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土广寸木》：乡村守夜人及其反抗遗忘的方式 | 特约评论

《土广寸木》

作者：魏思孝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魏思孝《土广寸木》：乡村守夜人及其反抗遗忘的方式

周琪

在魏思孝目前的文学创作中，有两类题材占据了显赫的版图，其一是以《不明物》及《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为代表的青年题材小说，其二是以“乡村三部曲”及《土广寸木》为代表的乡村题材小说，而真正奠定了其文学风格、为其赢得了广泛文学声誉的，自然当属后者。

老实说，在当下创作乡土文学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发轫于鲁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实绩丰厚、珠玉在前，想要克服影响的焦虑、抵达前人未至之处，实属不易。又或许是因为中国的乡土社会已然失去了某种稳固的整体性，而是每时每刻都在酝酿着新的变局，想要在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捕捉、沉淀出独特的文学经验，无论从技术还是诚意上来讲，都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尽管面临着诸种挑战，魏思孝依然凭借《土广寸木》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在这部小说中，魏思孝扮演着一种近似于乡村史官或乡村守夜人的角色，乡村内部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切看似普通而寻常的乡村记忆里，自有其残酷或暖意。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的时代，为了那些看似轻如草芥、实则各自背负着千钧之重的人及其在世上存活过的痕迹不被遗忘，乡村守夜人站在夜与昼的交汇点，用文字忠实地为乡村无名者立传。

早在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魏思孝的文风便已初具雏形。魏思孝的不少作品都带有黑色幽默的气息，略显玩世不恭的语词乍看之下令人忍俊不禁，细读一番却会感受到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峻与残忍，而故作轻松的笑声也总是伴随着泪水。这种叙述语调在魏思孝的作品中并不鲜见，譬如《余事勿取》写道，“踏入社会的侯军明白，谁都指望不上，当然也包括自己，他经常换工作，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不劳而获，和下辈子投胎别再出错。”此处的“不劳而获”与“投胎别再出错”便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勾勒出了侯军的人物形象，也侧面揭示出普通村民在面对阶层议题时的无可奈何与自我纾解。

这种略带黑色幽默气质的讲述手法也出现在《土广寸木》中，例如在《土广寸木》上半部分的第一节《馒头》中，作者写到当时停尸房的冰柜装满了执意要举行告别仪式的逝者，为的是“借此把过去送出去的份子钱多少捞一点”；《酒》里写到金池洗浴中心开张，此处当年曾经是公社礼堂，汇集了讲报告的模范社员和战斗英雄，如今“男人们掌声热烈，翘首期盼下面的节目”；又如下半部分的《十二月》，回忆了“我”的发小刘祥与前妻邂逅的经历，“对方殷实的家境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等等。魏思孝式的黑色幽默，往往通过将“崇高”的象征与“卑琐”的现实并置，继而营造出一种滑稽的反差感。《土广寸木》中这些风尘仆仆的人物多半受困于物质或情欲，魏思孝揶揄笔下人物们无伤大雅的微妙欲望，却从不加以居高临下的嘲弄或取笑，作者即便让他们略出洋相，感情上却仍然与其亲密无间。这种善意的揶揄以及笑中含泪的黑色幽默，构成了魏思孝文风中极具辨识度的一个面向。

除了独特的叙述语调之外，《土广寸木》更值得称道的，是它内在的“纪录片”式的白描质地。魏思孝在后记中坦言想“以文字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现乡村的各方面”，而不虚美、不隐恶也恰恰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从结构上来看，《土广寸木》和传统意义上的长篇乡土小说有所区别，它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或统摄全书的核心线索，如书名所彰显的那样，《土广寸木》是从各个分散的视点对村庄的拆解，这种写法虽然显得较为零碎拉杂，但无形中更接近真实的乡村状况。当下的乡村已经很难被某种单一的宏大话语（诸如“启蒙”或“革命”）所涵括，而生活本身恰恰是由鸡零狗碎的日常支撑起来的，因此《土广寸木》这种貌似漫漶无边的拉家常叙事更贴合乡村生活的实景，它有着源自日常生活本身与生俱来的瓷实质感。魏思孝写农村人的婚丧嫁娶、兄弟阋墙，写险象环生的乡村政治，也写咸菜瓮上漂浮的一层白沫；他不避讳“杀妻案”这类残忍的乡野秘辛，也没有忘记对于向土地讨生活的村民们来说，证明某种食物好吃的最有力举措其实是“松下裤腰带，还能再吃一个”。

只有长期在乡村生活过的作家，才会对乡村生活细节有着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及捕捉能力，他既没有浸淫于围绕着乡愁形成的庞大写作传统、美化衰颓的现实，也没有用刻奇的目光凝视乡村、夸大它的丑陋或不堪。这种近乎白描的手法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由焦波执导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在创作手法及理念上，《土广寸木》和《乡村里的中国》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妙。二者所聚焦的都是山东某个普通的乡村，均以秉笔直录的方式忠实地记载了乡村一整年的兴衰荣枯。在《乡村里的中国》，主角杜深忠是一个带有艺术气质的农民，他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四年，热爱文学和音乐，但在乡村生态中，杜深忠的人生却像极了他那首走调的二胡曲，始终寻觅不到正确的轨迹；《土广寸木》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乡村“异类”，叙述者“我”——作家卫华邦。在焦波团队的镜头下，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杜深忠激烈地倾诉道：“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土广寸木》同样提到，“留下来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并不是对此地有多么热爱和留恋”，而“对于真正的农民，田园风光只存在想象中”。这些略显刺目的台词背后蕴藏着真实的血泪与生活本身的重量，而诚实地展现这些既受惠又受困于土地的无名者们的一生，对于魏思孝而言，既是使命更是义务。

在魏思孝的大多数作品里，“卫华邦”这个人物都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土广寸木》中的叙述者“我”——作家卫华邦也不例外。“我”虽然成功地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获得了较为光鲜的社会身份，但从未忘记自己写作的起点。魏思孝曾借卫华邦之口，对自己的写作行为及作家身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质询，“我”回到家乡接受记者的采访，恍惚中看到无数的活人和鬼魂质疑“我”贩卖他们的隐私与苦难，最后，“看到一些村民悄无声息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记，作为写作者，我深感自己有义务，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在此，魏思孝与卫华邦合而为一，庄严地对乡村许下了关于“记录”以及用写作反抗遗忘的承诺。

我们深知任何文字都难免带有虚构的成分，但魏思孝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剖析，仍然展现出了一种可敬的自省能力。魏思孝并不自恃为乡村病症的诊断者或拯救者，更无意于成为乡村浪漫派吟游诗人。在解构乡村之前，他率先冷酷地剖析了自己。他既不高于也不低于生养自己的村庄，而是站在理解乡村的位置上，怀揣着“强大的同理心”记录乡村的世情百态。任何苦难都不应被轻视，任何人的生命都不应如逐水飘萍、转瞬即逝。即使长途司机王闻、外卖员陈华宇等人物的生命就像“摩托车灯照亮前方一小块的明亮”，但曾经来过这世间一趟的人们，都不会是白来过，因为在强大的历史洪流冲刷我们记忆的河道之前，文学先于遗忘而抵达。

总览“乡村三部曲”以及《土广寸木》，会发现魏思孝的写作具备一种稀见的品质，那便是以耐心为底色的诚实。正是这种面对自我、面对他人以及面对时代的真诚，让他的写作有了令人信服的理由。魏思孝是尖刻的，无论是时代的整体症候，还是个体的生存之痛，都是驱使他写作的直接动力。在敢于表达被其他人有意无意遗忘的创伤记忆这一方面，魏思孝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真诚与勇气，正是仰赖于他的正直与诚实，他的写作也终将成为历史证词的一部分。而面对那些“被生活压榨得没什么办法的人”，作家尖刻之外又有慈悲。生养于乡村的守夜人见证并记录这些命若浮萍者的一生，他目睹过最浓酽的黑夜，却仍盼望着春天的现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应该感谢魏思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