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日]内山节著，熊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0月版，176页，38.00元
一
在开始阅读本书前，善于思考的读者不妨提出一个镜像式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如果你愿意，那胆子还可以再大一点，按照作者的方式去追问：中国人最后一次被狐狸骗又是发生在哪一年？请容我在本文最后公布一个参考线索。
提到有关狐狸的故事或传说，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狡猾”“机智”“多疑”等标签；诸如“狐假虎威”（《战国策》）、“狐狸和乌鸦”（《伊索寓言》）等家喻户晓的故事，它们都以狐狸欺骗其他动物为主题。其实，在早期的华夏世界，狐狸还是一种祥瑞，是一种能福佑天下的神圣存在；中国北方农村至今还有崇拜狐狸为“大仙”的民俗信仰，就是这种祥瑞传统的一种变形。但要说到狐狸最精彩的事迹，那就多半与“骗人”有关了：“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郭璞《玄中记》）大约从宋代开始，“狐精”这一表示幻化人形的专有名词开始出现；浏览此后的狐狸文化史，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很少有像狐狸一样如此深度地卷入中国人世俗与精神生活的动物了。比如，翻看大名鼎鼎的《聊斋志异》，读者大约每六篇中就能碰到一篇描述狐狸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如此看来，传统的人狐关系并不能以“狐狸骗人”一语搪塞过去；如同当代学者使用的“狐狸文化”一语所意味的一样，狐狸已然变成了一种精神性的符号，人们一直在借助狐狸表达他们或显白或隐微的欲望与心理。
不管怎样，随着天数鼎革，科学昌明，人们似乎不再被狐狸骗了；狐狸及其传说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说到学术研究，我们这个时代则是当之无愧的高峰；最近三十余年间，学者们或致力于整理国故，旁征远绍；或躬身入局，调查民俗，可以说已经穷尽了这个话题的所有可能（参见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不过，当我看到内山节《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这本书的题名时，随即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大意：我忽视了自己曾经命名的“妖怪列岛”的学者对这个话题的探索。如果说这个世界有排名第二的“狐狸大国”，那么这个邻国的学者一定乐意认领；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能在事关狐狸的话题上整出一些花样。
果然，这位作者一本正经地抛出了一个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他对此更具体一些的表述是：日本凡有狐狸栖居的地方，总会留下一些人们遭狐狸欺骗的记录，但这个记录在某一时刻消失不见了，这是为什么？这里说作者“一本正经”，是因为即使小学低年级的小朋友们也可能会看出其中的蹊跷：作者要探讨的问题要有一个大前提，要首先建立在“人被狐狸欺骗”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个基础上才好；如果这个事实本身不成立，那本书岂不就成了戏谑之作？用正经的话说，这问题岂不就是“伪学术”问题吗？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作者没有想到这个大前提有可能不成立的事情；事实上，他简直藐视读者健全的常识一般，开篇就给出了一个更强的结论：经过他的调查研究，日本人是从1965年开始不再被狐狸骗了。这就意味着作者论述了两个“事实”：第一，狐狸有骗人的本事，而日本人不再被狐狸欺骗了；第二，这个事件的转折点就是1965年。看到这些说法，可能有读者感受到了某种轻微的挑战，或许还同时产生了某种期待。
对于第一个“事实”，我们如果意识到列岛民众根深蒂固的那种泛灵论传统,那我们就可以搬出与这一传统同样源远流长的理论对手来与他进行辩论。不过，作者无意在这个陈旧的认识论上描述他的事实，而是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这个世界有我们的“智性”所看不见的东西，并在这个地方对第二个“事实”做了一个形式上的让步：日本人在1965年前“被狐狸骗”这件事的真伪无法判定（106页）。我们读到这里时，可能不免有些失望，因为我们想知道：“人被狐狸骗”到底是不是事实。兹事体大，我们需要细致地追踪作者的思路。
二
再说一个我乍见本书题名时脑海中涌现出的一个念头吧：这本书的主题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这个“不再被骗”的转折点一定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想法与我记忆深刻的一部电影有关，那就是吉卜力公司于1994年出品、由高畑勋导演的动漫电影《平成狸合战》；“狸”，即狸猫；“合战”，即两军会战的意思。这里要插一句说明：狐狸二字本来分别代表一种动物，在现代汉语中则单指“狐”这种犬科动物，而日文则保留了汉字原本具有的一种用法：“狐”指狐狸，而“狸”则是指猫科动物中的“狸猫”。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狸猫，但狐狸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合战”发生的1967年，狐狸已经“灭绝”了。由于记忆中有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所当我看到内山节的那个“1965年”时并未感到多少突兀。另外，狐狸的“灭绝”二者加上了引号，并不是说狐狸真的灭绝了，因为按照电影中的说法，那恰好是一种对人类进行的“欺骗”行为。这部电影是我们理解本书的一个非常恰切的背景，考虑到并非所有读者都熟悉，这里略作介绍。
故事发生在位于东京西部郊外一处名叫“多摩丘陵”的山区地带。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迅猛，东京城市规模开始向周边扩张。当时日本政府决定在多摩地区建设“多摩新城”，以疏解人口急速增长对住宅用地的压力。人们获得的福利，其实有一个看不见的利益受损者，那就是居住在那片山地中的狸猫。由于生存环境的压迫，其中的两大族群开始内卷，为争夺食物而发生了大规模械斗。这时候，一个叫“火球婆婆”的狸猫——故事中扮演先知或曰启蒙者的角色——出现了。火球婆婆告诉狸猫们：你们的真正敌人是人类，是他们自私的新城计划造成了你们今日的困局。
在火球婆婆的带领下，他们找到了万福寺的“鹤龟和尚”，当地狸猫一族中的一位一百五十岁的高僧。经过全员合议，他们制定了阻止人类大开发的“五年计划”，并具体拟定了两种行动方案：“化学复兴”与“人间研究”。日文中的“化学”是指“幻化变身”的一种法术，“人间”就是指人类；狸猫们要通过复兴幻化成人类的绝技，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除了狸猫外，只有狐狸有这种本领。
我们长话短说。当温和的抗议失败后，激进派狸猫展开了武装斗争——通过幻化术，他们在新城开发现场成功制造了几起交通事故，导致了人类三死二伤的局面。官方的宣传报道随即将事件纳入到了理性主义的框架，将事故的原因归结于连日的暴雨，但一部分神灵意识浓厚的日本人则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是“天罚”：由于肆意毁坏山林而触怒了当地的神佛。进行“人间研究”的狸猫发现了人类的这种敬畏心理，通过幻化为地藏菩萨造像、狐仙等方式制造灵异现象，成功保住了两处有寺院的山丘。他们随即召开大会，决定制造一起大规模的灵异事件，唤醒人类的敬畏心理，以阻止他们的开发行动。他们将这次行动称为“妖怪大作战”，就是在三位长老法力的加持下，狸猫们悉数出动，幻化为日本民俗传说中的各种妖魔鬼怪，在大街上进行游行。其中一位长老因耗尽体力而不幸身亡。
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激进派组织敢死队，结果与市政府派遣的警察机动队发生暴力冲突，最终全部“玉碎”，全员牺牲。
狸猫们走投无路，但生活总得进行下去。于是，一部分狸猫皈依佛门，在念经中得到了安慰；一部分有变身能力的狸猫化为人形，开始了形形色色的都市生活。有的狸猫成功融入了人类社会，甚至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像人类一样做起了毁坏森林的营生，但更多的则是过着普通的都市白领生活。然而，都市生活居大不易，主角之一的狸猫“正吉”感慨道：“这种无聊乏味的都市生活，也只有人类才能忍受得了。”最终，饱受煎熬的正吉扔掉了披在身上的西装，露出了尾巴，欢快地回到了他的族类当中。
正吉的生命感叹，在本书中变成了学者庄严的道理：“虽然人们可以在制度的保障下自由生活，劳动者却因为拥有出卖劳动能力的自由，反倒成了不自由的劳动者。社会不间断地制造不平等，人们非但无法博爱，还逐渐变成只顾自己的利己主义者。”（110页）作者进一步将战后日本的进步史观、民族国家史观告上了良知的法庭：它们制造的历史叙事遮蔽了历史的另外一部分，即“村落历史”；作者认为那是“在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中展开的历史，是在生者与死者的相互影响中展开的历史”，但人们已然忘却了生活与生命的这种机缘。
再多介绍几句吧。这个“村落历史”观的背后有着一种日本的自然观：自然中存在着“时空裂缝”，有着“超自然的灵力”。但这是一个远远高于泛灵论的思维方式；作者指出，佛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说法在日本逐渐演变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观念。由于这一切都是“自然”，于是作者下结论说：“在日本，与自然共生、生活在自然周边的人，正是因为能看到自然的本来面貌，才会发现无法按照自然法则生活之人的问题。”（84页）——日本人不再被狐狸欺骗，是因为人们丧失了“整体的生命观”，生命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个体，失去了“共享生命世界”的能力。
读到这里，部分读者朋友可能会与作者的说法共情，甚至为失去的美好往昔而惆怅。但前面提到的理性上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人被狐狸骗，或者说狐狸能骗人，这是事实吗？
三
其实，要不是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先，我绝然不会有勇气再提这茬了：这既是一个高端的认识论问题，又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问题。这位大哲学家就是康德（1724-1804）。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康德哲学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最高峰，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彻底终结了欧洲经院哲学——那个以《圣经》为一切认识与真理的最高标准的哲学体系。康德以数学家的严密逻辑证明了这一事实：我们能够认识的这个世界除了人们基于先验认知能力和感觉器官把握的现实外，再没有其他存在了。这里无法进一步介绍他深奥的思考，但我要提请读者朋友们注意一个插曲：康德在最终获得这一认知前，经历过一次特别的事件——他曾以哲学家的身份认真讨论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灵异人物和灵异现象。
事件的主角是瑞典的通灵者史威登堡（1688-1772），他宣称自己具有与灵界交通的特殊禀赋，并出版了题名为《天上的奥秘》的八卷本巨制，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为了确认相关通灵事迹的可靠性，康德非但阅读了他的著作，还与他进行通信，展开了证据调查。
康德的这项研究成果出版后，当时有名的哲学家门德尔松评论说：“用以撰写这本小书之玩笑式的隐微涵义有时使读者怀疑：康德先生是否要使形而上学显得可笑，还是使通灵显得可信？”（参见《通灵者之梦》，李明辉译注）按照康德自己的说法，作为学者大张旗鼓地研究灵异现象，当然不是体面的事情，会引发读者的讪笑；因此他行文中的自嘲语气，就是要抢先嘲笑自己一番。即便如此，当门德尔松直接指出这种不体面时，康德还是感到有些尴尬。他坦率地承认，实际上“他的内心状态在此是矛盾的”，因为非但就故事而言，他“对这类故事怀有一种小小的亲切感”，而且就理性根据而言，他也不禁“对这类故事之正确性怀有几分揣测”。这个说法在他此前致夏洛特·冯·克诺布洛赫小姐的书信中有过表达，当为事实。
后世的学者多认为这个“事件”就此结束，认为这项研究仅仅是“过渡之作”。我并不这么看，因为事实可能更为复杂；我们不能将康德面对不可思议的现象时那种坦诚而高贵的探索心灵，视为这位大哲学家即兴的、玩笑式的作品，因为他要探讨的是一个高尚的问题：心灵是如何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书中引发了门德尔松误解的那个例子，亦即精神关联与普遍引力关系的类比，不正是一个此刻还无人解决的问题吗？十七世纪的牛顿是“引力”这个谜语的主要制造者，而对其谜底的不明所以伴随着他此后的一生；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则把谜面换了一个形式，同时给出了一个暂时让人满足的谜底，即著名的广义相对论；而一般人只是假装自己“明白了”牛顿和爱因斯坦本人从根本上说亦不明白的事情而已。
康德是罕见的有勇气在理性领域内讨论灵异事件的哲学家，这或许是导致他认识到理性极限的殊胜体验。所以，我们切勿轻视了康德看似心血来潮的这项让人不明觉厉的研究。这样想来，谁如果像康德一样有不怕被嘲笑的勇气，而且比较有闲，那倒是可以去研究一下“人被狐狸骗”究竟是不是事实。我愿意在此提供一点点帮助：我建议他首先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至少仔细读上一遍，看看康德放弃处理“另一个世界之秘密”前，是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的秘密的。
内山节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要处理的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有人或许认为那只不过一种对过去生活的浪漫想象，近乎谬悠之言。如果有你这么读，那真就太可惜了。
说到这里，我回忆起了上面提到的影片中的一个场景：当年派往外地去邀请法术高超长老的狸猫“文太”回来了。在他离去的短短三年，东京的多摩新城已经建成，他们的栖息地完全被钢筋水泥的丛林包围。见此情景，文太悲愤不已，伏地痛哭：“把森林还给我们，把家乡还给我们，把原野还给我们！”最后，他们决定一起发功，要通过法力恢复原来的地貌。影片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随着狸猫们法术的展开，旧日的山川、草地、原野、街道、房屋次第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狸猫们看到自己故乡的原风景，纷纷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不觉间收了法力，全力冲向眼前的青青原野……这是狸猫们的幸福时刻；你如果看了那几帧画面，内心也指定同样热烈起来。
然而，幻象随即消失了：他们尴尬地发现自己只是沿着光秃秃的黄土山坡冲到了一座公寓楼前。阳台上的小朋友碰巧看到了这一幕，非常高兴：“快看，我们这里竟然有狸猫哦！”狸猫们转身逃也似地离开了。按照电影中的说法，他们中的一部分此刻正别别扭扭地生活在人类社会当中。
写到这里，不知读者旺盛的好奇心是否得到了满足，但已经到了公布前面提到的那条线索的时刻了：东北籍作家胡冬林先生在他的《狐狸的微笑》一书中，记载有数则狐狸欺骗猎人的传说、狐狸报恩的“事实”，以及他自己为狐狸所“欺骗”的经历；文末标注的撰写时间是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