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为阻止纳粹党设计的信任投票机制,再次面对极右翼政党夺权

全文3293字,阅读约需10分钟,帮我划重点

划重点

01德国总理朔尔茨未能通过信任投票,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解散联邦议院,计划于2025年2月23日选举新一届联邦议院。

02信任投票机制在德国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可帮助总理在失去议会支持时寻求合法性并解散议会。

03然而,信任投票并非总能阻止政府更迭,当政府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或党派失去支持时,信任投票往往无法发挥作用。

04此次信任投票结束后,德国社民党内部将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有望获得更多支持。

05由于此次信任投票,德国政局动荡将影响欧洲稳定,援乌政策面临不确定性。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近日,在德国联邦议院举行的特别会议中,德国总理朔尔茨未能通过信任投票,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决定解散联邦议院,并计划于2025年2月23日选举新一届联邦议院。此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也再次将德国议会中的信任投票机制推向公众视野。

一、德国信任投票机制

信任投票,作为德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工具,允许总理在失去议会支持时寻求合法性,并可通过此手段解散议会,促成新一轮选举。这一机制在历史上屡次被使用,且每一次的操作都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法律辩论。那么,德国的信任投票机制究竟如何运作?又如何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

联邦德国信任投票机制的设计背景源于对魏玛共和国宪法的反思。魏玛宪法第54条规定,总理和部长必须获得议会的信任才能行使职权,如果议会通过明确决议表示不信任,则必须辞职。然而,这种机制并未要求议会在罢免现任政府的同时提出新的执政方案,是所谓的“破坏性不信任案”(de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这种设计导致了议会中的负面多数派虽可以联合推翻政府,但在组建新政府时却缺乏共识,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定。这一问题在1932年至1933年间尤为突出,导致总理频繁更换,为纳粹党掌权铺平了道路。

针对魏玛时代的教训,德国《基本法》引入了两项重要机制:建设性不信任案(第67条规定)和信任投票(第68条规定)。

建设性不信任案(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的机制规定,只有当议会能够提名并选出一位新的总理时,才可以罢免现任总理。这确保了议会在推翻现任政府的同时能够提出稳定的替代方案,防止仅通过反对派的消极合作而导致政治真空。

信任投票(Vertrauensfrage)的机制则规定总理可以主动提出信任投票来测试议会的支持度。当议会不再支持政府时,总理可以请求联邦总统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选举。这一机制允许总理在议会支持不足时寻求新的民主授权,从而避免政局长期处于僵持状态。

朔尔茨主张进行此次信任投票,为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铺平了道路。他表示提前进行选举是他的目标,并希望再次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以期在选举中获得连任。而该信任投票发生的深层原因,实则为执政联盟之间积蓄的矛盾。面对德国经济衰退和未来巨额财政缺口,三党在财政政策上的长期矛盾最终爆发。社民党和绿党倾向于增加投资,主张放松债务限制,而自民党坚持削减开支,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反对增加债务。这些分歧最终导致自民党退出执政联盟,使朔尔茨政府成为“少数政府”,支持率也不断走低。

二、德国历史上的五次信任投票

信任投票机制在影响政府的合法性,推动政治权力更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德国应对政治危机与稳定政局的重要工具。历史上,只有五位德国总理发起过信任投票:

1972年:勃兰特失去信任票后赢得选举

1972年,由于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的社民党政府推行具有争议性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议会内政局不稳,政府和反对派都无法形成明确多数。勃兰特主动提出信任投票,希望打破议会的僵局并促成重新选举。最终,信任投票失败后进行的选举让他所在的党派赢得了更多席位。勃兰特通过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选举打破议会僵局,稳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也证明了信任投票在帮助政府摆脱政治危机方面的潜力。

1982年:施密特的短暂胜利与科尔的崛起

1982年,为抵抗政府内外的压力,尤其是各党在北约“双重决议”和劳动市场政策上的分歧,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少数政府)总理提出信任投票以巩固政府地位。施密特在信任投票中获胜,但这一胜利并未能阻止政府的崩溃。仅半年后,施密特的社会自由联盟政府瓦解,导致他在当年10月被联盟党和自民党联合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所推翻,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当选为新总理。

为了平息舆论并合法化自己的政府,科尔提出信任投票,通过信任投票的失败解散议会,并在1983年3月的选举中成功当选。施密特的信任投票虽暂时稳定了政局,但未能避免政府分裂,反而加速了政权更替,科尔则通过信任投票促成新选举来合法化政府更迭。

2001年:施罗德将信任投票与向阿富汗派兵的提议相结合

2001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决定支持德国联邦国防军参与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反恐任务。这一决定首次突破了德国自1945年以来不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政策,引发了红绿联盟内部分歧。为了确保联盟多数成员的支持,施罗德将向阿富汗派兵的投票与信任投票挂钩,借此施压。尽管联盟党和自民党批评此举为政治勒索,施罗德最终成功说服议会,通过了信任投票。施罗德政府在权力考验中幸存,并确保了德国的国际军事参与。

2005年:施罗德失去信任票,默克尔上台

2005年,施罗德因哈茨改革遭遇广泛抗议,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在地方选举失利后,施罗德提出信任投票,希望通过解散议会来争取提前选举。然而,施罗德未能通过信任投票,最终在9月的选举中败给了默克尔。德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默克尔带领基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开启了新的执政时期。

这五次信任投票中,有两次是为争取议会多数派的支持:1982年2月,社民党党魁施密特在联合政府危机中请求进行信任投票,但他与自民党的联盟很快破裂。2001年,施罗德通过将信任投票与争议性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关联,确保了议会对该行动的支持。在另外三次投票中,1972年的勃兰特、1982年接任的科尔和2005年的施罗德总理则将信任投票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以此推动新一轮选举来稳定联合政府。

由此可见,德国的信任投票机制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信任投票既可以是政府确认合法性的工具,也可能成为政治危机的催化剂。对总理来说,提出信任投票不仅是为了巩固政府的地位,也是向议会和民众展示政治决心和能力的手段。然而,当政府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或党派失去支持时,信任投票往往无法阻止政治局势的崩塌,甚至加速政府的更迭。此外,信任投票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程序,它还与国家的重大政策、国际立场以及选民的意愿密切相关。每一次信任投票的背后,都是对德国政治稳定性与政府合法性的深刻考验。 

三、此次解散德国联邦议院的结果及影响分析

在本次德国联邦议院信任投票中,总理朔尔茨未能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根据德国《基本法》,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决定解散联邦议院(议会下院),这将对德国政治带来何种影响?

朔尔茨再度参选面临党内“让贤”压力和党外激烈竞争。社民党曾公开呼吁朔尔茨放弃谋求连任、让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代表社民党竞选下任总理。11月15日公布的德国卢森堡广播电视集团-独立电视台民调结果指出,仅有18%支持朔尔茨带领社民党竞选。据德国电视一台(ARD)9月民调显示,社民党支持率日益下降,为14%,落后于联盟党的33%和选择党的19%。但《法兰克福汇报》12月24日称,社民党在德国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险胜选择党或为朔尔茨再次连任创造机会。

此次信任投票结束无效执政联盟,倒逼社民党内部政治改革。“大西洋委员会”12月18日分析认为,朔尔茨信任投票的落败标志着朔尔茨三方联盟的解体,结束了长达一年的内讧和政治混乱。与其继续维持一个功能失调、无法有效决策的三方联盟,提前选举为德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德国之声12月16日指出,朔尔茨此举旨在打破执政僵局,获得更大的民众基础。

信任投票凸显德国政治碎片化趋势,为极端右翼政党掌权创造机会。12月7日,美国之声撰文称,此次政治动荡加剧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满,民粹主义新兴政党或因此受益。德国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预计提名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为总理候选人。即便其短期内不太可能与其他党合组执政联盟,但另类选择党正在蚕食两大中间派政党的选票份额,主流政党组成稳定执政联盟的难度进一步上升。BBC新闻16日指出,日前,德国的政党政治体系日益分散,政党数量达新高。例如,极左翼政党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Sahra Wagenknecht Alliance BSW)将首次进入议会。

德国政局动荡将破坏欧洲稳定,援乌政策面临不确定性。《纽约时报》17日发文称,在经济和安全挑战日益严峻之际,德国执政联盟瓦解反映出德国进入更加分裂和不稳定的新时代,加深了整个欧洲的领导危机。24日,“大西洋理事会”撰文称,作为乌克兰第二大支援国,朔尔茨政府的倒台为援乌政策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目前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的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可能会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德国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机制仍在限制国防财政支出,其保护乌克兰资金的工具依旧有限。(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本文作者为江慧婷、王静沂、周煜、景潇 )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