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卷首语｜郑永年：为什么我们是中国经济的乐观主义者？

每到新年交替，都会进行总结和展望。在总结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和展望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时，列举出很多问题和挑战。的确，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更不乏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也如此。

但是，列出问题和挑战不是为了使人悲观，而是为了直面它们，找到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有效方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问题不可避免，但方法总比问题多。实际上，经验地看，较之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局面处于较好的位置。尽管存在着问题和挑战，但只要我们能够直面困难，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

首要的问题是，部分人们的“悲观”情绪从何而来？这里既有国际层面的，也有国内层面的，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认知因素。

“悲观”既来自国际环境的巨变，也来自内部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现代化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配合和强化，这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我们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了1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路。但现在不同了：在外部，美国等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在内部，我们自己的经济面临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难等问题，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过度内卷等挑战。面对复杂的政经形势和众多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未来似乎非常“悲观”。

我们这里想讨论的刚好相反。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且具有充分的理由乐观。信心不足者往往掩盖问题，悲观者往往不敢正视问题，而乐观者直面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和风险，认知到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风险可以防御，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

就外在的地缘政治来说，我们要相信，美国的复兴既有利于美国本身，也有利于世界稳定。我们要理解美国。美国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现在面临太多的问题。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目标。实际上，这一目标和我们所追求的“中国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类似的。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美国再次复兴，中国也再次复兴，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走向太平；如果美国衰落，中国也不好，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会一团糟。今天，人们感到不确定的是特朗普的“美国复兴”计划对我们所产生的负面冲击。尽管特朗普的“复兴计划”肯定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对冲、抵消和可控的。

在更高的层面，尽管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不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历史地看，大国都是自己打败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所打败。苏联就是自己搞垮自己的，如果苏联当时不犯连续的颠覆性错误，那么很难被美国拖垮。

即使面对逆全球化，我们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们最近提出三个“不要低估”的观点：一是不要低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期间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破坏能力与破坏程度；二是不要低估全球资本再全球化的能力，资本有逐利属性，特朗普无法阻止美国资本走出去，也封杀不了中国资本走出去；三是更不要低估中国的开放政策尤其是单边开放政策在重塑世界贸易体系过程中的能力。

而针对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更不用像一些人那样如此悲观，相反，人们完全可以乐观。

乐观不是盲目，而是基于客观的要素：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二是我们有巨大的未来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有的空间还是未来的潜力都可以通过导入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实现。

中国是一个大陆经济体。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大陆经济体依然具有增长空间。这些年来，我们提出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无疑可以推进经济要素的内循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进虽然已经让中国大陆经济的活力释放出来了，但迄今并没有见顶。西部和西南部依然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资源丰富、地上地下的自然资源禀赋充足，但这些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也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开放和管理经验等方面。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发展虽然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但这些产业在中西部还有大量发展空间。如果能够把西部和西南部的生产要素和东部的生产要素双向流动起来，那么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可以通过融合而发挥出来，从而获得新的增长空间。近年来，中央已经提出了“战略腹地建设”的政策概念，大力增加对中西部的投入，要将西部打造成为新的开放前线。这无疑是个大的契机。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潜力的实现需要跨区域的体制和机制改革。

同样，陆地外循环的空间也正在扩大。早年的中欧班列开通了重庆到欧洲的陆路交通，已经显示出其经济效益。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对老挝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泰国计划把自己和中老铁路连接起来，这一目标一旦实现，那么中国和东南亚的陆上运输就会大为改善。中吉乌铁路即将开工建设，这条铁路连接中国与欧洲，但不经过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当意识到，这些交通要道上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交通连接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更有利于助力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掌握着中端以下技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些技术是欠发达国家尤其是低度发展国家所需要的。所有这些交通设施的改善必然深化我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实现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铁路连接至欧洲，中国的大陆经济体在外循环领域仍然有很大成长空间。

围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外延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还在被重新定义，但其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之上这一共识已经形成。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在国际范围内，中美两国占据着世界新产业舞台。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占据领头羊地位，其他国家很难赶上。近代以来，欧洲曾经是技术创新的代名词，但近几十年来欧洲的监管规则太多，限制了技术创新和发展。到现在为止，欧洲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但就把注意力放在人工智能的伦理和道德等方面了。如果过分拘泥于伦理道德，那么企业什么都做不了。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但实际上工业4.0是在美国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欧洲的规则太多了。马克龙呼吁放松监管，但至今收效甚微。在东亚，尽管日本和韩国也在努力，但这两个经济体错过了互联网时代开启的机会之窗。在人工智能领域，尽管两个经济体拥有先进的芯片技术，但经验地看，并没有发展出类似美国和中国那样的人工智能产业。无论从技术还是数据端来看，其它国家要追赶上美国和中国需要花很大的努力。

也就是说，就如今经济局面而言，无论是中国的大陆经济还是海洋经济，无论是空中经济还是数字经济，中国都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因此，我们有理由乐观。

但促成我们乐观的更大原因在于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科技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直面自己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即如何通过放松监管促成科创成果落地而转化成为新质生产力，从而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基础上成为发达经济体。

如何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一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科创。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问题，传统产业的升级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例如，过去我们提倡“互联网+”，今天提倡“人工智能+”，这些都意味着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因此，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的核心是科创。

这些年我们在研究“中等技术陷阱”问题。我们发现，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类似，前面二、三十年主要是对西方技术的应用，之后通过技术积累，从应用转向原创。今天，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技术已经转向了原创，但是生产关系和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导致过度的监管。监管过度自然导致新经济活动落地难，增量经济减少，继而导致发展不足。换句话说，尽管今天我们正在创造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但由于缺乏体制机制改革，这些新质生产力最终流向了那些容许它们落地的经济体，尤其是美国。

有机构统计，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由美国一代或者二代移民创立的，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美国技术并不是由美国人创造的，而是由全球最聪明的群体在美国制造的。马斯克不是美国人，黄仁勋也是移民。我们在浙江调研时得知，很大程度上，现在中美的芯片竞争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中国人和身居美国的浙江人之间。台积电的张忠谋是浙江人，黄仁勋是浙江人，美国还有几个芯片大佬也都是浙江人。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夸张中也有些道理。我们相信，我们的基因肯定没有问题，我们的文化也没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体制机制层面。

我们通过科技创新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观点和世界银行通过投资科技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具有高度一致性。不过，我们团队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现象，或者一个结果，关键在于科技进步。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和新技术的开发，那么很难从中等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

2024年8月1日，世界银行发布《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逾百个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十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努力面临严重障碍，同时提出了帮助这些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全方位路线图。基于过去半个世纪的观察，世界银行发现，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2023年底，108个国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组别，其年度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共有6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其中三分之二是极端贫困人口；其在全球的GDP占比超过40%，碳排放占比超过60%。与以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这些国家面临着远为艰巨的挑战：人口迅速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还需顾及加快能源转型的需求。

报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的 “3i战略”，即投资(investment)、引进(infusion)和创新(innovation)。根据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有序的、逐步复杂化的政策组合。低收入国家可以只专注于旨在增加投资的政策，即“1i”阶段(investment)。但一旦达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国家就需要换挡，将政策组合扩大到“2i”阶段，即投资和引进(investment + infusion)，这包括采用国外技术并将其推广到整个经济活动中。达到中等偏高收入水平后，国家应再次换挡到最终的“3i”阶段，即投资、引进和创新(investment + infusion + innovation)。在创新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再只是借用全球前沿技术，而是要推动前沿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二战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世界银行的描述也十分契合中国过去的发展路径。今天，中国人均国民所得收入已经达到13,000美元左右，离高收入群体仅一步之遥。正因如此，这些年人们不再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了，因为人们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行列。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我们强调科创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对“中等技术陷阱”的研究回答了“未来经济增长来自何处？”的问题，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座谈会上问，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为什么下降？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进行了调研。我们有两个发现。一方面，正如很多政策研究者所指出的，外资（尤其是美资）来得少了，独角兽企业就少了。因为中国风投体系尚未成熟，过去企业依赖于美资扮演风投角色，腾讯、大疆等便受益于此。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美资减少，直接影响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国正在孵化大量的独角兽企业，但因为监管不当或者过度而难以落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的技术发展轨迹大体上和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类似，早期以应用（西方技术）为主，经过数十年的应用之后，开始转向原创。这个时候，原创技术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是关键，这需要对新技术的落地放松监管。也就是说，生产力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生产关系方面还没有跟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来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宏观层面的这些政策没有在微观层面发挥显著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三角债”等问题和推动经济发展，中央也采取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宏观政策很快就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这是因为当时传统经济空间巨大，各级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现存技术的转化，加上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使这些宏观政策很快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有效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了。人们所说的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拉不动增长了。

怎么办？答案并不复杂。在存量经济活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要促成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微观层面的红利时需要释放更多的新的经济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除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之外，还要加一支箭，即“松规”。对企业来说，“松规”意味着放松监管；对地方政府来说，“松规”意味着松绑。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就会很难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红利。

先来讨论技术面。我们这里以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例。

就生物医药来说，我们经历了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转变。然而，创新药落地难。企业反馈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审批时间过长，甚至提交审批后杳无音讯。二是即使药物成功上市，但因为要和医保体系挂钩，药品价格也难以达到预期水平。面临这种情况，企业只能选择“出海”，即把创新药卖给外国厂家。前段时间，就有两支生物医药产品被美国企业以几亿美元价格买走，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可能高达上百亿甚至千亿美元，而产品在美国落地后，我们可能又要高价买回来。这类面临上市审批慢且落地回报低困境的药物还有很多。 

就互联网领域来说，最近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走红。然而，实际上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大量游戏因为监管原因无法落地。监管部门侧重鼓励宣传中国文化的游戏，从文化出口角度来看无可厚非。然而，许多游戏因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因素而无法落地，只能转向印尼、日本、美国等海外市场。应强调的是，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深远，确实需要监管，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游戏不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它还是通往另外一种技术的路径，例如英伟达是做游戏显卡起家的。我们认为，未来游戏产生的数据信息对人工智能的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现在至少就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来说，人工智能基本已经吸收了人类知识的总和，下一步只是再做分类优化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新产生的信息。未来的信息从哪里来？我们认为，很大一部分将来自游戏，以及和人工智能交互产生的信息，如AlphaGo下棋产生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我们在信息产生领域就会落后于美国，甚至其它国家。

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此。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清华大学或其他机构的评估都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和论文来看已经赶上美国甚至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然而本土化的实际应用仍然很少。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实际上有意义的竞争仅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不在中美公司之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过度监管。中国不少人工智能专家由于技术无法在国内落地，去了美国。

要取得科创的进步，不仅要对企业“松规”，更需要对地方政府“松绑”。今天，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从“捆绑”式发展转向“松绑”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与企业构成两个经济主体。在宏观层面，所有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都要通过企业和地方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作为基本上决定了地方经济局面。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需要改变过去很多年盛行的“捆绑”式发展模式。就反腐和廉政制度建设来说，“捆绑”就是把地方官员的权力置于笼子之中，这完全是必要的制度建设。如果“吏治”出现了大问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也会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的反腐败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吏治”是一个永恒的事业，但“吏治”也要配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经验地看，现在有些“笼子”已经变得过小，把地方政府捆得紧紧的，他们就很难作为。有些“笼子”有效阻止了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因为“笼子”过小，做好事情也变得困难起来。具体来说，今天的地方政府面临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度频繁的监管。监管包括纪检、监察、审计和各种形式的巡视。多种形式的监管没有整合和统筹，地方政府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配合。一旦被检查或者巡视，很多事情就要停下来。此外，现在告密风盛行，不仅官员之间因为平常的一些矛盾而互相揭短，社会层面针对官员更是民粹情绪高涨，诬告不断。一旦被“告”，就会被调查，影响工作。即使事后发现没有问题，但工作已经被影响。应当指出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了过去一直有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一旦犯了错误，甚至是不大的错误，官员也没有再进步的可能性。

二是过度细致的考核。对干部的考核是推动和改善干部有所作为的有效手段。但现在考核指标过细，在一些领域，指标的级数越来越多，指标也越来越细化。指标体系越来越细，表面上看似乎很科学，但其实不然。过细的指标有效束缚了干部的作为，坏事情当然干不了，但好事情也同样干不了。尤其是考核已经贯穿于行政的全过程，不仅结果要考核，而且过程同样要考核。

三是官员消费问题。前些年为了确立“亲”“清”的政商关系，禁止地方官员和企业的互动。现在为了推动经济，稍微放松了一些这方面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并没有放松。同样，一旦类似的消费活动上了社交媒体，多半会造成舆情，对有关干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方面还需要制度化的规定。

四是减薪。鉴于财政困难，一些地方施行减薪的办法以缓解财政压力。这本来是应当提倡的，但一段时间下来，减薪成为了“政治上的正确”码，甚至道德的高地。一些不需要减薪的地方也开始减薪，并且减薪的幅度不小。这影响了地方官员的情绪，对不少的年轻官员甚至造成生活上的压力。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些干部选择不作为，甚至“躺平”。尽管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干部有所作为，但这并没有体现在很多地方干部的行为层面。这也是中央的宏观政策难以落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是对企业的“松规”还是对地方政府的“松绑”，体制机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实际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个领域300多项改革举措，都是围绕着体制机制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APEC会议上也特别提到300多项改革举措，再次表明我们改革的决心。

因此，体制机制的改革具有了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正如这里所讨论的，我们有内部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

如果说中美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的核心在于制度。不过，制度竞争并非拜登政府所界定的所谓的“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间的竞争，而是看哪一种制度更具有效率，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特朗普的回归，美国已同时着手计划进行两场改革：一是特朗普在进行的一场针对他所谓的“深层国家”的大规模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消除既得利益对实现其“让美国再伟大”目标的阻碍；二是企业家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提出的改革，即去监管和减少政府干预。

马斯克的改革意在大规模精简机构和减少政府规模，一旦成功，哪怕是一半的成功，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外部压力。拜登政府时期美联储的加息使得大量国际资本流向了美国，美国放松监管又将吸引大量新兴技术前往美国落地。实际上，围绕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包括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是监管最少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联邦层面只有几个没有实际法律约束力的总统行政命令。现在，马斯克的改革要取消本来就已经微弱的监管，进一步去监管化。

如果中国、印度和欧洲或者其他经济体还维持过度监管，那么在中国、印度和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因为过度监管而无法落地的产业和技术很可能会再次流向美国。美国本就不缺资本和人才，一旦去监管化，势必对其它国家的技术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时已经提出“再工业化”的目标，但并没有成功。这次特朗普回归，可能会在一些有限的领域如能源开采领域，重启工业化。但要让传统产业“再工业化”，可能性已经很小，因为转移出去的技术和产能很难再转回来。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美国放松监管，就很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从而促成美国的再工业化和美国的“再次伟大”。

根据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互相适应的基本原理，中美两国所进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同样的背景。这一原理也指导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需要进行何种改革，即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推动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虽然我国未来面临很多风险，甚至风险系数不低，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我们必须乐观，也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在乐观的心态下，我们直面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从而追求不断的进步。悲观和躺平只会让明天更坏，乐观和行动才会塑造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