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文艺评论集《偶然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即将出版)自序
一
本书中收入的所有文章都是在上海写下的。写作时间散落在2016年至2023年,不长不短,正好是我在上海生活的七年。
第一辑的主题是现代性,收入的学术书评、论文主要关注中国在与西方冲撞的遭遇下,文学、思想与文化现代性的多重景观;第二辑收入两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文章,其实是第一辑的延续,延续的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如何进入世界现代性的焦虑——这种焦虑至今依然在我们的时代精神里飘忽,蔓延;第三辑收入三篇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评论,第四辑收入一系列随笔体的文艺短评,对象是当代西方文学、影视与艺术作品。
写什么,写谁,怎么写,这些问题在提笔的时候都很轻巧,似有若无,最终成书也很偶然。我决定选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去掉引号,当书名:偶然的诗学。
二
我其实不相信偶然。
我这几年更喜欢用的词是机制。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从不太相信人的主体性。黑格尔看到世界精神骑着马迎面而来,我看到的可能是悬在马背上的一张蛛网,缚住日出日落的世界机制。文学场也一样,是个大蛛网。每个人的写作、行动都不是偶然,都在精神追逐和名利驱动的逻辑框架里有条不紊地运行。只是文学本身预设了更多主体性,所以我们总期待一些奇迹般的、偶然的瞬间,能重新划亮生活与生命。
这本书第一篇文章写的是王德威2017年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看完王德威的序言,我就确定“偶然”是个重大线索,或者用更学理的话说,这本文学史聚焦的是一个由“偶然”掌舵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时空。2016年刚开始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的时候,我很喜欢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里面说,文学史应该在“历史偶然的脉络中”想象 “隐而未发的走向”。文学史不一定非要写作品和人事,还可以问一系列假如,一系列终于在这部文学史里展开的假如:
“假如鲁迅没有在1918年晚春的街头遇见钱玄同,假如张爱玲没有离开上海去到1941年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假如老舍在1953年选择留在美国,他们代表的中国文学‘现代性’——那些归根结底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意义——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填补或空置?”
这可能是我写的这些论文里自己最喜欢的一段小排比。人是可以被替代的。人的功名成就是可以被空置的。人的境遇是偶然的,也因此可以被一遍遍重述、抹除。钱锺书说,“史必征实,诗可凿空”。这可以用来区分非虚构和虚构,也可以激励一种偶然的诗学:去凿空历史的征实系统,回到世界机制的本原,人之为人最古朴的愿望。
幸福、爱、荣耀。
三
假如我没有来到上海?
(假如现在是用德语,那么以下得用虚拟二式,我最喜欢的语法形态。)能确定的是,我写下的不会是这些文章。
我从小就知道我得写作,我未来的职业只可能是作家。当然,我现在仍然这么想。我太早卷入了蛛网,卷得坚定不移。尽管大多数时候,我讨厌蛛网。我不喜欢互相依附、吹捧的作家、批评家。我不喜欢需要被批评赋予意义的创作,更不喜欢攀附作品延存的批评。总之,我不想像真菌一样附着在这张网上。
可我没有卡夫卡认定自己作品即便付之一炬仍有意义的坚信,也没有本雅明将精神与现实的一切叙事、抒情、批评与理论统统融为一种永恒知识的自如;毕竟,注满思想与信念的夜晚本不需要月光。可还没有太多人真诚地鼓励过我,给我放肆写作的机会,我就已经进入了要为人师表地指导、鼓励学生的年纪和角色。我的硕士导师是第一个鼓励我从事文学学术研究的人。她坚定地对我说,你生来就是做学者的,不做这个实在太可惜了。我总会想起那句话,像一个命定的标点。
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对我说,你生来就是当作家的。可没有人这么说过。没人把我推向虚拟二式中的另一个上海,另一座同样布满道路的城市。在本书后两辑的文艺评论里,偶尔会闪露出虚拟二式中的另一座城。
2023年12月17日星期日
作者:顾文艳
文:顾文艳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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