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我国“外籍院士制度”正式实施满三十周年。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外国籍学者、专家获得的学术称号。
1994年6月，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等14人成为首批外籍院士，三十年来，外籍院士已增加至百余位，遍布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物理等众多领域，他们架起中外科学交流的桥梁，为中国科研注入全球视野和创新动能。
近日，封面新闻推出《外籍院士访谈录》，本期独家对话尼尔斯·斯坦塞斯。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尼尔斯·斯坦塞斯。受访者供图
人物
尼尔斯·斯坦塞斯（nils stenseth），1949年出生于挪威，生物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原挪威科学院院长。2019年，斯坦塞斯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
斯坦塞斯研究广泛，覆盖气候变化的生态学效应、种群动态理论、疫病的时空动态模型等多个领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红皇后假说”、鼠疫的进化及生态学研究等一系列经典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比以往更高，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尽管人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崩溃。”日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尼尔斯·斯坦塞斯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世界各国需要更大规模、更紧迫地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谈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表现，他表示，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展现了十足的决心。此外，中国的决策者与学者之间的沟通渠道相对顺畅。因此，中国比许多其他国家更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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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走上生物学道路？
封面新闻：是什么激发了您对生物学的兴趣？
斯坦塞斯：我从小在农场附近长大，有很多机会接触动物和大自然，这让我对生物学产生了初步的兴趣。不过，真正让我走上生物学道路的是我的高中老师。当他得知我对生物学和数学都有兴趣时，他建议我先在本科阶段学习数学，之后再深入学习生物学，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这让我拥有了统计学、生物学和动物学的复合背景，对我的职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封面新闻：您曾在世界上最偏远、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工作。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经历？
斯坦塞斯：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非洲进行各种研究。其中，埃塞俄比亚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亲眼看到野生动物在自然栖息地中的样子是非常震撼的。我们还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种新的狼种。之前它被称为豺狼，但实际上它更接近灰狼。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因为在早期的文献中已经有记载，只是后来被遗忘了。
在非洲，我也经历过一些惊险时刻。比如在肯尼亚，我和妻子在野外露营，结果听到外面传来狮子的吼叫声。当时，我们距离狮子非常近，可以说命悬一线。幸运的是，我们最终平安无事。这些经历，让我对大自然有了更深刻的敬畏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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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表现？
封面新闻：气候变化正在影响生物多样性，您认为最令人担忧的迹象是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轻这些影响？
斯坦塞斯：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早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全球性会议，来讨论当代环境问题，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人类必须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然而，尽管这些警告在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但各国的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并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
现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比以往更高，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尽管人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年轻一代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父母、祖父母的看法，形成跨代际的影响。但我们依然需要更大规模、更紧迫地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封面新闻：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表现？
斯坦塞斯：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展现了十足的决心，并且提出了明确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体来看，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中国的努力值得肯定，特别是在农业碳排放方面的措施也在逐步改进。
此外，中国的决策者与学者之间的沟通渠道相对顺畅，决策者更愿意听取学者的意见。因此，我认为中国比许多其他国家更有能力采取有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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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X疾病”？
封面新闻：我们注意到，最近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为“X疾病”等大流行做准备，能否与我们分享更多细节？
斯坦塞斯：“X疾病”并非当下真实存在的特定疾病。根据世卫组织的解释，“X疾病”指一种未知的病原体引发严重国际大流行的可能性。它有机会在任何时间、由多种来源触发，有可能会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利用此前研究鼠疫的流行病学经验，参与了一些建模研究。我们结合过往的航空旅行数据和流行病学模型，成功模拟了全球疾病传播情况，这得益于清华大学提供的宝贵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减少全球的人口流动是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方式，而仅靠区域性隔离限制措施效果有限。
在疫苗分发策略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自利策略”（即疫苗生产国家首先为本国人民接种疫苗，待本国完成接种后再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和“利他策略”（即疫苗生产国将所有的疫苗放入全球共享池，根据需求分配给各个国家）。结果显示，利他策略能为全球带来更大效益。
目前，我们正通过研究数字孪生系统，以更好地理解“X疾病”等疾病的传播路径以及疫苗分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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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中国进行科研合作？
封面新闻：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您的生态学研究如何影响中国相关领域的工作，能否分享一些与中国合作的例子？
斯坦塞斯：虽然我2023年才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我与中国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1982年，当时尽管刚刚改革开放，但我了解到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和研究方向。
过去20多年，我一直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在这些合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中国科学家、教授以及学生在学术上的高水平。在帮助中国进行一些科研项目的同时，他们也在推动我个人的研究工作。比如，我目前正在进行鼠疫动态的历史研究，而中国有着非常精确的历史数据。在与中国科学家们的合作中，我发现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这也为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目前发布的高影响力论文已经超过了美国，这证明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快速进步。
我认为西方世界仍然对中国科学家持有一些负面的看法。实际上，我认为与中国的合作是一种双赢局面。中国的科学家在探讨科学问题时，方法与西方科学家有所不同。将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科学视野，还能产生更为丰硕的科研成果。
封面新闻记者 张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