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博士生的持续扩招以及文史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如何开展学术研究与论文撰写、如何步入学术领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广大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在此背景下，诸如《文思泉涌：如何克服学术写作拖延症》《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比较》以及《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等反映中外学界现状、指导学术写作的书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24年11月9日，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了“技艺与关怀：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坊”，围绕学术写作的技艺与学问研究的关怀展开研讨，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金陵刻经处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参加讨论。
伴随古籍资源开放与利用的飞跃式发展、研究技术与方法日新月异，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成为规模化的知识生产，正面临重大的转型。此工作坊聚焦于兴趣、关怀、情感与理论、技艺等多个层面，从徐雁平教授的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导引》教材（后简称“《导引》”）的编撰工作着手，展现教材编写者的自我分析与自我批评，重审学术研究过程的步骤及意蕴，并揭示学徒式“粗糙手艺的意义”。
“技艺与关怀：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坊”会议现场
一、从课程到教材：技艺与学术研究的“手艺单元”
在梁启超、钱穆建构的清代学术史以及艾尔曼、葛兆光等学者反思的基础上，我们还能探索什么？怎样引导学生发现属于自己的问题？如何让学生学到更切实有用的方法？如何继承并发展中国文史研究中的优秀传统并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以上诸多问题是徐雁平开设研究生课程“近四百年学术史”（原名“清代文学与学术专题”）的出发点。
在徐雁平看来，学术研究从来不是高深莫测的“纸上谈兵”，而是一门具体的、可操作的技艺，在“匠人”信念的指引下，他不断探索并完善研究生课程的推进模式。明清文献体量庞大、层次丰富，如何从中寻找学术研究的切入口？单看“干净”“光滑”的整理本是远远不够的，那些略显“杂乱”的稿本、抄本往往隐藏着过去时代的密码。与文献实物的接触、互动，成为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者的必经之路。
每一年的“近四百年学术史”课程中会设计5次实践课，学生们走进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金陵刻经处等特殊的课堂。教学实习基地代表、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李丹表示，她见证了教材编写者吴钦根、张知强等人从古籍部的老读者成长为学者的过程，徐雁平老师本人也是非常勤奋的读者，很高兴南大古籍部能为课程提供延展的空间。每年的四五月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位于南京市淮海路35号的金陵刻经处亦将迎来这组师生的考察活动。金陵刻经处的武延康研究员介绍了这一机构历史沿革与现状，并表示金陵刻经处有多名非遗传承人，可以为考察的师生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课程中带学生去参观金陵刻经处的固定环节，让同学们得以近距离接触诸如雕版、印刷等工艺的具体流程。哪怕是在四壁环绕的教室里，课堂也并非老师一人演说的天地，而是师生共创的舞台。在老师的专题讲授之外，学生的报告与研讨，往往能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历经多年的探寻，徐雁平“近四百年学术史”的课堂逐渐形成“老师专题讲授＋学生报告与研讨＋图书馆古籍部文献现场查阅与讨论”特色路径。
徐雁平保持用笔写作的习惯，在课堂教学的间隙，他常常慷慨地向学生们传授其写作的“秘笈”。他本人则将这一环节戏称为“粗糙的手艺展示”，已然成为每届研究生课程的固定部分。五颜六色的笔和各式各样的小卡片是他日常读写、捕捉灵感的好伙伴。厚厚的手稿中，密密麻麻地呈现了他日复一日地辑录与思考的学习过程。他在论文写作中追求“做一事，求一成”的匠人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做工式练习”是不可或缺的。他将从木匠工作中得到的启发，迁移至论文写作过程中：写论文也要一片一片地写，并不是从头做到尾，这样可以避免陷入被开头卡住后迟迟无法动笔的境况。在课程中，徐雁平也秉持“先完成，后完美”的理念，分节点、分阶段地给予学生“友善的压力”，追求一点一滴的进步，强调循序渐进与持之以恒，在量的前行中引向质的飞跃。
《导引》教材的编写，延续了“近四百年学术史”课堂的实践模式，试图将学术研究还原为可以学习、理解的“手艺单元”，为读者呈现“学术实践的文法”。教材以“复合主题+过程还原”为基本样态，以“原始文献的解读＋老师研究得失的总结与反省＋代表性论著的分析”为驱动路径，凸显“旧方法”“新理论”与“多学科”的融合。“我们在批判性地讲自己的故事”，徐雁平如此描述《导引》教材的编写过程，“手艺特质”或隐或现地贯穿其间。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李亭分享教材出版的始末，指出插图、装帧、封面设计等环节都有徐雁平的参与：“徐老师全程跟进出版过程，希望这个出版物既是教材，又是学术读本。”《导引》的责编臧利娟特别展示了书稿编写团队的精细打磨过程，极大便利了编辑工作环节。
将课程转化为教科书，代表着一种尝试，即保留课程独特的教学方法，并与更广泛的受众分享其见解。诚然，课堂教学实践无法完全复刻于笔端，但对于学术写作细节的无私揭露，无疑为初学者提供了可靠的门径与绝佳的范式；对于深耕学界的同仁而言，此次教材的出版则为他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学术研究和教学方法的平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少轩为工作坊致辞时，对徐雁平在课程教学上的投入与设计表示充分肯定，并认为《导引》教材的编写模式也为古文字等文学院其他学科的教材编写提供值得参考的先例。值得注意的是，“可资借鉴的模式”并不等同于“程式化写作”，始终坚持在学术写作中保留个人的风格与声音，此亦是“匠人手艺”的个性所在。
与课堂教学的互动模式相呼应，《导引》教材的编写并非徐雁平的独角戏，而是多位学者群策群力、共同编织的过程。共同体的构建与群体氛围的营造，恰恰体现学术研究这一门手艺的“传承性”。教材在绪论、结语外，设计八章，其中有七章每篇文章前都有研究者的“解读”，除了徐雁平的《从春在堂到秋荔亭——俞樾和俞平伯诗中的家族史》（后简称“《从春在堂到秋荔亭》”）、《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后简称“《花萼与芸香》”）、《论清代写照性手卷及其文学史意义》（后简称“《清代写照性手卷》”）之外，还有其学生的研究成果，即张知强《桐城派的“义法”实践与古文删改》（后简称“《桐城派‘义法’实践》”）、尧育飞《秘本与桐城派古文秘传》（后简称“《秘本》”）、杨珂《清代书院答问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以李兆洛〈暨阳答问〉为中心》（后简称“《清代书院答问》”）、吴钦根《谭献文章代笔及其“以代作入集”的文学史意义——以稿本〈复堂日记〉为中心》（后简称“《谭献文章代笔》”）。
二、知识生产过程的“学生之路”与“学者之路”
《导引》有意还原学术生产过程中的“制作手艺”。在解读部分，编写者们通过介绍写作缘起、分享研究心得、反思论文的局限及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提供拓展阅读等板块，将撰写学术文章的过程通过“自我批评”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以真诚、勇气和对学术界同仁的自发责任感，在《导引》中提供“像个普通人一样写作”的营造文章之道，故此教材可以视作普通学者的学术生产指导手册。编写者们“把自己作为方法”，分享写作缘起与研究心得。在剖析自己的学思历程时，他们关注“如何想、如何做的层次结构”，而读者从中可以获得开启与发展学术之路的诸多启示。如何在当下日益极端化、内卷化的学术界谋得生存？从学生到学者，《导引》将两个连续且关联的身份勾连起来，重现研究者们如何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实现从知识消费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转变。
学术知识生产的“学生之路”与“学者之路”
对于学生阶段与学者阶段均有深远意义的是知识的积累。在知识积累阶段，研究者往往能够识别自己的学术志趣与研究专长，并由此发展自身的学术道路。如徐雁平在《导引》中提到《从春在堂到秋荔亭》一文，得益于他学生时期偶然间买到的《读书》杂志。这本具有“灯塔意义”的杂志奠定了他的文化理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他的学术追求。然而，对于清代文学而言，研究者不能局限于“书斋”内的学术探索。除了能够买到的图书与期刊外，图书馆所藏的古籍以及特定机构的实地考察与讲解，同样是研究者积累知识的重要途径。上文已提及徐雁平有意在课程中设计丰富的教学实践活动。教材编写者吴钦根以谭献为研究对象，整理谭献《复堂日记》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南图”。
仅靠接收知识并不能确保学术实现充分产出，学生阶段所必需的中期考核等学位获取要求，以及学者阶段的学术项目，便成为了推动知识产出的催化剂。教材编写团队中的多位研究者都将论文写作历程与博士学位获取的必要流程关联。例如，张知强在2016年夏秋之际确定论文的大致方向，直到在2017年，“由于博士生中期考核的临近”，他“被迫”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选题，并在此过程中发掘了关键的文献线索。尧育飞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包括资料的收集等，实际上是毕业压力使然，是我写作博士论文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兴趣是论文最好的缘起，但适度的压力才是论文完成的决定性因素”。徐雁平提及磨练文献的手感，亦与其承担的学术项目息息相关。如他写作《花萼与芸香》一文时，受到《清代文学世家联姻谱系》这一“平行研究的支援”，而后者是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4）“清代文学家族姻亲汇考与整合研究”的成果。《清代写照性手卷》的撰写过程，则得益于他所编辑的“清代文学结社辞典”初稿，此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东南地区文人结社考察和研究”的研究阶段性成果。由此看来，从普通读者走向专业、职业研究者，可能需要在各个阶段都勇于面对时代赋予学者的使命，将各类考核的压力转化为论文写作的动力。
作为当今知识产出的量化标志之一，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已成为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关键途径。《导引》的多位编写者在追溯写作历程时，皆强调编辑与期刊外审在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秘本》一文过审后，尧育飞根据《文学遗产》编辑的建议，对引文进行了截图保存并核实。徐雁平也回顾了《花萼与芸香》一文在投稿过程中收到的三份评审意见，并以脚注形式详细回应了基于这些意见所做的修改。此类细致的流程在常规的论文写作教材中较为罕见。
三、学术生活的“附近”与支持资源
以上“输入—推动—产出”之路，标志从知识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的必经环节。在此过程中，“学生之路”与“学者之路”均不乏值得关注的支持资源。在学生阶段，参与教材的研究者普遍强调导师在选题初期的引导作用。如吴钦根在处理谭献《复堂日记》时提到“老师的期待”，其背后是徐雁平作为“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主编之一所具备的学术洞察力。大多数研究选题源自与导师在特定议题上的深入讨论，部分替代了经验丰富学者的“辅助性研究的作用”与“平行研究的支援”。如张知强在撰写《桐城派“义法”实践》时，受到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启发，尧育飞《秘本》与徐文《局外人日记与晚期桐城派的新观察》、杨珂《清代书院答问》与徐文《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均是学生选题与导师启发之间的明显例证。吴钦根的写作灵感还扩展到了对其他杰出学者的观察：他在南京大学清代学术史系列讲座中，作为会务协助陈鸿森教授“前往南图访求、抄录朱文藻相关逸文”，从而获得“身临其境式的触动和启发”。
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在《导引》教材“预印本”讨论会上，徐雁平向与会师生展示了学生日常“如何看老师的研究”的过程，这包括在阅读书籍时对同一主题书籍进行的细致标注、记录日常灵感片段的学术笔记、以及对同一篇论文不断修订的累积稿本等。与导师进行平等沟通和相互促进，这不仅有赖于导师的广阔胸襟，也依赖师生双方共同营造的积极互动氛围。杨珂在撰写《清代书院答问》一文时“意外发现”徐文所使用的文献为经过“删削”的版本，他向导师提出自己的发现后，“老师则是十分欢喜，丝毫未因为以前研究时可能的疏漏表现出一点不悦”。这种积极的互动也延续到课堂中。如徐雁平回顾《从春在堂到秋荔亭》一文的局限时，提到课程讨论时两位研究生对文章提出的质疑。此细节生动展现了学术知识生产的日常场景：论文发表之后，仍在课程与教学环节中持续发挥作用——既为教师提供进一步反思自己作品的机会，也为学生提供与教师直接交流甚至提出质疑的机会。
导师的指导与点拨是学生阶段的关键资源之一，而同侪间的相互启发与共同进步同样对个体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例如，尧育飞提及在关注桐城研究时，师兄弟间形成的小型学术群体的交流对于触及桐城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在撰写《秘本》一文时也受益于其他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尧育飞回顾道：“回看当时日记，我写《秘本》一文之所以灵感不断，是因为每天饭后和各个领域的同学的交流。”在工作坊研讨会上，他再次提到“说出去”是论文写作赋能的方法，并表示“思路一旦遇到窒碍，我就和老师说，和同学说，和远方的朋友说。论文所遇到的古文传衍、秘本圈点、桐城掌故等问题，都曾在我闲谈中出现”。
在众多的支持资源以外，个人的努力是实现论文发表与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在教材研究者的总结中，读者可以发现诸多研究者对学术写作过程中重要经验的真诚回顾。读者对于这些经验的借鉴，能够成为开启自身学术之路的起点。这些研究方法的复盘包括徐雁平提倡的“重视细节及细节之间的关联”与“读工具书时发现意外收获”，张知强“制作”自己的《史记》汇评，尧育飞“缀合片段”的卡片式主题写作，杨珂关注“线索式”人物与以讲解的方式建立论文大纲，吴钦根对谭献《复堂日记》“长达两年多的辨识、录入”等，均凸显了学术研究中的辛勤付出以及应对研究复杂性的写作“手艺”。
在日常的学术“手艺”之外，他们还主动融合并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对复杂的学术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学术概念被提出，并用以应对“涌现”的清代文献及人工智能发展下“每时每刻都在剧变”的学术环境。
四、从“说什么”到“如何说”：“文献涌现”时代学者的发现与发明
从教材编写者们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视域出发，《导引》将关注点定位在“清代的文学与学术”这一颇具代表性的领域。一方面，清代文献相较前代数量丰富、版本多样，专门作家的著述系列完整，别集、日记、书信等文体可以互相照映，同一主题或某一类型的文献也往往丛生或聚集，因此研究材料难以穷尽；另一方面，古籍数字化与馆藏影像资源公开化，使资料的获取更加便捷，依靠“独占”或“垄断”稀见文献展开研究的方式将逐渐失效。“文献涌现”对于当代学者而言确实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得益于前辈学者的开拓与知识资源的进一步公开，“发现”文献已并非易事，“发明”文献变得更加重要。面对同样的材料，如何从不同视角观看？如何以多种方式言说？
从“说什么”到“如何说”，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不仅是当下学者们需要掌握的生存术，也是重新激活习见文献的方法。张知强在回顾写作历程时提到“由于大部分精力被用来寻找材料、论证猜想”，导致文章“在理论提升方面有所欠缺”，吴钦根也将写作中“过分依赖文献，偏重事实的呈现，而非现象的剖析与理论的总结”视作文章的未尽之处。这种对理论的自觉反思，揭开《导引》的潜在意图：尝试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在掌握足量文献的同时融化理论，建立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具体而言，即从“专题式”与“研究法”两个层次还原文章的生成过程。“专题式”的思维模式有益于打破写作中圆熟的闭环结构，使得文章能够牵合多种问题，具有延展性，借用尧育飞的提法，即所谓“多元意蕴的散发”。《秘本与桐城派古文秘传》一文，关联文学流派的内部传衍和文学教育、文章选本、书籍史、清代文献样态、日记研究等话题。将研究对象置于多重话题交汇的“枢纽型路口”，这种结构论文的尝试，可以有效地拓宽思路，丰富文章价值。因此，《导引》在目次设置时有意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每篇论文的多维面向和研究视角，涉及家族研究、地域文化、评点、日记、结社、书院等。虽然方向各异，但大多展现文献文化史的分析视野，并在此基础上重思传统问题。这些被概括出来的“关键词”，往往呼应时兴的研究热点，可以作为读者写作时的资料库，为拓宽选题思路提供方向指引。
此外，《导引》还特别注意呈现“研究法”在实践中的运用，可以视作一份理论《操作指南》。如杨珂将文献学中的校勘意识与德比亚奇的文本发生学相结合，提出“化‘静’为‘动’：在版本比较中看文本生成”。在研究起始阶段，比较法能够帮助研究者快速发现问题。具体到古代文学领域，考察版本差异带来的文字增删、次序调整，时常可以牵连出社会史、心态史、学术史等宏观背景性话题。此外，追索文本“发生”的过程，也意味着重返知识生产的现场，将关注点集中于“作为文学、艺术载体的‘实物’，如刻本、稿抄本、卷轴、砚台等，以及人与物的接触方式如写作、代作、批点、过录批点、题识、修改、编选等”（徐雁平语）。对文本“物性”（thinghood）的再发现，为研究者处理涌现的文献提供了一个易于措手的分析模式。
同时，“文献集群”概念的提出也为今天的研究者在数字时代拓展研究开辟新进路。通过建立文献数量可以把控的理想型研究对象，研究者得以经由一个话题引发多层面的联想，同类文献的汇集也因此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吴钦根的谭献研究即以61册稿本《复堂日记》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类周边文献，进而揭示谭献如何塑造文本、如何“以诗词为日记”等创作过程。张知强、尧育飞的桐城文人群体研究，杨珂、徐雁平的清代书院研究都将“集群”作为方法，由文献集群推而广之，进一步探讨人的集群，从关系的网络中，还原文本的生产与流通。
恰如徐雁平在绪论中的概括：“这部教材强调的要点为：以文献集群促进关联思考；在边界处、有趣味的细节处发现问题；以现场感、过程性为主导，尽量还原语境；以自我批评为方法展示学术研究的手艺特征。”
陈国球在研究“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时，对大学教育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展望：“现在的大学教育是需要知识的体系化，但也要有超越的部分。”《导引》的编撰与呈现，彰显了学术写作与知识传递并非单纯的知识接受过程，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投入。学术写作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这一过程可能涵盖师生之间、同侪之间的情感共鸣与相互启发，在社会互动中构建学术写作的认知模式。在实践的日常化中，通过理论对实践进行反思，深化对复杂学术现象与研究对象的理解。在技术主导的当下，研究者不应忘记文史研究是一种“用心制作”，是一门根植于人心、发源于社会人生的学问。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的目标应略具情怀，其研究过程也应耐人寻味。在当前社会对成果的高度重视下，五位教材编撰者致力于回望学术研究的艰辛与乐趣，再现那充满磨砺、体验与涵养的知识生产过程，从而为文史研究者提供可资借镜的学术路径与研究方法。
《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导引》，徐雁平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