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唐绍仪的相识，发生在公元1884年。
1884年12月4日，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刺杀亲中派官员，试图控制朝鲜王室。
事发突然，一个清朝随军文员不等命令，就带着武器和随从赶赴事发地，将朝鲜大臣闵泳翊救下，随后又带人赶往清廷驻朝税务处警戒。
当袁世凯带兵赶到税务处时，他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感动的景象：
只见一文弱年轻人，持枪立在门口，临危不惧，目光如炬。这一幕让袁世凯大为震撼。
此人就是时年22岁的唐绍仪，未来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2天以后，袁世凯成功镇压叛乱，被清廷任命为驻朝督办，实际也就是朝鲜王国的“太上皇”，而唐绍仪则称为袁世凯的西文翻译，自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然而，二十年以后，两人却在历史的变革中走向了对立面，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分手，无形中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另一件大事。
唐绍仪和大夫人张氏
1912年3月13日，已经宣誓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他的内阁总理人选——唐绍仪。
几天以后，以同盟会为主的参议院复电同意。
唐绍仪之所以受到同盟会的信赖，则跟刚刚结束的“南北和谈”有关。
1911年12月18日，作为北方代表（或者说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进行了5轮会谈。
在出发前，袁世凯一再嘱咐：此次和谈，主要是为避免战争，恢复秩序，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
也就说，会谈的核心议题，实际上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
但从第二轮会谈开始，唐绍仪就干脆表示，共和问题，我等北方代表无反对意见。
在唐绍仪看来，此次会谈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实现共和的问题。
这是他跟袁世凯的第一次分歧，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唐绍仪虽然来自于袁系，同时他又是袁系中的亲南方系，跟老袁的“一家之私”不同，他所推崇的理念，就是用孙中山的理想，加上袁世凯的实力，最终实现民国的“民主共和”。
唐绍仪和宋教仁一样，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引发历史变局的人物。
所以言归正传，从同盟会的角度看，唐绍仪是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顺便说一下，袁世凯正式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前，民国政府是这样的：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
临时政府在南京，
对了，最诡异的是，在这短暂的一个月中，民国有两个总统：
一个是刚刚宣誓的袁大总统，另一个是年初在南京就任的孙大总统。
按照惯例，唐绍仪需要到南京就任内阁总理。
3月28日，南京，唐绍仪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他的内阁名单：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这是一份很奇怪的名单。
比如，唐绍仪本人既是袁世凯的密友，也是共和的支持者，陆徵祥则是一个无党无派的职业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
袁系人马，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
唐绍仪第一届内阁成员
而同盟会方面，则分别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四人。
然而只要细细琢磨，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唐绍仪不仅是袁世凯的密友，还是袁世凯题名的内阁首脑，陆徵祥虽然是职业外交家，但他是前亲故吏，是袁世凯的附庸。而熊希龄更不用多说，君主立宪派大多都是支持袁世凯的。
这样再看，袁系人马就变成了六个，而同盟会人员，不仅只有四个，而且主要都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这种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原本黄兴是最有希望出任陆军总长这一职位的， 但是袁世凯只给他安排了陆军参谋长的位置。
注意，此参谋长非今参谋中，它既不负责人事，也不负责指挥，充其量只是陆军总长的幕僚。黄兴当然不同意。
尽管如此，同盟会控制下的参议员，仍然对上述内阁名单表示了同意，原因很让人意外：
在3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为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了！
介绍人是蔡元培和黄兴，主誓人是孙中山，阵容不可谓不豪华。
这是让整个北洋系统大为不满的事情，你吃的是咱们袁大头的饭，怎么能干同盟会的活？
唐绍仪的“出格”还不仅于此，在此次南下期间，他甚至同意黄兴等人提出的“带兵北上，稳定京畿”的建议。
这是什么情况呢？
起因是一个月前，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等人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大总统，当时袁世凯不是不愿意走么，就指使曹锟等人半夜搞出了“兵变闹剧”，然后以稳定北方局势为借口，拒绝南下就任。
这才有了3月8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的典故。
所以黄兴就提议了，你不说说北方局势不稳么，没问题，我带人北上，替你稳定局势！
刚被题名内务总长的赵秉钧事后给袁世凯“告密”：
“调兵北来，唐君主之！”
总体来看，唐绍仪的这些做法，固然是站在了实现“民主共和”这一道德立场上，抛弃一己之私，为国为民考虑，然而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形势下， 这一情怀虽然让人尊敬，却显然过于理想化。
1874年赴美留学前，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合照
袁世凯在北京气得直跺脚，不过好歹是多年密友，有些事，不便公开指责。
老袁可以忍，袁系将领不能忍，毕竟，这些人是袁世凯一手带起来的，他们能够帮袁世凯胁迫清帝逊位，对一个“反叛的政治家”更不会手软。
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一职，4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在唐绍仪的努力下，分裂的南北似乎渐渐被弥合，似乎前途一片大好。
然而执政后的第一个问题，让唐绍仪始料未及。
清末，财政已经事实破产，海关被英国人垄断，各地税收被节流，财政没有收入，只有开支。
而开支，几乎全靠借外债维持。
清朝灭亡留给民国的烂摊子是：
财政每年亏损5400余万两；每年外债利息一共1000余万两。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的1912年，南北补发军饷1920万两，恩恤6000万两，建设开支1000万两，待还外债2080万两，合计11000余万两。
另外加上当年财政减收5000万两，军费增加3000两，利息252万两，去年的亏空8800万两，合计17052万两。
两者合计，财政缺口一共2.8亿两。
这么大的缺口，想要维持政府运转，就必须借外债！
当然，他们还有第二种选择，但是这条路他们不敢，后来的老蒋也没这个魄力，只有1949年的新中国才可以实现。
然而借钱的路子也被人堵死了。
清末以来，列强曾组成了一个四国银团，统一和垄断了中国的借款。这个银团是英美德法四国组成的，其后日俄两国也参加。
民国想要借外债，就只能通过这六个国家。
唐绍仪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就职不久，他向比利时财团借款1000万英镑，合同签订以后，六国银团大怒，一边对袁世凯施压，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胁迫比利时放弃借款。
弱国岂止是无外交，连借钱都得看人眼色。
结果就是唐绍仪主动向六国银团道歉，并撤回了向比利时的借款请求。
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别的不说，工资总得正常发放吧？
所以这钱，还得找六国银团借。
这个活，由财政总长熊希龄去谈，谈判的结果如下：
第一，总借款6亿两，分五年到位。
第二，借款以汇丰（英）、德华（德）、道胜（俄）、汇理（法）、正金（日本）、花旗（美）六家银行为代表；
第三，以盐税作为抵押，为保证还款，盐税直接由六国银团代为征收。
除此之外，民国财政部每个月的开支，必须详细列出，由六国银团雇会计人员核对检查。
这就是一直谈判到第二年的民国“善后大借款”事件。
具体的谈判一直到第二年才算结束，民国最终以盐税和关税作抵押，从五国（美国退出）借款2500万英镑，按总借款的84%实付，分47年还款，本息一共67893597英镑。
这笔借款表面上是由内阁主导，实际上则是袁世凯。
按照列强银团的要求，这六个亿的主要用途，是解散中国军队使用！
列强既然支持袁世凯，那么解散的到底是谁的军队呢？恐怕读者朋友们都心里有数。
实际上，第二年签订的2500万英镑借款，只有31%到了南京留守黄兴手中，用来裁撤南方军队，而剩下的69%都落到了袁世凯的北洋军手中，被袁世凯用来收买对手，扩充军队。
这些都是后话，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
所以这样的借款，不仅黄兴反对，唐绍仪也不赞同，但老袁支持，这就很无解。
不过很快，唐绍仪就解脱了。
早在3月底唐绍仪南下就任之际，北边的直隶省，按照辛亥革命期间，各省谘议局选举督军的惯例，选举了直隶人王芝祥为督军。
王芝祥并非是个普通人，辛亥革命中，正是他和广西巡抚沈秉坤宣布广西独立，任副督军，后率军援助武装，民国成立以后，被黄兴任命为第三军军长，后来又加入同盟会。
现在，他是南京留守黄兴的副手。
唐绍仪南下之前，已经向直隶议会许诺，待政府北迁以后就正式任命。
所以回到北京以后，唐绍仪就向袁世凯报备了这件事，袁世凯口头同意，但内心却另有想法。
要知道，自打李鸿章以来，按照大清的管理，直隶督军（总督）还有另一个身份——北洋大臣。袁世凯他本人也担任过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而且正是在那段时期内，北洋新军变成了北洋六镇，成为他今日起家的基本盘。
尤其是，堂堂一省军政首脑，怎么能由内阁总理来任命？这不是我袁大总统的工作么？
这是一个没法说服的理由。
由于下文还要设计，我们不妨在这里先做展开：
民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但这个共和，也有两个说法。
第一种就是总统负责制，相当于今日之美国。另一种就是内阁负责制，由总理当家，总统为虚职，相当于今日之德国（当时模仿的是法国）。
1912年2月1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率领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二百余人及军士数万人拜谒明孝陵，行祭告典礼以昭告光复。
民国初年，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实行的就是第一种，南北议和之后，为了限制即将带来的袁大总统，同盟会在《临时约法》中将总统负责制，改成了内阁负责制。
用大白话说就是，袁大总统是个类似德国总统的虚职，而政府实权，是由内阁总理唐绍仪负责。
真要这么搞，袁世凯辛苦半辈子，最后成了一个荣誉总统，这种结果，他岂能接受？
唐绍仪得到了袁世凯的肯定答复，马上回去给南京的王芝祥发了电报，请他北上就职。
就在这个时候，直隶的北洋军们，集体通电，表示拒绝王芝祥就任直隶督军。
这件事的蹊跷之处，就在于来的很突然，王芝祥的当选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早没人反对，就在王芝祥北上途中，这个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袁世凯以此为由，马上撤回了对王芝祥的任命。
这件事让唐绍仪深受刺激。
这不仅是个面子的问题，更关乎到民国第一届内阁的权威，袁总统可以失信与唐总理，但唐总理不能失信于直隶议会。
唐绍仪还没来得及发作，6月15日，袁世凯把没有经唐绍仪副署的“任命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
这就相当于公开打了唐绍仪内阁一个巴掌。
我们前边说过，按照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实行的是内阁负责制，没有唐绍仪这个总理的署名，总统的任命是无效的！
至此，唐绍仪对袁世凯彻底失望，他请了个病假，跑到天津，不久直接提出辞职，距离3月15日被任命为总理，仅仅105天！
唐绍仪的辞职引发了连锁反应，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人先后辞职。
民国第一届内阁，就此下台。
这件事给双方都提了一个醒，因而让事态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疾驰而：
第一，袁世凯不愿意被内阁掣肘，自此决心恢复总统负责制。
第二，唐绍仪的内阁，是一个混合各种派别的内阁，利益很难统一，它的倒台，让同盟会逐渐统一意见：必须组建一个政党内阁。
这就是宋教仁后来主张的政党内阁制度：通过国会竞选，由国会占多数的政党来组建内阁，建立一个意见统一的政府。类似于今天的英国国会。
为此他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积极寻求在第二年的国会大选中获胜。
双方的背道而驰，最终引发了更大的事件。
1913年3月初，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结束，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
虽未超过半数，但其他党派更分散，国民党遂成为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权。
紧接着，3月20日，正在寻求组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
后边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随着宋教仁的遇刺，南北有一次决裂，孙中山、黄兴掀起“二次革命”，最终被袁世凯优势镇压。
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信心满满， 不仅强势恢复了总统负责制，还开始了复辟帝制的过程，最终引发护国战争，也引发了北洋将领的反对，最后在一片反对声中去世。
而引发这一切源头的唐绍仪，在辞职以后，先是做起了生意，后来复出，加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转而又称为南方代表参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中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中方代表顾维钧，正是他的女婿。
他的结局，正如他在北洋的结局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送走了家人，却深陷上海，在被日本人拉拢成立伪政府的时候，他既没有同意，也没能力正清白，最后居然被老蒋猜忌，派人将其刺杀。
两位及其相似的理想主义者，结局竟然如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