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有些词汇，往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其兴也勃，其消也忽。比如“豆选”这个词，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只不过存在了二三十年。追本溯源，是1933年4月5日在地处陕甘交界的照金县，民主选举红军政府。兔儿梁打麦场上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参会代表，大多不识字。选举开始后，各位候选人坐成一排，身后都放着一个大碗。每位选民发一粒黄豆，中意谁就把手中的黄豆投进谁身后的大碗里。“豆选”随后在延安一带广泛采用。更大规模的“豆选”则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建立新的基层政权时，如今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
李树基油画《大地的主人·豆选》 首选各界人民代表
1949年1月合肥解放，4月合肥成为皖北行署驻地。开国大典前夕，皖北区党委和行署要求合肥市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率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市上下对开会前的首选人民代表高度重视，机关学校和社会各界通过推出黑板报专号、张贴活动标语和漫画、上街演讲和扭秧歌等形式，广泛宣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筹委会经过动员、酝酿和协商，适时推举了候选人。
正式选代表前，问题来了。当时合肥市民中文盲占了大多数；有文化的，程度也是参差不齐。不识字，如何选举和被选举？几经讨论，决定还是实事求是，对至少认得名字的人，采取“不记名票选”；不识字的，采取“豆选”。两种方法，在不同界别不同阶层分别实行。其中总工会各行业、农民、园民、妇女、摊贩等界别的选举人，采用“豆选”方式。
“豆选”开始了。候选人登台“亮相”，有的人还做了简单表白，而每个候选人座位的背后则放着一只碗。选举人陆续上前，先向发豆人领豆，而后绕到并排坐着的候选人的背后，把豆投到自己认可和信赖的候选人身后的碗里。因为候选人的脸朝前，所以他们并不清楚豆子到底投给了谁，实际上也是“无记名”。最后由计豆人统计每个候选人碗中的豆数，按应选人数，得豆多者即当选。主持人当场宣布结果并张榜公布。
那时候，民风很淳朴，但对于可能出现的舞弊，组织者还是作了防范并有相应的制约措施。例如为防止夹带，事先准备了黄豆、绿豆、蚕豆，让你搞不清要用哪种豆子；为防止多投，甚至将豆子染色，你总不可能“夹带”并掏出颜色相同种类亦相同的豆子吧？
“豆选”顺利选出了人民代表，给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解放了，翻身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用投豆来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当选人民代表了。特别令全市1000余户小摊贩感动的是，起初没有“摊贩”这个界别，第二次筹委会会议注意到他们的代表性，在名额已分的情况下，决议从政府界别中让出5人增设摊贩界别，让他们也有说话的机会。当家、做主人，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首选代表雪泥鸿爪
1949年9月25日至28日，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朱德彩色画像，是曾在陕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的合肥籍画家周芜所绘。会场四周挂着社会各界赠送的锦旗和贺词。开幕时18位各界人士作为主席团成员端坐台上，150位代表认真审议树海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日收到的75件提案当即交付办理。中共合肥市委书记李广涛提出建设新合肥的四大任务，与会者认真讨论，争相提出意见和建议。9月26日的《皖北日报》，头条消息是《团结人民建设新合肥合肥市各界代表会揭幕》。
笔者在省图书馆查阅同时期报纸胶片，上面刊登了合肥17个选举单位（界别）150名代表，涵盖方方面面。其中，中共合肥市委5人、市人民政府10人、警卫团5人、民主人士1人、总工会各行业28人、工商界27人、青年团5人、学生10人、文化教育界9人、园民5人、城郊农民6人、妇女5人、回民1人、中西医2人、慈善团体1人、摊贩5人、区域25人。如今他们绝大部分都已谢世，但他们不应该被遗忘。例如：
王少舫29岁当选合肥市人民代表时，还在三河镇演戏、唱京剧，已经颇有名气。1952年以王少舫、潘璟琍为首的安庆民众剧团和以严凤英领衔的胜利剧社，参加安徽省地方戏观摩演出团赴沪演出一炮打响，安徽迅速在合肥组建黄梅戏剧团，王少舫任副团长。随后黄梅戏参加华东区汇演，出国访问，被拍成多部电影，蜚声中外，被誉为“东方戏曲”。
民盟盟员郭崇毅作为唯一的民主人士代表，曾为合肥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他后来担任省政府参事27年，曾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情况，为推进农村改革鼓与呼。2008年12月4日，新华社播发通稿《真言如金——记安徽省政府原参事郭崇毅》。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长篇通讯《郭崇毅——政府参事的楷模》。
金容甫是中西医界别代表，合肥金家第六代传人。他未及弱冠就问诊开方，被视为“秤砣虽小，能压千斤”。新中国成立后他联系各科名医成立联合诊所，加入国有医院。他又一改不带徒的旧习，把家传典籍秘方传授给青年人，遗著有《金容甫医案医话选》。
参加“豆选”别人、又被选出自己，有三个人很特殊。妇女界别的前两位竟是“张大嫂”“杨大妈”，区域界别也有一个“张大嫂”。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有姓无名。但她们又是幸运的，赶上了新时代，甚至连名字也未来得及取，就当选为人民代表了！
金寨路上张贴的选民榜
首选三孝口居委会
1952年初，安徽省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十万人口以上城市试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皖北行署要求合肥试点推行，市政府决定首先在西市区筹备成立三孝口居民委员会。那时合肥还是文盲占多数，曾有笑话说不识字的人总把报纸文件拿倒了。为什么？他们以为树杈朝上，想当然“字杈”也应朝上，其实许多字的两只脚恰恰朝下！不识字如何选举？组织者决定还是沿袭“豆选”方法。
此前，三孝口地区已有17个居民小组（每组15~30户不等）。居民小组先选代表（基本上是组长），后召开居民委员会成立大会。7月25日，成立大会在三孝口天主教堂礼拜堂召开，17位代表（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个小碗，碗口用纸糊起来，中间留一个小洞，选票用豆子代替，每个代表发7粒豆子，选7位委员，每个被选人员只能投一粒豆子。轮到被选人员投豆，也可以投自己。豆数多者当选。7位委员中设正、副主任各一人，5个委员分别为民政、治安、消防、调解、协税（主要是房地产税）委员。
到当年11月10日，合肥市先后成立了八个居民委员会和两个村民委员会，都采用“豆选”。当时的居民委员会从主任到委员都不拿一分钱工资，居委会也没有办公经费。直至1956年冬，市政府才确定由地方财政给每个居民委员会正、副主任每月合计40元的“生活补贴”即工资，其中主任22元，副主任18元。每个居委会每月还拨10元办公经费。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淮北到江南，安徽许多地方都采用“豆选”产生人民代表，“豆选”延续过一段时间。笔者还存有1964年《安徽日报》摄影记者马昭运在皖西拍下的农民投豆选举当家人照片。 （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