的书里，当太阳升起，蛛网上的字熠熠生辉，那只注定走向屠宰场的猪，奇迹般地迎来了自由、精彩的“猪生”。
在我眼里，埃尔克·海登莱特小说集《背对世界》中的诸多笔墨，写的正是“世界”对个人的覆盖式“笼罩”。《银婚》中的阿尔玛被“笼罩”于“以爱的名义牺牲自我人格”的婚姻，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棵老树，彼此靠得太近，“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生长”。《一家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中让人窒息的“世界”，是恶俗和平庸，“杀死我们的不是痛苦和麻风，而是平庸，到处都是平庸在折磨我们”。《卡尔、鲍勃·迪伦和我》中的“世界”是错失的爱情，是听着鲍勃·迪伦唱“一切都好，妈妈，我只不过是在淌血”，以及电视盒里播放幸福的母女或令人恐怖的动物画面时的泪流满面。在《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中，“世界”仿佛凝固成一个永恒的伤口，“其实我每天晚上都把自己灌醉，为的是能好歹度过那漫漫长夜。时间并不能让所有的伤口愈合，时间就是伤口。”
这个“世界”当然是分层次的，其构成元素，不仅有爱的逝去、婚姻的消亡和社会的庸俗，还有家族、战争和历史。而后者往往更隐性却也更根本地造就了这个“世界”。在《最美丽的岁月》中，表面紧张的母女和家庭关系背后，隐藏的是上一代人在战争碾压下的情感撕裂。小说中母亲之所以对已经去世三十年的父亲的怨气从来未减弱，是因为在“我”小时候，当战争结束时，“我们这些孩子几乎没有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用一句话结束了争吵：‘别再做戏了，你跟那些人还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世界”的庞大和坚硬令人瞠目结舌，只不过我们常常埋首于眼前细琐的喜怒哀乐而习焉不察。《背对世界》的好处，不仅是告诉我们有这个“世界”的存在，揭示其影响我们命运的“肌理”，并激烈地呈现生命冲破“世界”的诉求，以及在“冲破”过程中生命的破碎或绚烂。《银婚》中的那场宴会，在极为出色的场面调度和人物描写中，作家将阿尔玛的心理如盐入水般娓娓道来，直至最后，阿尔玛一边冲洗酒杯一边平静地说出“必须分手。我大概还能活十五到二十年，我想再为自己活一回”时，真有酣畅淋漓之感。
“我就想做我自己，以我的风格生活。”《卡尔、鲍勃·迪伦和我》中的这句话，是小说集中所有主人公内心的回荡，恐怕也会是所有读者的心声，也许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难以找回，“你失去了自己，你又找回了自己，现在你突然感觉到：你不必再恐惧什么了，有人来到了你身边，他找到了你。”
在整本小说集中，最有代表性地呈现这种个体和“世界”张力的正是与小说集同题的《背对世界》这一篇。而这一篇写得尤为酣畅、绚烂。时隔二十七年，两段忘生忘死的情爱燃烧，居然与世界的巨变同时发生：第一次，“当她在海因里希那儿学习情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古巴危机”发生，“世界在那些天险些堕入深渊”；第二次，“当她与海因里希在旅馆的床上幸福地沉浸在温柔乡的日子里，柏林墙倒塌了”。
“他们一点都没有觉察到”，两次都是如此。或许如小说中的“她”意识到的那样，“当人们沉湎于自己的私人情感时，是会彻底背对整个世界的”。
“她”叫弗兰奇斯卡，小说中写道，弗兰齐斯卡是突然“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这里的“吃惊”极富意味：原来“世界”如此庞大、坚硬，而我们依然可以背过身去，绚烂地燃烧自己。而对万千普通人而言，真正的“勇敢”也许是：背对但不背弃“世界”，在领受“世界”对我们的强力铸造的同时，我们也同样在强力地铸造独立而自由的生命，同样在寻找能照射进我们内心的那束耀眼的光芒。如同博尔赫斯写下的诗句：“但我们身上总有些什么活在时间之外，那么静，那么美。”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