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低迷的经济和偏冷的预期，2025年我们应该如何破局？三郎认为，仅靠一些刺激性的经济政策，比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远远不够。打破僵局，还需要一些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如果能对以下五个方面予以改革，中国将迎来第二个至少三十年的繁荣周期。
一、精兵简政，给予经济发展高度宽松的环境。
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从全国世界来看，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越多、越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越慢、越差。
1978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管理严到人员流动都需要开具证明，购买生活必需品需要票证，结婚需要单位同意开具证明，每块田种什么公社决定，每个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主管部门下计划，可以说企业、个人的一切，都处于管控之中。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危急到崩溃的边缘。
在第一次改革开放大潮后，精兵简政，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适应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外企，中国迎来了建国以来经济、社会、文化的最为繁荣的时期。
但我们也看到，面对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一度迷失了方向，极“左”的一些思想死灰复燃，行政机构开始膨胀，行政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与干预开始扩大，国有企业开始持续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开始受到压抑，经济增长开始下滑。
根据周一公布的最新的经济普查数据，2023年全国在职劳动力7.4亿人，比2006年下降1.2%，其中国有公共管理机构人员5038万人，比2006年增长37.3%。
这两年，其实财政比较紧张，今年税收收入下降，保护罚没收入的非税收入大幅增长，收过头税、乱收费、乱罚款的事件大幅增多，营商环境受到影响。希望借此机会，再一次自我改革，精兵简政，既为了适应目前较为困难的财政收入，也为了简政放权，活跃市场，推动经济复苏。
二、改革分配制度，将用于无效投资的资金转移到提高劳动者收入上来。
最近几年，三郎一直在呼吁尽快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尽快实现从投资型经济发展模式到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前两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苗头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明显，很多人不理解三郎的建议。但随着零售物价持续两年多的低通胀，工厂价格持续26个月的同比下降，房价等资产价格两年多来的持续下行，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所导致的通缩信号越来越强烈。
这两年经济管理部门刺激消费的提法也越来越多，说明他们也意识到了需求不足对经济复苏的巨大拖累。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所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中，所有的具体措施其实还是习惯性地增加投资，刺激生产，增加原本已经过剩的供给。还没有从提振消费的源头—提高个人收入上下功夫。
没有收入便没有支出，不切实提高个人工资，也就无法提振需求，刺激消费。因此，三郎希望2025年能够对固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将国民收入中更多的比例分配给个人，减少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占比。
将国民收入中更多的比例分配给个人，需要降低企业税费，让利企业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减少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占比，就需要压缩国有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以与减少的收入相平衡。国有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无效投资、重复投资、投资浪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通过减少他们的收入来减少他们的投资，不仅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约束国有企业的无序扩张对民营经济的挤压。
三、通过开启第二次国企改革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要提振消费，不仅需要提高工资让个人有钱消费，还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让个人敢于消费。因此，三郎希望能够实施第二次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将竞争性领域全部交给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自由竞争。
改革的方法就是面向全球，公开出售竞争性领域国企股份，股权变现用于弥补降低税费后养老基金、医疗基金的缺口，补充全国养老和医疗基金的不足，扩大社会保障面和保障水平。
在出售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股份时，可以配套面向全球发售国企改革债券，所获资金用于国内企业和个人收购竞争性国企资金的专项借款。比如，我们可以要求，国内个人或民营企业收购竞争性国企，至少需要自有50%的资金，余下部分可以申请收购竞争性国企资金的专项借款。
出售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也不必全部出售，可以依据其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国资委或财政保留不超过25%的股份，作为财政后续的投资性收益来源。
通过出售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不仅可以解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资金来源，还将成为中国重新改革开放的姿态性信号，成为吸引国际资本、鼓励民营资本最有力的底牌。
四、建立阳光财政、可持续财政的约束机制。
10月份，全国人大同意实施10万亿的地方隐性债务置换方案，用增加地方债额度来置换、消解风险较大的地方隐性债。这对化解地方债务危机，非常必要。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是第四次全国性的地方隐性债务置换了。我们需要警惕，为什么地方隐性债务越置换越多？
因为我们缺乏一套阳光财政、可持续财政的刚性约束机制，这给了各地急于出政绩官员胆大妄为的可乘之机，也让一些原本想遵守财政纪律的官员产生了不借不公平、不接划不来的强烈的制度性暗示。面对我们估算大约70万亿左右的地方投融资平台隐性债务，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人员都认为这是今后最大的金融风险。
要彻底解决这一风险，仅囿于债务置换远远不够。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下决心完全撤销各地投融资平台，将其隐性债务归并到地方公开债务报表中，并制定严禁设立二财政，严禁在财政之外进行收入、支出和负债行为来架空财政，逃脱预算约束的法律规范，推动阳光财政。
与此同时，还需要严肃查处一批乱收费、乱罚款、远洋捕捞、突破财政纪律和当地偿还能力，通过投融资平台乱借债的典型，对违法者、造成较大后果者，撤职、查办、起诉、判刑！
五、减免一部分创业者、低收入者债务，加快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
创业很艰难，国内国外，大多数的创业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前赴后继的创业者。可以说，没有创业，就没有创新，经济就会停滞，社会就会窒息，未来就没有希望。
但随着法院系统强制执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因为创业而陷入困境，成为创业和强制执行制度的牺牲品。
法院的徽章背景是天平。所以虽然法院保护债权人没有错，但在强化保护债权人却忽视保护债务人时，天平就倾向了债权人。而法律在无视债务人的同时，这些法律的客观后果，其实制约了债务人挣钱还债的能力，因而最后也伤害了债权人。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债务法律体系，严重挫伤了创业者，成为全社会创业投资冲动不足的主要因素。
在目前经济增长日趋缓慢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需要减免一部分创业者、低收入者债务，让一些有心无力的负债者重新启航，轻装上阵，从无法动弹的老赖变为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与价值的人；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快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让法律成为鼓励创业投资的指引，化解目前就业困难、经济低迷困局。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