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2016年特朗普当选引发了广泛反对，激发了多个团体和运动的兴起。从自由派到激进派，成员数量和捐款激增，新团体如Indivisible迅速成长，拥有数千个本地附属团体。女性对特朗普的上台尤为愤怒，2017年妇女游行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示威活动之一。

与八年前的震惊不同，这次美国的一些人感到“这种事又发生了”，心情更为复杂。

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现状的拒绝和选民对政治体制的不满。

他的政策，如减税、攻击妇女权利、违宪夺权和削减社会服务，可能在美国某些派系里非常不受欢迎。

于是，支持他的人，觉得他是传统主义的堡垒和“美国优先”的捍卫者，是发起“凯撒式”抗争的“英雄”；不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极具破坏性和欺骗性的混乱的代名词。

一

那假如我们采用一种更哲学和宏观的视角去看呢？特朗普或许可以被视为与根深蒂固的腐朽力量进行斗争的关键人物。

首要，是将特朗普置于当代政治的框架内，甚或要将其视为具有宇宙和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才好去开展分析。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历史循环论，认为每一种伟大的文化都会经历成长、繁荣和衰落的阶段，最终转化为文明。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最后的、僵化的阶段，以唯物主义、反乌托邦的政府机构和停滞为标志，原始的创造精神已经消失。在这个阶段，民主制度开始衰落，导致独裁领导人或“凯撒”的崛起。他们作为文明最后一丝活力的捍卫者，坚持自己的意志，试图在混乱和熵的力量中拯救文化成就。

如果放到这种叙述中，特朗普是要被描绘为西方的“凯撒”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可能吞噬美国文化成就残余的混乱世界，他的崛起和持续影响力反映了西方文明暮色中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催化剂在发挥作用。特朗普的每一个政治动作，都被视为与这种混乱和腐朽力量的斗争。他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选举或推动政策变化，更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灵魂。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其比作“沼泽”，这一词语立即便会超越了传统的政治隐喻，成为了一个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概念。它指的是根深蒂固的、秘密的和颠覆性的机构，这些机构代表着一种原始的、神秘的实体，其触角已触及美国权力的核心。沼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泥潭，它是一股古老的力量，早在美国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存在，其动力只能被描述为可怕的能量。

特朗普与这种黑暗存在的斗争被描绘得如同洛夫克拉夫特式的恐怖故事。他的总统任期变成了一场形而上学的战斗，他作为现代英雄，拒绝向笼罩着他的文明的腐朽屈服。他的每一项行政命令、每一次政治策略，都被视为一次大胆的尝试，目的是拆除那些由旧日支配者操控、已经运作了几个世纪的机器。

二

本体论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为理解特朗普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指的是人类特有的独特存在模式，由他们的自我意识能力以及识别和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来定义。人类意识到自己在时间和历史背景下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行动的可能性。此在不仅存在于世界上，而且与世界相互塑造。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美国人民集体此在的觉醒。他收回民族身份和主权的言论是对实现真实存在的祈求。在这种存在中，个人不再迷失在全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非个人暴政中。特朗普的言论对“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激发了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将个人与其社区和历史核心重新联系起来。他敦促人们从现代生活的异化中崛起，并在政治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从根本上关心其自身的暂时性，意识到其最终的有限性，并受到将自己真实地投射到未来的需要的驱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反映了此在的这种结构。他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呼吁成为了一座时间桥梁，连接着怀旧的过去和寻求恢复失去的本质的未来。从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运动可以被视为美国人民“被抛入”不真实的全球主义存在的集体认识。他的民粹主义信息提供了一种重新夺回历史命运、走出匿名和异化存在的方法，并进入一种更真实的存在模式。

唯心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概念也为理解特朗普主义提供了启示。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代表了普遍理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展开，自由的自我意识在不同国家和时代得以体现。世界精神的辩证特征表明，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努力追求更高的证悟。

三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重要时刻，重申了美国反对强加的技术官僚现代性的内在精神。它反映了美国为维护其独特的世界精神而做出的努力，强化了爱国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基础力量和指导原则。特朗普的崛起和行动，可以被视为对黑格尔世界精神概念的一种现实体现。他通过民粹主义运动，试图恢复美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从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其独特性和自主性。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中曾预言，随着文明进入最后阶段，国家将主要成为一个经济对象，对资源和主权的竞争将优先于其他问题。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这一预言不谋而合。他与中国的贸易战、为重振美国工业所做的努力，以及通过关税、移民控制等手段减少全球依赖的政策，不仅仅是政治战略上的考量，更是在面对日益侵蚀的全球秩序时，寻求维护其人民的物质和文化自主权的行动。

这些行动深刻地反映了斯宾格勒式的文明图景：即使文明即将走向不可阻挡的衰落，仍有人努力保持其活力，试图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在衰败中寻求重生。特朗普的每一个经济决策，都像是在对抗着文明终结的宿命，试图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赢得一线生机。

特朗普并非一个异常现象，而是被视为一个预定的人物，一个历史时刻的产物。他的强人倾向和对战后自由民主规范的拒绝，被视为对西方治理结构摇摇欲坠的必要反应。这些特征在深奥的特朗普主义中并不被视为缺陷，而是被视为面对文明终结的领导人的美德。

就像罗马的凯撒一样，特朗普的崛起被认为是一种适应腐朽世界挑战的新领导形式的出现。他以其独特的领导风格，试图在混乱中寻找稳定，在衰败中激发活力。这种领导形式虽然充满争议，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传统领导模式的渴望与回归。

四

特朗普与全球主义议程的对抗，特别是在环保主义和经济政策领域，进一步体现了斯宾格勒主义的主题。斯宾格勒严厉批评现代技术官僚社会，警告其非人性化的影响。特朗普对气候变化倡议的拒绝和对工业增长的拥抱，可以被视为浮士德精神的重申——他拒绝屈服于晚期文明中出现的消极、虚无主义倾向，而是坚持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

他对经济民族主义和能源独立的强调，反映了保持对自然和资源控制的愿望。这与斯宾格勒视为西方文明特征的浮士德式的权力追求是一致的。特朗普试图通过掌控资源和经济命脉，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地位。

这种所谓的特朗普现象，尤其是被其支持者视为对困扰西方的文化和政治腐化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尽管存在争议的防御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角色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决定，进入了标志性领导的领域。他作为对抗数十年来侵蚀西方文明的恶意实体的傀儡领袖，拒绝极端自由主义议程的侵蚀。

他对“觉醒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议程的抵制，体现在对批判种族理论、言论自由等问题的立场上。特朗普认为这些意识形态是对西方文明核心身份的威胁，因此他坚决捍卫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基础。他的参与不仅仅是小规模的文化冲突，而是象征着试图瓦解西方文明核心身份的恶意实体与守护者之间更大的冲突。

其原型所代表的力量，恰恰正是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活力的最后表达。

所以，特朗普的重要性不在于他这个人本身，而在于他所体现的原型——一个凯撒式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崛起并不能保证物质上的成功；他们的胜利具有象征意义，不是在政策上取得了多少成就，而是在于他们对陈旧而狂热的世界秩序的反抗中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所以哪怕站在大洋彼岸，对他也颇为尊重。。

如此看来，那即使特朗普的个人影响力消退，特朗普主义仍将作为一场运动持续存在。它传达了对自由落体的文明的存在恐惧，以及对回归正直和自我表达的渴望。这一原型的力量在于它与被深层政府疏远的人们产生共鸣——特朗普表达了他们的绝望和不满，尽管他的成就仍然有限……

参考资料：康斯坦丁·冯·霍夫迈斯特（Constantin von Hoffmeister）-《深奥的特朗普主义》、杰里米·布雷彻-《特朗普、特朗普主义和多重危机》

作者 | 王丛予 （东针原创发布，未经许可 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