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门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常被尊称为“诗圣”。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源。其家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远祖为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父亲杜闲曾担任奉天县令（县长）和兖州司马（副市级）等职务。关于杜甫的母亲，有说法称其是舒王李元名的女儿，即唐太宗李世民的侄女，这使得杜甫不仅在官宦家庭中成长，还流淌着皇室的血统。不过，对于其母身份也存在不同说法，需进一步考证。
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中有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其中，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隆范，崔九指的是崔涤，曾任殿中监，得玄宗宠幸。这说明杜甫年少时能够经常出入权贵私宅，生活优渥。他年少时游历各地，意气风发，曾言“诗是吾家事”，并自豪地“开口咏凤凰”，对自己的家族充满骄傲。
杜甫的家庭背景不仅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还给予了他丰富的精神滋养。他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系统学习了儒家思想，这些都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和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741年杜甫的父亲杜闲逝世，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所有的积蓄被杜甫用来壮游和旅居长安的当盘缠了。杜甫到了中年和晚年，不是做小官就是没官做，依靠朋友接济维持生活，但他的家庭背景始终是他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
政治抱负
杜甫自幼丧母，很早就寄养在东都洛阳建春门仁风里二姑母家。20岁之前，他主要是在家读书学习。7岁时，他便开始学诗，到了15岁，其诗文已经引起了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在《壮游》一诗的开头写道：“往昔十四五，出入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他还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读书非常刻苦，曾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年轻时，杜甫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胸怀壮志，乐观自信，昂扬向上，不畏困难。他的《望岳》一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便充满了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而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则表达了他希望辅佐明君，重振教化，改变社会风气的愿望。
为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杜甫首选科举考试。开元二十三年，他在江浙一带游历后回到河南参加贡举考试，并中了举人。随后，他进京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但那一年进士只录取了二十七名，杜甫遗憾落选。开元三十五年，唐玄宗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天大礼，并命令各地长官推举贤人到朝廷礼部应试。杜甫满怀信心地参加了这次考试，然而，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害怕贤才入选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竟然操纵考试，使得无一人及第。
这次打击对杜甫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随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长安旅居生活，这段时光被他悲伤地形容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在这十年里，他不断给达官贵人投诗献文，企图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
坎坷求职经历
杜甫的求职之路布满了荆棘与坎坷，直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他才终于被任命为河西县尉一职。然而，这个正九品下的官职，主要负责庶务，如司法捕盗、审理案件、判决文书、征收赋税等，对杜甫来说，并不符合他的志向。他拒绝了这个县尉的职位，并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朝廷见状，将之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负责看管武器仓库、地位虽低却职责重大的小官职。但即便如此，杜甫也并未因此满足，他始终怀揣着更大的政治抱负。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得不携家带口逃难。在听说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后，他毅然前往凤翔投奔唐肃宗，要求杀敌立功，报效国家。唐肃宗被他的忠诚所感动，任命他为左拾遗。虽然品级只是从八品，但这个职位却能够经常见到皇帝，为皇帝上陈谏言，职位相当重要。
然而，杜甫的耿直性格却再次给他带来了麻烦。朝中丞相房琯因兵败被罢免官职，杜甫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不讳地为房琯辩护，然而这一举动却触怒了唐肃宗，导致他被贬至华州。这次机会原本可以是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却因他的耿直而毁于一旦。
后来，杜甫流寓成都，进入严武的节度使幕府出任参谋。这是杜甫一生中担任过的最有影响力的官职。由于当时制度原因，节度使幕府中的官员名义上往往要挂一个中央官职的名号。因此，在杜甫50多岁“知天命”的那年，严武表荐他当上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这也是杜甫一生中担任过的最大官职，因此后人便称他为“杜工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工部员外郎”只是“检校”而已，是一个挂名的官职，杜甫实则并未真正踏入工部任职，仅是虚挂“工部员外郎”之名。
李白杜甫的三次相逢
一、第一次相逢在洛阳
公元744年，李白因得罪了杨贵妃和高力士，在长安难以立足，于是上书唐玄宗，请求还山。唐玄宗下诏赐金放还，李白离开长安后一路东行到了洛阳。此时，比李白小十一岁的杜甫得知李白到来，便趁机给李白献诗。两位仕途不顺的诗人一见如故，格外情投意合。他们惺惺相惜，平等交流，抒怀遣兴，评古论今，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闻一多先生曾这样评价李白和杜甫的相遇：“他们的相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能与之媲美，仿佛太阳与月亮的相碰。”分别前，二人相约下次在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面，之后一起访道求仙。
二、第二次相逢在宋州
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如约相偕漫游宋州（今河南商丘）的梁园。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同样怀才不遇、浪迹天涯的诗人高适。这年，李白四十四岁，侠骨仙风，神采飘逸；杜甫三十三岁，清癯有神，老成持重；高适四十五岁，气宇轩昂，快人快语。文坛三杰风云聚会，共游古城名胜，探寻前朝遗迹，情趣横溢，乐在其中。在梁园，三人还留下了“梁园题壁”的美谈以及“千金买壁”的典故。
三、第三次相遇在东鲁
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的秋天，杜甫来到了东鲁地区，有事在外的李白得知后，特地从任城赶了回来。这是两人第三次相遇，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两人都倍感珍惜，相约同访鲁郡城北的范十居士，并各自作诗记述此事。这次相遇后，两人便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的友情和相互的影响却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流寓成都的经过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杜甫经历了长时间的流离失所。他带着家小由奉先逃往白水，再由白水向陕北流亡，最终逃到鄜州（今陕西富县一带）。次年，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继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新皇即位，便安顿好家小，独身投奔灵武。然而，在途中他不幸为叛军所获，被押解至长安。后来，他潜逃至凤翔，投奔唐肃宗，并被任命为“左拾遗”。但因忠言直谏，结果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入蜀决定
离开长安后，杜甫的仕途并未好转，反而更加坎坷。他先后到过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等地，却始终未能找到安身之所。此时，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的严武非常欣赏杜甫的诗歌才华，两人交往密切，经常有诗歌唱和。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严武邀请杜甫到成都。官场失意、政治理想破灭且走投无路的杜甫，由此萌生了入蜀的想法。同时，他的好友高适在蜀州（今四川崇州）任刺史，也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一定的资助。经过深思熟虑，杜甫最终决定举家迁居成都。
成都生活
杜甫一家由陇西（今甘肃南部）经天水同谷入蜀，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平安到达成都。在成都草堂的静谧时光里，杜甫深深陶醉于成都的闲适与安逸，他悠然自得地游逛武侯祠，心中涌动着无限感慨，挥毫泼墨，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蜀相》一诗。从760年到765年，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了近四年时间，期间创作了240余首诗歌，包括《蜀相》、《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
离开成都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好友高适于764年离开成都返回长安，杜甫的经济支持逐渐减少。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他不得不携家带口，乘舟东下，重新开始漂泊的生活。其实，杜甫本可不必离开成都，毕竟他的茅屋旁足以容纳五百株树，草堂更是有三百亩之广，也算得上是个有地之人。但他并未选择像苏东坡那样通过种地来维持生计，而是选择了继续漂泊，寻找新的生活机会和理想实现的可能。
后续经历
离开成都后，杜甫先在夔州落脚，生活逐渐安稳下来。但后来由于吐蕃的威胁和朝堂的动荡影响到了夔州，加之夔州土地贫瘠、特产不丰富，杜甫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他一直心怀壮志，但在夔州却无攀缘之人，于是他决定离开，前往别处寻找机会实现自己未尽的理想。公元768年，杜甫携家带口从四川沿长江往下游走，先后尝试在江陵和衡州定居，但均未能如愿。最终，他在晚年发迹无望、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病死在了湖南。
杜甫的诗作
杜甫自小好学，七岁便能作诗，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他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或说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对后世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年游历时期
青年时期，他游历吴越、齐赵等地，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憧憬。例如，杜甫的《望岳》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抒发了他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长安困顿时期
三十五至四十四岁，杜甫在长安期间，尽管生活困顿，但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写下许多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现实的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注。
陷贼与为官时期
四十五至四十八岁，是杜甫的陷贼与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经历了被叛军俘虏、逃亡、为官等一系列波折。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更加成熟，情感更加深沉。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等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展现了杜甫深厚的同情心和卓越的艺术才华。
西南漂泊时期
四十八至五十八岁，是杜甫的西南漂泊时期。他的生活更加艰难，携家带口四处漂泊，先后居住在秦州、同谷、成都等地。尽管生活困苦，但他依然坚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等，它们不仅展示了杜甫个人的命运沉浮，也反映了时代的沧桑巨变。
后世影响
尽管杜甫在生前并未得到足够的认可，但他的诗歌在他去世后逐渐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晚唐诗人元稹等曾在其作品中称杜甫为“诗圣”，并对其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此后，杜甫的名声日益显赫，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杜甫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磨难，但他的诗歌却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中国文学史的长河，至今仍被广泛传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