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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税收思想探析

阚 洪

苏东坡是一个全才，其精神财富，是一坛历久弥香的“窖酒”，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库，有着跨越时空的恒远活力和无尽的张力。多年来，人们对苏东坡的研究，多侧重于他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对待人生的态度等方面，而对他从政期间以为官重在理财，理财必先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他的税收思想鲜有研究，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思考。

一

苏东坡税收思想产生的背景

研究苏东坡的税收思想，首先要了解苏东坡所处时代环境和从政经历对他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税收制度。

（一）苏东坡生活的时代环境。苏东坡生活在北宋中晚期，此时的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太平景象，但实际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皇室贵族荒淫奢侈，官僚机构臃肿，冗兵滥官激增，土地大肆兼并。在经济上，国内生产凋敝，“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统治者“后宫之费，不减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积贫积弱已形成，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在外交上，弱国无外交的现象十分明显，西北边境辽夏进逼，大宋王朝纳币妥协，致使国防和财政出现危机。《宋会要》记载：“庆历年间（即1044年）宋夏和议，西夏元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白银7万两和茶叶3万斤。”苏东坡在《思治论》中指出：“今世有三患”，“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虽然处在这样的特定时代环境和时局形势下，但苏东坡“致君尧舜，经世济民”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二）苏东坡从政的经历生涯。从苏东坡的从政经历看，苏东坡一身为官，并且一直行走在路上，属于典型的能上能下“交流型干部”。据统计，他的足迹涉及11个省、18个市县。在其仕途生涯的几十年间，处于“新党”与“旧党”政争的漩涡中，但他坚守“道高于势”的原则，坚持“中和为贵”的主张。仕途通达时能在职而尽职尽责，仕途不顺时仍心系天下，居卑位而无怨悔，不计个人得失忠言进谏、力所能及地为国分忧，绝不折节保身，更不同污求利。查阅现存的资料发现，苏东坡在从政过程中不仅是一位理财高手，而且是一名治税能手。他每到一地任职，他始终运用税收力量开展工作，突出体现在向朝廷上书要求减免民众税收负担，即使是在“不得签署公事”的黄州、惠州和儋州，他仍然以上表的方式向朝廷呼吁为百姓减税免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三）苏东坡面临的税收制度。大宋王朝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全国税收的开征、停征、减免一律归皇帝批准，归入户部统揽，各路、州、县均无税款的开征、停征和减免权。大宋初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和商税，另外，还有丁钱与徭役，以及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主要有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和市例钱等。到了宋代中叶，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倾家破产、流离失所，迫使统治集团进行改革，在财政方面就推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新法，取消户部的税收管辖权，专门设立三司条例司负责管理全国税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豪强商贾兼并土地、经商谋利和高利贷盘剥的权利，开辟了财源，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不仅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反而造成百姓既有的合法利益受到再一次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遭到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强烈反对。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倡导的新法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司马光上台后，又全面恢复原有税制，虽苏东坡竭力反对，认为矫枉过正，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但始终没有得到理解和采纳。

二

苏东坡税收思想的形成历程

苏东坡丰富的从政经历，必然产生丰富的税收思想。从苏东坡从政经历看，其税收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结缘期、成长期、反思期、成熟期等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结缘期。北宋嘉祐六年（1061）至北宋治平二年（1065）。这一时期，他步入仕途，先后被朝廷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和判登闻鼓院、直史馆等职。作为凤翔府签判的苏东坡，了解到差役法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后深感羞愧：“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葘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于是，首先向当朝执政的宰相韩琦上书，希望朝廷改变不合理的做法；同时，深入调查事故缘由，重新修订衙规，准许衙吏们自选水手，根据黄河水势，自行选择日期运输木筏。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比过去所遇灾害减少一半以上。工作中，苏东坡发现陕西一带的人民经过元昊之变，元气大伤，需要各种利民政策出台，帮助百姓恢复元气。加之，有很多情况造成损失是不应该叫老百姓再偿还的，例如押送难免损失的部分，这些都不是百姓的过失，但官府还是逼百姓还欠，甚至为此毒打百姓。这些一共有46条，涉及225人，涉及金额74000余钱，涉及粮食粟米3830斛。此时，他正在凤翔掌管征收钱粮租税之事，便上书给当时担任三司使的蔡襄，要求酌情减免，很快得到朝廷支持，使得这225人获得及时释放和免予还欠。在凤翔任上，他查决讼案减决囚犯、赈济灾荒，为百姓除害；他倡导发展酒业，扩大规模，让百姓从中获得实惠；他主张把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限制官府的专利、垄断，使百姓收入增加。

（二）第二阶段：成长期。主要体现在北宋熙宁二年（1069）至北宋元丰二年（1079）7月。在此期间，苏东坡先被朝廷任命为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后奉命任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知湖州等职。在此期间，苏东坡具有“射天狼”的精神状态，对税收的理解不断加深，采取的措施是：在言语上反对王安石变法重复设置财税机构三司条例司、搞冒进、搞一刀切、重立法轻监管，直呈王安石变法给老百姓带来的苦。苏东坡指出：“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但是，在行动上一边忠实地执行新法，一边想办法纠正新法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比如，苏东坡指出：“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为让老百姓减轻推行新法带来的危害，苏东坡也想了很多办法，用苏辙的话来说：“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

（三）第三阶段：反思期。主要体现在北宋元丰二年（1079） 8月至北宋元丰八年（1085） 5月。也就是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汝州的时间。在黄州期间，他认真反思自己过去的言行，从他的《前赤壁赋》中反映出来，着重表现了苏东坡“变”与“不变”的相对主义理论和“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观念。这时的苏东坡认识到，全盘否定新法的赋税制度是不客观、不理性的，而赋税制度改革，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综合考虑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并逐渐认同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苏东坡在写给友人滕达道的书信中讲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苏东坡已承认自己全面反对新法有些意气用事。北宋元丰七年（1084）7月，苏东坡从黄州北还，途经金陵，还专程看望王安石，在这里一待就是3个月。二人在此期间，除了讨论诗词歌赋外，还对赋税等制度改革深入探究，使苏东坡对王安石的变法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王安石病逝后，苏东坡奉命起草制文曰：“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四）第四阶段：成熟期。主要体现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 6月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奉命北归。此期间，也是苏东坡理财和治税才能展示最突出的时期。在登州任上5天，便做出了惠及后世的3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得到皇帝和朝政的认可和批准。在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新法之时，指着司马光说：“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在发展经济方面，苏东坡最大的功绩便是任杭州太守时治理西湖。当时，苏东坡通过向朝廷申请并出卖度牒筹集最初的开湖启动经费，待湖面开成之后，作为菱荡租佃，以所得课利钱逐年雇人开葑撩浅，以湖养湖，这是一种实质上“财政转移支付”，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能为民办实事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苏东坡贬居惠州、儋州时，不顾自己贬谪之身，在不得签署公事的情况下，他采用上书的方式，多次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百姓税赋，经多方谋请，朝廷最终同意他改革当地赋税制度的建议，“纳役奏改钱米各半”“民受赐多矣”。

三

苏东坡税收思想的主要内容

苏东坡的税收思想，普遍散见于其大量的《策论》、奏札和从政实践当中。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苏东坡的税收思想归纳起来就是经世济民、轻税薄赋、公平税负、利商安商。

（一）经世济民，这一思想贯穿苏东坡治国理财的全过程，也贯穿其治税为民的一生。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因法便民”。也就是说，在税收立法上，对税种设置、征税范围、征税环节、计税依据、税率多少等方面的确定要“便民”；在税收用法上，特别是在具体税收征管实践中要“便民”；在推行改革上，应当“渐行渐进”，不能像王安石那样“过快过猛”。二是主张“因法尊民”。明确提出“民者，天下之本”的治国理政观点，主张要以“民之所向”作为判断善恶正邪的标准。三是主张“因法爱民”。他主张国家要“节用以廉取”，减轻或废除各种名目的征敛和税收，否则就是暴政，害民误国。四是主张“因法富民”。他主张先富民、后强国，推崇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并提出“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等具体的富民方略。

（二）轻税薄赋，这是苏东坡税收思想的核心主张。苏东坡看到“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非常痛心，他呼吁“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苏东坡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轻赋”。苏东坡在《道德》这篇文章中也提出“薄敛”是体现朝廷“至仁”的六件事之一，而最大的“毒莫深于夺民利”。苏东坡还在《策别安万民一》中说：“夫所贵乎县官之尊者，为其恃于四海之富，而不争于锥刀之末也。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取，则时有所置，以明其不贪。何者？小民不知其说，而惟贪之知。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持尺寸，吏且随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

（三）公平税负，这是苏东坡理财和治税的又一主张。苏东坡发现“轻重厚薄，一出于地”，不分“广狭瘠腴”，“履亩而税”的赋役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合当时宋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现实，“今夫一户之赋，官知其为赋之多少，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同时，他还发现“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为改变这种情况，苏东坡提出通过核查田契来确定每户田地“广狭瘠腴”的方法来征税，他说：“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具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

（四）利商安商，这是苏东坡税收思想的又一内容。生活在大宋商业繁荣时代的苏东坡认为，减免其赋税可刺激零售商业的发展，政府的商税收入将更多。他说：“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苏东坡还积极倡导“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据统计，到熙宁十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此后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业税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四

苏东坡税收思想对新时代税收工作的启示

虽然，苏东坡在财税史上远远没有取得像文学史上那样高的地位，但是，研究和发扬苏东坡的税收思想，揭示其中合乎科学、行之有效、具有规律性的部分，对今天的税务研究和税收征管工作实践是非常有意义和帮助的。

（一）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就是要像苏东坡那样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和“射天狼”的精神状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立足税收工作岗位，因法便民，因法尊民，因法爱民，因法富民，既要强调民富国强，又要强调市场与资源的作用，还要强调政府调控，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制和税收征管体制，一切为了纳税人，一切服务为纳税人，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讲好税收故事，贡献税收力量，高质量地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

（二）在税制顶层设计上，要学习借鉴苏东坡“轻税薄赋”的思想。大力推行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加快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建立税收基本法，推进各税种的立法工作，认真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在征管措施制定上，要学习借鉴苏东坡通过核查田契来确定每户田地“广狭瘠腴”的方法来征税。实现“公平税负”的思想，换一个角度思考税收问题，转变征税环节；寻找最直接形象的计税依据，完善征税对象；寻找最简便易行的征管方法，改革征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