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第一次翻开《桑戈马尔守夜者》，大概会在第一时间被各种名词扰乱——“桑戈马尔岛”“萨卢姆三角洲”“尼奥焦尔”——仿佛置身一个巨大的名词迷宫，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
当然故事主要发生在上述的几个地点，但光知道名字无法解答的疑惑，也许我们需要先从具体的地图和地理位置入手，去了解这个对中国读者而言比较陌生的国度——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的西部，萨卢姆三角洲（Saloum Delta）是塞内加尔的萨卢姆河入海口处（北大西洋）的一大三角洲。在地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地点——首都达喀尔（Dakar）位于塞内加尔中西部沿海一个伸出去的半岛上。
在地图中我们可以找到故事发生地之一——尼奥焦尔，但却无法找到书名中所提及的桑戈马尔的准确位置。根据正文描述，它应该在尼奥焦尔岛的对面，原本是桑戈马尔角——萨卢姆三角洲入海口的一处沙嘴，上世纪80年代因海浪侵蚀而分裂，脱离了吉费尔村，形成了桑戈马尔岛。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桑戈马尔岛就是上图中矩形区域的这个小岛（或者在这片区域的某一处）。
几个世纪以来，桑戈马尔角一直是谢列尔人的朝圣要地，而后形成的桑戈马尔岛，其大西洋的孤岛形态也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因此，当主人公库姆巴的丈夫布巴所乘坐的客轮“乔拉”号失事后，库姆巴便想象着那些亡灵聚集在桑戈马尔岛，想象着布巴“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儿，太阳在海洋之神和祖先妈妈引的守护下，慢慢消失在大西洋蓝缎般的洋面之下。”
看着地图我们便能更加深刻而清晰地了解大海对于谢列尔人的意义，迪奥梅在叙述时有那么多与大海有关的意象、比喻、俗语、故事，因为库姆巴和她的族人世代生活在萨卢姆河边，生活在大西洋岸边。库姆巴是水手的后代，所以当她写作的时候，“就像水手滑动船桨，骑在大西洋这条蛟龙之上一样。她有着渔夫的坚忍不拔，也像任何一个站在贝壳之上的女人一样渴望清净”。
作者：【法】法图·迪奥梅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译者：陈赛娅 王银利
出版日期：2022-5
“我的脑海中一直存在着
塞内加尔和法国两种文化”
主人公库姆巴的丈夫布巴乘坐的客轮“乔拉”号往返于达喀尔和济金绍尔之间，布巴收到了好友西亚勒布的邀请前往乌苏耶，西亚勒布和他的法国妻子波利娜常年住在马赛，这次是要回乌苏耶新建好的房子里度蜜月。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或者说是意味非常丰富的设定。
乌苏耶地处卡萨芒斯地区，由济金绍尔区管辖，卡萨芒斯是塞内加尔西南部的一个狭长地区，位处邻国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之间，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济金绍尔区和科尔达区，这个地区的主要民族正是西亚勒布所属的迪奥拉族（又译为朱拉族），目前存在分离主义运动，卡萨芒斯分离主义运动是殖民主义的“恶性遗产”。
而在迪奥梅的笔下，来自这两个冲突地区的人是最好的伙伴，亲如兄弟，因为两个民族在古老的传说中本就是血浓于水的同根兄弟。他们的祖先是塞内加尔南边村子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被海浪卷走，一个飘到了萨卢姆的岛上，另一个飘向卡萨芒斯，后来二人各自婚嫁，诞下了谢列尔一族和迪奥拉一族，姐妹俩始终牵挂着对方，直到有机会再次重逢，为了纪念姐妹重聚的喜悦，两族人保留了要对彼此友善、互信互助的传统。正如古老的传统所沿袭的那样，团结的非洲才能面向世界和未来。作者迪奥梅设置这样一对好兄弟也许正是为了传达了这样的心声。
除了内部的团结，外部的力量对非洲同样重要。迪奥梅的观点十分明确：“不要再说什么文化相对主义了！尊严不分肤色或信仰，更不分国籍，是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的共通点远远比不同之处要多得多。比如迪奥梅讽刺库姆巴的村人的“巴普洛夫式的祝福”：“人们总是问‘你过得怎么样？’那些真心诚意回答的天真汉可要当心了，只有他的祖母听到这话时才会犹豫要不要走开。”这个非洲小村落不走心的安抚方式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那里的人们也会聚集在村庄的某棵“论坛树”下交换村里的八卦信息，这与我们的村庄是多么相似。当然，相通的不止是这些使人“发牢骚”的特性，还有人类之间的美好。
在沉没的“乔拉”号上，有许许多多的外国旅行者，他们“不畏边界，带着世界性的眼光打开了边界大门……奔向那些无法朝他们走来之人……他们中有些人四处游历，为他人呕心沥血，他们乐天知命，因而能为他人做出无限的牺牲”。西亚勒布的妻子波利娜和她的好友阿曼达，两位来自法国的护士，就是这样“能为他人做出无限的牺牲”的人。她们超越国界的区隔，参与塞内加尔的社会服务和人道主义事业，是真正的世界公民，波利娜就是在一次到塞内加尔执行任务时遇见了西亚勒布。“她们太爱非洲了”，迪奥梅写到，“波利娜和阿曼达，就像和平鸽一样，塞内加尔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什么样的悼词才能配得上这些头脑清醒的桑戈马尔养女的一生……墩墩鼓声为这两位法国女性响起吧！”
墩墩鼓敲出的不仅是两位法国女性的赞歌，也是超越了种族、国别、肤色、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各种人们塑造出来的隔阂的、人类最本质纯粹的爱与勇气的赞歌。
写作是我们生存的需求
在丈夫布巴遇难后，库姆巴一度被婆家按照当地习俗逼迫再次嫁给布巴的哥哥，象征着进步与自由一代的库姆巴当然是不愿意的，除了对布巴的感情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坚持之外，作者还写到一处细节：库姆巴曾向丈夫诉苦，自己和他的哥哥“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从没见过他的哥哥“读任何东西”，没见过他为法迪吉娜“朗读桑戈尔的《锡内之夜》或者艾吕亚的《自由》”。
这里的桑戈尔就是塞内加尔的诗人总统，也是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20世纪最重要的非洲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生在达喀尔附近的沿海小镇若阿尔，在塞内加尔西海岸度过了他的童年，1928年远赴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上世纪30年代初，他同艾梅·塞泽尔等人创办了《黑人大学生》刊物，倡导“黑人性”——主张发现、捍卫和发展非洲文明的价值。194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影之歌》，在文坛一举成名。《锡内之夜》就是诗集《影之歌》中的一首，虽然布巴的哥哥从未读过，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
女人哪，把这盏明净的油灯点亮，让祖先们在灯下聊天，就像孩子们上床时父母亲聊天一样。
让我们聆听埃利萨家族的祖先的声音。当年他也像我们一样背井离乡
但他们不甘于死亡，不愿让自己传宗接代的洪流湮没在沙漠之中。
让我在灵光福佑的被烟熏黑的小屋里侧耳细听
让我把头偎在你的胸口，你那像刚出锅的热腾腾的“唐”（沃洛夫人用语，指一种用麦粉团加作料做的菜）一样发烫的胸口
让我呼吸我们先人的鼻息，让我搜集和复述他们活生生的话音，让我先学会
生活，然后再潜入深深的睡眠之中，比潜水员潜得更深。
……
——（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锡内之夜》）
“桑戈尔，他们只记得他是谢列尔人，是我们的第一位总统，然而，他的诗人身份却远远胜过了政界人物这一身份。”在迪奥梅看来，诗歌、文学显然对塞内加尔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就像每日夜晚的写作对库姆巴的意义。她“用本子和笔来面对她的服丧期”，将人生中的暴风雨都关进了本子里，“写作给她陪伴，给她方向”，是她的倾听者和救生筏，是她“捍卫自己的那一口空气”的方式，让她的脊背“摆脱了鞍具的束缚”，让她得以站起来观察周遭的世界，看到其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库姆巴被家族安排再次嫁给亡夫的哥哥，她抗拒这样的命运，但一开始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她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于是通过写作提出自己的质疑、整理自己的思路。
每晚，她在自己用笔所虚构的亡灵国度桑戈马尔与布巴对话，讨论自身的命运，也讨论塞内加尔的命运，讨论非洲的命运。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殖民历史后，非洲在艰难的抗争中取得了民族独立，但是这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独立，漫长的殖民历史让当地人部分地与风土民俗剥离开来，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与此同时，古老的非洲被迅速卷入到各种文化、思潮、宗教的拉扯之中。在复杂的现代性面前，非洲就像库姆巴一样，希望走出一条路，但却对自身命运充满迷茫。“这个国家已不再是我们小时候那样了。的确，柏油马路越来越多，我们追寻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但文化却一头扎进了荆天棘地”。在为布巴举行的葬礼上，库姆巴疑惑，为何尽管有这么多种语言，人们只能用一种来祈祷？“她无法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呼喊上帝、创世的安拉或是造物主，尽管他也赋予她说谢列尔语的能力……帝国主义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所有人。”
于是有人抗拒开放的状态，认为非洲变得过于西化。得知西亚勒布要与一位法国女性结婚时，他的父母强烈反对：“那些移民还要抢走我的儿子！”“他竟然带着祖先的名字做出这种事。”接纳西方文化被视为对传统的背叛，但有趣的是，西亚勒布虽然有愧于他的名字，他的国际贸易事业却让家里衣食无忧。
然而，迪奥梅借布巴之口指出，“引入各种文化来丰富自身并不会改变任何人的本性，真正将存在消解的是自我遗忘”。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新发现，是库姆巴和非洲掌握自身命运的关键所在。库姆巴通过写作寻到了，就像塞内加尔在诗人总统桑戈尔的带领下所探寻到的道路，在桑戈尔看来，“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和未来……”教育、文化是重塑非洲主体性的灵魂，只有在找寻到灵魂之后，“身体”才能行动，从内到外完成主体的独立。
最终在服丧期的夜晚不断写作、思考的库姆巴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所在，她的“身体”迈向独立的第一步是经济的独立，“经济独立，剩下的，一切会随之而来，谁掌握了你的经济，谁就掌握了你的命运”，服丧期满后，库姆巴带着女儿只身前往首都达喀尔，重新整修她与布巴过去经营的小商店，“她会赚取自己的面包，并捍卫自己孩子的面包，她就是非洲的母亲”，因为“只有这样，非洲的孩子们才能让自己的土地繁荣昌盛，而不是去别处受人歧视”。
此时库姆巴的命运仿佛与塞内加尔的命运与非洲的命运重叠起来。他们的女儿法迪吉娜会在怎样的非洲长大？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吗？这一次来中国有什么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感受非常强烈。现在已经是我到达的第三天了，这几天我一直睁大眼睛四处观察，发现一切都非常美丽。人们对我也非常友善，给了我很好的初印象。
中国作家网：我们都知道2021年对非洲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是那一年坦桑尼亚的作家古尔纳获得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到一个月，布克奖也颁发给了南非作家达蒙·加格特，同年的国际布克奖被法国的非裔作家达维德·迪奥普摘得，您觉得这对于非洲文学来说意味着什么？从2021年之后，非洲文学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迪奥梅：当谈到这个话题时，我觉得不应该只专注于非洲文学。这样的文学奖项实际上对整个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促进了文学的全球化，让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之间通过文学互相倾听、交流。我经常往返于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这次来到中国，让我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样的奖项实际上是连接世界大家庭的重要途径，是世界化的象征。
中国作家网：是的，我们正是身处在世界化潮流和趋势中，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许多华人作家在异国他乡进行创作，有的使用母语创作，有的开始使用当地的语言，或进行双语写作。移民文化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许多改变，在《桑戈马尔守夜者》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融合，我们既能看到非洲文学和文化的母本，书中写到了不少塞内加尔本土的宗教传说，比如谢列尔族和迪奥拉族的起源，并且保留了许多民族语言的表述如“盘古尔”“妈妈引”“尼昂卡唐”；与此同时，我们又能看到许多欧洲文学和文化的影子：“以她现在的心情，哪怕是巨人卡冈都亚也别想有个好胃口。”这种移民文化使得文学版图的划分变得暧昧和模糊，你如何看待移民作家的身份？在创作中你是如何处理不同文化的影响的？你认为这种移民书写，对两个文化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
迪奥梅：你说的移民作家，我觉得其实是要打上一个引号的，这可能不是对我状态的最准确描述。我与一位法国人结了婚，这是其一；另外法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深造的地方，我先是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学习了两年，然后前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自1994年以来，我在法国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人生的一半。因此，我的脑海中一直存在着塞内加尔和法国两种文化，它们背后所象征的世界是叠加的、互补的，丰富了我的写作经验。
我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在旅行过程中，不断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这使得我难以仅仅书写一种文化。在现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家不再局限于单一文化，而是受到多元文化的浸润，这对于丰富视野、拓宽思维角度非常有益。
我非常喜欢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曾在一些私人信件中提到了旅行如何丰富人的视野和感知。我认为文学也有类似的影响，它能够塑造更开放的思维方式，让人们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歌德也曾谈到“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它蕴含着普世价值，吸引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使他们产生共鸣，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学是歌德的理想和梦想。而在200多年后的今天，跨国旅行变得更加容易，这使得实现这一梦想更具可行性。
中国作家网：刚好聊到您在法国上学的经历，借机问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
迪奥梅：我并不认为文学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职业，小时候如果说到未来的职业梦想，我其实更愿意当一名记者，或者是教法语文学的老师，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我从小就热爱写作，13岁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那时，我刚从塞内加尔的一个小乡村搬到城市，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想法和故事。有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对它的结尾不满意，我甚至会为自己编写一个喜欢的结局。就这样，写作变成了一种习惯，必不可少，成为我分析世界，分析我周围的人和事、分析自我的途径和手段，这是写作对于我的意义。
虽然我从未考虑过出版自己的作品，但在20岁时，我给一个编辑朋友看了我积累的许多写作素材和成果，他鼓励我将作品整理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诞生了，出版后也收到了较大的反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
总的来说，对我而言，写作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必要的思考方式，我希望通过写作传递我的梦想和快乐，与人交流。
此外，我现在从事教学工作，职业方面来说“老师”的身份可能更加符合我的现状。
中国作家网：这让我想起您的《桑戈马尔守夜者》里面的女主角库姆巴，写作对她来说也并不是职业，而是对生存来说必要的思考，是一种拯救和生命的拓展。所以您是把自己对写作的感受投射到了作品中的角色身上吗？
迪奥梅：我的小说里面其实有相当多这样喜欢写作的女性角色，库姆巴是其中之一。她刚刚失去了心爱的丈夫，还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儿，她需要思考许多问题，需要面对未来的选择。对库姆巴而言，写作是一种方式，可以帮助她提出问题、整理思路。通过写作，她或许能够看清未来的道路应该走向何处。
我在另一本书里也写到了类似的女性角色，其实设置这样一些角色，有时候也是为了开自己的玩笑，就像库姆巴在晚上写作一样，我也喜欢在晚上写作，当我在书里说库姆巴可能有点疯疯癫癫的时候，也是想开一开自己的玩笑，我是不是也和库姆巴一样疯疯癫癫的呢？
话说回来，写作其实是我们的需求，这个世界如此复杂，生活常常会抛给我们许多问题，让我们措手不及。尽管我们最终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些问题，但我觉得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的过程依然十分重要，而写作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走入、完成这个过程。
艺术是提出问题的。加缪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但艺术可以带来光亮。对我而言，写作也是如此，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理解，有很多问题，我需要提出这些问题，而我提问的方式就是写作，我通过写作来寻求答案。而我们不经意间提出的问题也许别人可以回答，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与他人产生联结的过程。我期待某一天，当我与某位读者面对面时，他能够回答我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
中国作家网：刚才提到《桑戈马尔守夜者》里面的女主角库姆巴，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写到了很多女性形象，有代表非洲新女性一代以及用写作去提出问题和面对世界的库姆巴，困守于集体中各种身份里的传统女性亚莉亚姆、瓦西亚姆，或是代表着西方社会友好善良一面的波利娜，可以说展现了当下塞内加尔社会复杂丰富的女性面貌。你认为对她们来说，当下塞内加尔的女性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要如何突破这种困境，库姆巴代表着你对她们的期望吗？
迪奥梅：是的，库姆巴代表着我对女性的期望。要改变女性的现状，无论是在非洲、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女性接受教育，教育是一把钥匙，要让女性能够手中握着知识这把钥匙，去寻求自己的自由。在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上学改变了我，因此在小说中我也希望展示受教育如何改变人，使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塞内加尔女性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我非常幸运地不仅接受了学校教育，还在祖父母的陪伴下接受了塞内加尔传统文化的教育。我认为在面对传统跟现代冲突时，不应该完全丢弃传统文化，也不应该盲目接受所谓现代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现代女性受到教育，有好奇心，关心女性权益，但传统女性可能难以接受这些变化。库姆巴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对外界充满好奇心，但她的婆婆却坚持守旧，对周遭的变化视而不见，她所代表的传统女性无法理解库姆巴的心态。而摆脱这种视而不见的状态，最需要的是接受教育。知识的力量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让人们可以走出去看世界，只有当我们了解其他文化后，才能审视自己的文化，寻找答案。
除了受教育之外，帮助女性获得经济自主权也至关重要。当女性缺乏足够的经济自主权时，可能无法养活自己，也就无法摆脱身处的困境。我在小说中也展示了这一观念，比如库姆巴最后想到塞内加尔的首都去开始自己做生意，努力赚钱，这是女性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作家网：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冲突这个主题也是《桑戈马尔守夜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讨论对象，在第十九章，借助库姆巴和布巴的对话，你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的非洲：有着以“泛灵论”的宗教信仰为核心的“非洲灵魂”，借助经济的独立与繁荣，掌握非洲自己的命运。在你看来，除了以“泛灵论”为代表的宗教信仰以外，在寻求传统文化与接纳外来文化之外，非洲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探索？
迪奥梅：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根源，同时开放心怀，接纳外来文化。塞内加尔国父桑戈尔有一句话，认为给予和收获是相互的过程。我们必须拥有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自我认知，才能真正给予他人。同时，我们也要接受其他国家文化中的美好和珍贵之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意识，我们才能既给予，又从他人那里获得。
我从祖父和祖母那里接受了塞内加尔的传统教育，而在法国学习时，我发现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如爱、和平和互相尊重，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中都是共通的。虽然我们会遇到不接纳我们的人，但也会遇到充满好奇和态度开放的人。塞内加尔和法国的文化都影响了我，看到塞纳加尔的文化和社会有需要批评有的地方，我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这些，同时如果我觉得法国社会有存在问题之处，我也会直接指出来，这是作为公民的责任。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如果说我认为非洲需要做什么，那么应该就是稳定内核，知道自己的文化从哪里来，但同时也向外部世界张开怀抱，吸收外部世界美好的宝贵的东西。
中国作家网：我个人非常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它的名字就让我想起了文学史上非常出名的“守夜”，或者说“守灵”——《芬尼根的守灵夜》，它们似乎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同样是关于夜晚与死亡的叙述，生与死的界限模糊，语言充满了梦境般的呓语，甚至它们所共同追寻的超越社会约束的“自由”也有共通之处，我们是否可以说，你的写作、或者《桑戈马尔守夜者》的写作受到了乔伊斯或西方意识流的影响呢？你认为自己的写作有怎样的文学史脉络和文学继承？
迪奥梅：我没有阅读过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我在写作《桑戈马尔守夜者》的时候其实刻意地避免去阅读与死亡、哀悼有关的书籍，以保持一种纯粹的创作冲动。我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2年乔拉号沉船事故，但因为担心即时的创作会伤害遇难者家属，因此选择了在多年以后才开始写作这个故事，最终在事故发生17年后才出版这部小说，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记忆和记录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这是一个集体的创伤，一个国家的伤痛，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我们和你们一同哀悼着、缅怀着。
回过头来，我想感谢你把我的小说同乔伊斯的小说进行比对，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同时这样的情景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世界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现在身处北京，我是一个塞内加尔人，在斯特拉斯堡上学，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谈论乔伊斯，在地图上你就会发现这是几个多么遥远分散的“点”，但是最终因为文学汇聚到了一起。也许有一天你去到塞内加尔，也能在那里感觉到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因为大家的共同语言都是文学。这也是我一直在写作中所呈现和强调的。
中国作家网：最后，您希望对中国的读者说些什么？有什么样的期待？
迪奥梅：这是我来的第三天，我感觉我一直不断地在吃各种美食，我希望我的读者们也能够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读我的书（大笑），开个玩笑。我非常感谢来到中国之后大家对我的热情接待，中国的文化对我而言充满了吸引力，我上午去了一趟故宫，简直是太美了，太壮观了！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读者，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孤身一人，作者需要不断地在作品中提出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也会让我感到害怕，但是我知道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跟我一起思考，一起关注这些问题，这让我获得了巨大的勇气，我非常感谢中国的读者能够注意到我的作品，甚至阅读我的书。我对中国的读者能够带着自己既有的文化来阅读我的书感到非常感动，相应的，我也希望我能够把塞内加尔跟法国的文化当中最美的部分作为一份礼物献给中国的读者。感谢你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