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与拜登、特朗普属于不同的世代，代表昔日不一样的美国。但是，他的外交政策遗产则被包括拜登、特朗普在内的继任者们传承。现在的拜登政府中也能看到“卡特政策”的影子，尤其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他的离世标志着美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历史学者不断更新对他历史地位的评判，我们重温卡特执政的时代背景、政策经验和他的政治遗产，对于管控中美竞争、稳定中美关系仍有积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被低估的“前总统”
卡特在佐治亚州的农村长大，年轻时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进入美国海军学院和潜艇部队学习核物理。1953年，卡特在父亲去世后转业回到家乡务农，经营花生种植业，直到1962年当选乔治亚州参议员步入政坛，之后于1970年当选佐治亚州州长。1976年，他击败共和党总统福特（Gerald Ford）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卡特当政期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导致油价加倍上涨，通胀严重，再加上处理伊朗人质危机的失败，导致其在1980年大选时输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
由于卡特未能连任，导致很多人低估、甚至忽视了他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他在外交上的政绩斐然：除了正式和中国建交、裁减美苏核武以外，还强化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卡特的外交成就被低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卡特奠定了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卡特上台后的外交政策是把中东地区作为他的优先方向，主要体现在推动以色列和埃及和解。当时的以色列已经和阿拉伯世界交战30多年，尚未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建交。在卡特的主导下，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1978年在戴维营达成“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并在半年后签署了双边和平条约。这一条约影响持续至今。即便在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执政期间，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现在的加沙冲突，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未过度施压以色列，也和该条约的影响有关。
虽然卡特在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民意受挫，但他汲取教训，启动了一系列中东军事机制建设。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认为有必要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维护，因此于1980年3月建立了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RDJTF），这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的前身。该司令部负责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军事行动，包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的打击ISIS的任务。另外，卡特同意设立的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至今仍在有效运作。奥巴马2011年下令击杀基地头目本·拉登所依赖的海豹突击队就来自JSOC。
二是卡特克服国内阻力，促成中美建交。这是卡特任内最重要、最精彩的决定。自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和中国建交的议程就被搁置了，当时的国会共和党人，尤其是亲台派议员一直反对和台湾地区“断交”。直到1978年12月15日，也就是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之后，在时任国安顾问布热津斯基等现实主义派官员的推动下，卡特才宣布中国建交的双边共识。当时距离尼克松访华已经过去了7年的时间。虽然卡特克服阻力和中国建交是为了制衡苏联，但他和布热津斯基还是继承了尼克松时期缓和大国关系、以图战略稳定的理念。在卡特执政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双方在新疆设立联合情报站，共同监测苏联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设施。
不过，卡特因此向国会妥协，签署了影响中美关系至今的《与台湾关系法》（TRA）。依据该法，美国同台湾地区保持了非官方关系，并持续对台军售，甚至过渡到现在直接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美国极端右翼势力眼中，该法案的重要性甚至高过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过，也有声音认为，卡特同国会的这一权力平衡产物也为美国处理同中国大陆、台湾的关系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具体反映在美国的“战略模糊”战略，维护了台海地区的稳定。在中国看来，美国通过国内法律对台军售、发展同台湾地区的关系，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台独势力，破坏台海稳定。
三是卡特执政对苏联解体的间接影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包括其内部经济困境、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和冷战后期的军备竞赛等。由于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卡特卸任之后，所以美国国内很多人将苏联解体归功于继任者里根和老布什。即使卡特和苏联解体的直接关联性不大，但他任内采取的对苏强硬路线被里根继承，对结束冷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以被视为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
比如，卡特坚持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苏联提出人权问题，动员了苏联国内的不同政见者，向苏国内注入了自由化思潮；卡特还借苏联入侵阿富汗对苏实施经贸制裁，重挫苏联经济，尤其是卡特建立的RDJTF加大了对中东石油贸易渠道的保护和控制，间接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卡特还推动美军现代化，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卡特任内国防预算增加了12%，离任前提交的1982财年预算是美国越战后最庞大的国防预算案，里根上台后都未能达到卡特设定的最高目标）和强化北约对抗“华约”，一定程度上促使苏联忽视经济建设，将重点放在了穷兵黩武上，这为里根上台后的美苏军备竞赛打好了基础。这一竞赛被认为是苏联内部经济崩溃的外因之一。
拜登政府的“卡特影子”
卡特执政期间在中东、中国和苏联议题上的政策影响深远。今天的拜登政府中仍能看到卡特政策的影子。比如，拜登也注重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专注于人权和民主、对抗莫斯科对外军事行动，并继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针对苏联，卡特注重营造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积累美国“优势”，而拜登在对华竞争中积累所谓的“优势地位”与卡特政策如出一辙。
但对中美关系而言，卡特真正的历史地位或政治遗产就是推动和决定与中国建交，并在离任后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合作。这对当前中美关系而言，极具借鉴和警示意义。
卡特执政四年所做的贡献和政策铺垫有利于继任者赢得和苏联的冷战。再观如今的中美竞争，同为一任总统的拜登，也在竭力维护自己的历史地位，并在总统权力移交的最后阶段为特朗普未来四年的对华竞争做铺垫，包括升级关税战、技术战并劝说特朗普保留基建及芯片投资法案等。拜登任内限定的目标就在2030年前“竞赢”中国。
但对美国而言，卡特外交政策的政治遗产就体现在美国为什么应该和中国合作，美国究竟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美国执政者需要重温卡特为何要克服国内阻力、绕开意识形态偏见，和中国共同应对挑战。而当下众多地区和双边议题都更迫切需要中美合作，包括应对气变、地区冲突和人工智能挑战等。
最能警示美国执政者的议题仍是台湾问题。卡特曾说，他担任美国总统时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促成了美中建交。2001年，卡特到访北京并受到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接见。卡特当时提到，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十年来，已经很少有美国总统敢于在公开场合解释“一个中国”政策的中国是什么。
对于特朗普及其“MAGA派”和右翼势力，如果要和中国合作，寻求“解决双边及全球任何问题”，首先就要回溯卡特奠定的双边政治基础，即一个中国的立场，在策略上回归现实主义、更务实。这有助于双方把控好竞争与对抗的关系，共同应对新时期双边及地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