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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了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中重大、紧迫、复杂的问题，直面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挑战，对包括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在内的风险防控与风险处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对于危机时期的宏观政策选择、财政危机的短期应对与中长期改革、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等充满学术争议的问题，给出了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判断。作者明确提出，房地产危机时首先要保住金融机构的功能；金融风险处置不能拖延；危机是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契机。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所做出的分析、得到的判断、深化的讨论，不仅来自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且来自作者对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本书使用了20个国际国内的典型案例和风险事件，作者以此提示人们，不能浪费我们正在经历的风险，更不能重复我们已经付出巨大代价才得到的教训。本书纵横中外、跨越百年，但始终保持着清晰的思维、理性的判断和犀利的表达，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时间的背后有可能是繁荣与强盛，也可能是衰落与萧条。因此，当周洛华以一本名为《时间游戏》的专著告知世人，金融不过是一种与时间有关的高级集体游戏，确实让人有切中肯綮之感。更何况，这种高级集体游戏正为人类的命运所系。相对“时间就是金钱”这种直线的效率认知，《时间游戏》给出了一个结构性的答案，认为时间就是身边风险和远方机会的组合，追求自由和安全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管理风险。在这个分析框架下，人类基本的时间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是“人上人”游戏，另一种是“天外天”游戏。简单说来，前者是体制及由体制衍生出来的各类传统生存方式，后一种是直面市场、拥抱市场、赢得市场，并通过市场不断创造发展机会的现代模式。科技驱动需要了个人期权和国家期权的匹配，增强了个人的选择权和多样性，这既决定了个人的命运，也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很好玩的一本书，说是金融，既没有装X味儿，也没有一点班味儿，既不一堆数学也没有资料罗列，一个科班教授写的极具民科味儿的作品。说一堆维特根斯坦，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但核心是还是“自由”，所谓时间游戏，根本上是如何出售自己的自由和挣得自由的游戏，买房是出售自由，早买堵得是人的自由在贬值（因为房价在升），买科技股赌的是科技创造更多自由（人被解放），社会高下立判。顺便一说，作者周洛华老师祖父是著名历史学周谷城，他在书末说，祖父弥留之际跟他说了两句话他还记得，“几千年封建糟粕尽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好奴才”“有经学大师说西方科学的精髓在《十三经》里都有，是自欺欺人的话，绝不可信”。·3·
《性别经济学》
作者：刘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4-03
《性別經濟學》運用不少實證研究數據，結合行為經濟學與性別研究的跨領域視角，成功將抽象的性別議題轉化為具體可測的經濟現象。本書揭示了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在教育投資、職業選擇、婚姻決策等關鍵人生階段的經濟行為。然而，本書在某些論述上仍有改進空間。例如未能充分探討性別經濟議題與宏觀經濟表現的關聯，也缺少新興市場國家的性別經濟現象。總體而言，本書是中文世界里討論性別經濟學的開創性作品，為性別經濟學研究開創了嶄新視角。至少，我會採用書中所舉到的案例作為我的授課內容。
陈季冰是一位知名的“老媒体人”。在这片宋代“全景式”小商品经济的繁荣中，他提出了问题：繁荣的社会是如何成就的？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本书从制度与技术层面给予了回答。
全书的目录得益于媒体人对时代的敏感；行文的表达亦兼顾当下的阅读习惯，非常好读，推荐！
近日内地新引入《人的行为》台译本（谢宗林），之前有过一部台译本（夏道平）引入内地，这两个译本的译者之间也有交往。翻译过程也是一个理解过程，对于重要的文本，我们需要不停的拓展我们的理解。2020年，汪丁丁老师连发数文，尤其是《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价格》《价格始于关系》三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阐发米塞斯-哈耶克所倡导的“行为学”，汪老师译“praxeology”为“人类实践学”，汪老师指出：哈耶克与史密斯的思路意味着，“交换何以发生”（catallaxy）才是经济学基本问题，从而“交换发生学”（catallactics）才是正确的经济学。交换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价格，故而，汪老师进一步阐发：“价格不是预先决定的，价格是由市场参与者们在实践中逐渐发现的，价格呈现自身，这一过程就是市场，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就是企业家，因此，市场过程就是企业家过程。”从而，经济学基本问题又可以表达为“价格发现”。细论之，汪老师提出一个核心命题：“价格是交换关系的理性表达。这一命题，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换言之，它符合演化理性。交换的起源，可追溯至史前史的漫长开端。”简言之，“价格始于关系”。由以上三文辅助，我才更好去把握《人的行为》要旨。关于米塞斯的思想基础，汪老师曾在“探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2011]”讲演中有论述，“基于演化理论的先验论”。虽然米塞斯基于演化思想超越了康德的先验论，但我想，米塞斯还是在康德意义的基础上使用“范畴”一词，参看斯坦福哲学百科，对于康德而言，“我们只有通过范畴，才能拥有先天知识，只有当这些范畴是由于心智的性质而产生的，并且是心智强加于它所认知的对象上的。（We can have a priori knowledge by means of the categories, only if the categories are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mind and are imposed by the mind on the objects which it knows.）”由此，我还是不认同译者谢宗林在一些地方把“范畴”译作“必要条件”（P18）。汪老师在这一演讲中专辟一节阐述米塞斯，用意在于以之为一个典范，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承担自己的使命——寻求“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如果我们放弃这一使命，那么，将来，例如在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可能嘲笑我们，嘲笑我们无能，缺乏勇气，或者对历史不负责任。”读《人类行为》一开篇，就展现胸怀人类全部知识的气魄，米塞斯指出，经济学“给人类开拓了一个从前不可能触及，也从未想到的科学领域。”具体而言，对于米塞斯所要探讨的“行为学”，我还是放在“心的秩序”和“物的秩序”视角下进行思考，由此也可以对参延续哈耶克（尤其是他的《感觉的秩序》）的思考。米塞斯当时的知识状况是承认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不同，连接二者的桥梁尚未建立（“解释鸿沟”），我们不妨认为哈耶克也在摸索着架桥。米塞斯则在“行为学的形式特征和先验性特征”一节中指出：理性、知性和逻辑能力是历史现象，······人的逻辑是介于前人类的非逻辑和超人类的逻辑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理性与心灵作为人类最有效的生存禀赋，是一种镶嵌在不断流逝的生物演化长河中的东西，它们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短暂的。······人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经历了生理的蜕变，而且也经历了心灵的蜕变。······每个人在年幼时，都从黑暗的深渊出发，而人类的意识里惊了好几个不同的心灵逻辑结构发展阶段才终于觉醒。······先验性只关注人的思维逻辑结构的本质及其必要特征。······每个人的身体则是其祖先及其本人的命运与际遇的沉积。其实这些话，难免让我想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作为一种探索，我还在思考。P55注脚柏格森的著作书名译错了，国内一般译作“思想与运动”。了解商业史，英国东印度公司个很有趣的案例。作为一个组织，它如何保持强大，如何鼓励创新，如何让公司适应本地环境？本书给予了不同的视角，让人们看到，垄断并不是其商业成功的关键。像我这种非经济专业出身的人看这本关于货币的书，不但津津有味读进去了，还激发出许多的心得和思考。这是一本理论上包容、紧扣金融与货币实践的货币史通识读本。作者在书的前言说：“我希望这本书，是一家人可以一起学习的有关货币的书籍”。货币和货币观念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本《货币简史》告诉我们货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天赋的交易、沟通、连接功能。在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时候，货币跨越种族、民族、文化、国家和政治藩篱的屏障，把不同的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行为看，人在本质上未尝不是“天生的经济动物”。货币是人类作为经济动物的行动工具、信号、标记和符号。书中有两句话：“中国一直没有诞生现代金融”，“中国一直没有进化出银行系统”。金融和银行运行的基石是信用，现代金融和银行信用绝不可能产生在皇权政治和乡土社会重农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是传统中国皇权社会的制度和土壤，对商业活动中的信用观念、信用行为、信用系统架构及其运行，形成了种种刚性约束。毕竟，皇权之外的信用、乡土社会宗族血缘以外的信用，绝不可能获得普遍认可和尊重，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金融货币在庞大的帝国运行体系中无从发力，也不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创新性变迁，最终导致帝国体制和国家机器的弱化、停摆和整体的衰败。书中时刻浮现出的现代货币理论的涟漪，这种新的金融思想和理论，让我们不由自主把许多的思考、把心里对货币现象的设问和诘问，引向当前金融市场的运行、引向金融风险处置的现实场景、引向国家和政府在经济生活和金融活动中的所作所为。现代金融实践中，政府看得见的手、市场看不见的手，它们时而联手、又时而分手、时而还是对手。这些现象，到底是市场的意愿和诉求，还是政府的作为和主张。恐怕更多的应该从货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上探索原因和出路。不像传统的货币史书籍，按时间一点点展开，那样多少拖沓，而且大部分学理的论证和演进和普通人关心的事情隔得太远，这本书说是简史，其实更多围绕大家身边切近的问题和常人容易产生误解处展开，内容实质可能更适合叫货币100问之类或者借用流行的格式，叫写给上班族的货币学。③
货币，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是主体间现实，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有利于社会协作的共识，它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秩序与财富。每个人都值得了解“货币是什么？”这本《货币简史》深入浅出地从历史的视角去剖析货币，可以说是很亲民（有水平且好读），很有make sense，强烈推荐!权威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如何从高增长思维转向防收缩思维的观点。《交易与发展——阶段性增长的政治动力学》是本好书。多年以来，关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更加广泛的，关于发展问题，道格拉斯·诺斯与阿西莫格鲁提供了一些线索，让人忘却经济学家以索罗模型来解释发展的荒谬与耻感，但说实话，两位作者的思考是不够的。阿西莫格鲁基本上只是发明了“包容性发展”这个概念，对于包容性发展如何才能呈现，没提供答案；诺斯的框架更有学术操作性一些，从有限进入秩序到自由进入秩序的划分，及其与政治动力学的关联，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力。然而，一个基本问题是，在类似的有限进入秩序体制中，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表现天差地远，如何解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同一个国家不同阶段、即使以有限进入秩序来衡量是类似的，经济绩效表现也天差地远，如何解释？本书主要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Lant Pritchett提出，我感觉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前进了一大步。首先，一个经验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并不罕见，但这些经济奇迹往往不能持久，随之到来的是增长曲线崩塌，有些国家在启动了5、10、甚至15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紧接着仿佛魔法消失一般，经济增速转折下行，被其他国家再次拉开距离。与之相反，如英国这样持续200年2%的稳定增长、或者像韩国这样经历了危机（1998）之后仍能维持长时段高增长的国家，才是少数。其次，当然是更加重要的，本书对此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大意是：某种契机之下，一国的政治解决方案启动了一个正循环，往往是一些政策有利于出口相关行业（被称为魔法师，如服装出口、零配件出口等）对外开放，允许其竞争与发展，而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政府稳定、合法性，也培养了一些利益共同体与能干的技术官僚群体，他们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存在的垄断性行业（如矿山、电信、电力、房地产、运输、铁路、银行等等）被留给权力经纪人，以抽取租金，回报给政权的致胜者联盟，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治理环境；大量的政商交易（政治交易与政策交易）在其间进行，一方面构成租金抽取的渠道，一方面为该国不参与国际竞争与循环的小企业经济（被称为主力军，如零售、旅游、服务业、建筑业、小商品制造等）提供有序交易的环境，让他们的营商环境变成是可以以“交易”来得到稳定预期的、可忍受的水平。上述正循环一旦启动，往往就能够产生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本书应用上述框架，对十个国家展开了案例研究，包括我们很熟悉的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亚洲国家，他们的故事既有奇迹，也有奇迹的崩溃（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的马来西亚、泰国）；还包括利比亚、马拉维、加纳、乌干达、卢旺达等非洲国家，他们的故事大多数与失败有关。对这一点的分析我认为是本书框架尚待改进之处。虽然出生于经济学家，但作者（们）更多地将增速的突然、持续下降与政治解决方案的变化相对应，而不是从经济上寻找原因。在我看来，上述增长故事之所以结束，具有明显的经济导因，即在经济奇迹过程中，由于存在过分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寻租、创设租金与抽取租金），该国经济内在结构将日益积累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其中核心是资源的无效配置、大量的僵尸企业与过剩产能、与过剩产能相对应的庞大债务与资产泡沫、技术官僚机构丧失独立与清廉、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出口行业的飞地化等等。这些问题迟早导致危机，而后导致政治安排的恶化、经济自由度的降低、宏观经济不稳定、经济政策倒退与经济增速的持续不景。简单一句话，奇迹需要运气，下坠却依靠实力——“凭运气挣到的奇迹，靠实力输光了”。Pritchett曾任职世界银行与哈佛，本书 可以视为其30年研究积累的通俗呈现，雄心勃勃地试图超越诺斯与阿西莫格鲁，第一章与最后一章为其本人操刀写作的理论框架，随后是其他作者的案例研究，读来颇为愉快。发展型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项重要理论构成，但围绕于此的研究仍然匮乏。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离不开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与实践，其理论生命力也与东亚经济转型的命运相互交织。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如何解释东亚奇迹？中国符合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吗？东亚各地区在发展型国家模式上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其成因又是什么？张振华教授的《理解发展：东亚奇迹的制度分析与理论解读》一书为这一沉寂许久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鲜、深入且全面的思考，也为政治经济学界进一步理解、拓展和应用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本书虽然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但每一个独立章节都对学术知识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挖掘被传统历史理论忽视的视角，填补军事史研究的空白。作者尤尔根·布劳尔是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和平经济学领域权威研究专家，出版了多部重磅作品，学术专业性备受赞誉。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C.谢林盛赞本书是“严肃的、有创造性的、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