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4年12月21日至22日，第四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弘主讲了题为“Tariffs Tax the Poor More: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Consumption Dur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的研究。这项研究通过细粒度的家庭消费数据估计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替代模式，并且发现加征关税对穷人更加不利。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导致了中美贸易关税的明显增加，以及中国占美国进口比重的显著下降。现有的研究一致认为，关税对于两国均有不利影响，但较少有研究关注其对不同消费者的影响是否一致。特别地，当关税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可以转而选择更便宜的替代品。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能采用不同的替代策略，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规避关税带来的影响。
马弘教授的研究使用了尼尔森消费者数据库（NielsenIQ Consumer Panel Database）的详细购物数据，从而在细粒度上观察消费者行为的模式和变化。这个数据库记录了91535个美国家庭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约2.63亿笔非服务类零售消费交易。每一笔交易都详细记录了产品的条形码、价格、数量等信息。研究将这些产品按照层级关系分类，并通过产品编码对应关系，将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数据与具体消费品对应起来，从而计算出了不同家庭消费组合所对应的关税负担。
为了刻画消费者的在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行为，研究开发了一个嵌套式的常数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框架。这一框架包含两层结构：第一层是消费者在不同产品模块（如牙膏、洗发水、电池等）之间的选择；第二层是消费者在同一产品模块内不同品牌产品之间的选择。这个框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随时间变化的、家庭特定的需求偏好参数，能够更好地刻画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差异。
基于这一CES的效用函数框架，研究进一步构建了一个家庭层面的价格指数，以此衡量考虑了消费替代之后的生活成本。价格指数的上升可以分解为三个渠道：价格渠道（反映产品价格变化）、支出份额渠道（反映消费者在不同产品间的支出调整）和产品种类渠道（反映购买的产品种类变化）。
通过消费者的高频购物数据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估计了各个模块内的替代弹性以及跨模块替代弹性估计模型参数，并根据这些参数计算了各个家庭的价格指数。接下来，研究考虑了家庭层面价格指数与关税负担之间的关系，发现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家庭平均生活成本上升1.09%，主要反映了关税直接导致的价格上升。与此同时，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缓解了关税的负面效应。关税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与最富裕的20%家庭相比，最贫困的20%家庭的生活成本上涨了额外的0.9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收入越高的群体，其在同一模块内不同商品之间的消费替代弹性更大，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加灵活地用一种商品替代另一种，从而缓解了关税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低收入的消费者更有可能完全停止购买某一模块内的商品，因为他们更难负担其他替代品的较高价格。
这项研究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表明贸易保护措施不仅会推高整体物价水平，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为弱势群体承担了更大的成本负担。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在采取贸易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其分配效应，并可能需要采取配套措施来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
为加强国内经济学者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服务于经济学学科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CER)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会”。
整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胡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