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土广寸木》：村庄是怎样，村庄应该是怎样

永平：

上次见面已是数月前的学术会议上了，近来可好？刚刚读了魏思孝的小说新作《土广寸木》，有些思考想与你分享，也很期待听听你的见解。

《土广寸木》写的是山东某城辛留村的烟火人间与岁月流转。仿佛被这本书特意挑中了，一个打着家乡烙印的村庄猛地撞进我这个山东游子的怀里。一时间有很多感慨。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方言的韵味，民俗的斑斓，以及对地方美食的诱人描绘。种种细节让我感到既熟悉又略带疏离，熟悉是因为它们与我生命深处的记忆产生了共鸣，疏离则是久别故乡后的必然感受。我贪婪地捕捉和汲取着小说散发出的地方气息，享受着它唤醒我生命记忆带来的欣快。这种感觉就像我前段时间感受到的，开会时遇到一位老乡，同城之谊使我们的交谈自然而然地超越了学术范围，最能拉近距离的话题显然与家乡有关。我们像在陌生城市中秘密会合的地下工作者，不遗余力地从各自的方言库中挑选出最地道、最具“乡土味”的词汇作为接头暗号，以此确认双方的身份，证明即便身在他乡多年，那份对故乡的深情依旧炽热，全然不顾周围人对我们独特发音投来的好奇目光。《土广寸木》带着我踏上一场心灵的寻根之旅，也触发了我对地方性书写话题的思考，让我重新认识这可爱的、广大的“地方”。

当前学界对地方性书写的兴趣重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具有对抗同质化洪流、强化身份认同及提升文化辨识度的作用。近年来，一系列以“新”为前缀的地方大概念不断涌现，同时，众多地方小概念也纷纷浮现，相互呼应。这些现象，无论是文学创作内部真实趋势的反映，还是主体有意识的文化命名策略，都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消解危机的直接回应，也是数字化时代大潮所催逼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应激。地方，这一包纳丰富生命体验、生存智慧与精神文化宝藏的载体，被赋予了为文学作品钤印独特审美经验标识的使命。然而，对“地方性”的强调会引发一种担忧，即地域性可能会淹没个体性，造成类同化的文学景观，进而使文学再度陷入同质化的困境。在我看来，好的作家应能较好地运用地方经验，让“地方”成为丰富个体表达的助力，而非让个体风格被地域性所缚。魏思孝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展现了趋同生活中的异质性，在异质生活中发掘了共通性。小说以“地方”为起点而又超越地方，通达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并在呈现问题的过程中，以人与地方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与涌动的情感温度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土广寸木》呈现了“我”和“我的父辈们”这些在大历史洪流中被忽略的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同样是对几代人的刻画，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聚焦于解放战争、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等事件，展现的是历史进程的壮阔与集体力量的胜利，底层民众的声音在对时代高歌猛进的颂扬中显得微弱。《土广寸木》则将目光转向村镇。小说铺展了底层民众的N种活法与死法，生命如杂草般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村庄青年以赴死般的心态把对生活的愤懑转化为对性幻想的依赖，最终无奈地垂垂老去。物质空间的更新映射出时代风貌的变迁，从政治主导时期的公社礼堂，到文化娱乐兴起时的电影院、网吧，再到市场经济大潮下充满情欲色彩的洗浴中心……历史节点依然清晰，只不过是没有英雄的舞台，辛留村民的生存环境依然严酷，精神追求节节跌落。小说中不时提及的、侵蚀人们身体的癌瘤，暗暗倾吐着这些小村庄在时代转型中所承受的苦楚。

要使“地方”更好地参与文学构建，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作家需具备超越性的视野，作家的眼睛里要有地方，还要有远方，要有乡情，还要看到世情。魏思孝的笔触虽聚焦乡村，实则却深入了整个社会的肌理。小说弥漫着一层难以名状的倦怠感，这恰是对全民竞相疾奔的绩效社会的一种映射。曾几何时，成功学的激情火焰在各行各业的培训机构讲堂中熊熊燃烧，从孩童时期起，“I can try”的信念便被反复灌输进脑中。随意走进城市的一家街边店铺，你大都能听到店员口中定时响起的、以成功学鸡汤为内容的自我激励口号，它们已经成为渗透日常的背景音乐。人人怀揣着拥有《当幸福来敲门》中男主那样耀眼人生的梦想，坚信不懈努力的终点一定是成功。然而，当许多人发现自己拼尽全力得到的是能且只能苟且地活着时，“努力=成功”的梦想公式已悄然被“捞钱=活着”的生存逻辑所取代。正如在城市打拼的陈华宁，他计算着每一分钟能换算成多少立足城市的资本，而事实是，“摩托车灯照亮前方一小块的明亮，如自己狭隘的人生只能被照到这么一点，希望渺茫，他被黑暗笼罩，无法逃脱”。

对于地方性因素的处理在小说创作中也很关键，民风民俗不应当只是一种装饰。以莫言的小说《诗人金希普》为例，“山东大馒头”既是浓厚乡土情感的象征，又是具有讽喻意味的文学意象，莫言在此构建了一个寓言式的批判空间。小说中，“山东大馒头”成为假诗人金希普兜售乡情进行自我炒作以谋求名利的工具，而一年一度的老乡聚会也借馒头之名成为权力展示和阶层区分的名利场。魏思孝对地方性元素的启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在《土广寸木》的下部，作家依循四季节气的节奏编织情节。节气是时间的标尺，是构建民俗秩序、指导生产生活的依据，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即便现代社会的乡土人家也还在遵循着它。田土在缩减，从事农耕的人越来越少，但总有留下来的人，土地成为这些边缘灵魂的避难所，无言地接纳着他们卑微的出身。土地、五谷、年节对村庄依旧重要。从田间地头的耕种、收获，再到亲手将作物转化为餐桌上的馒头、豆腐、煎饼，这些食物在魏思孝的笔下不仅关涉生存、关乎礼俗，还隐喻着死亡的沉重，起皮干裂的馒头、染血碎烂的豆腐映射出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与残酷，以一种直击灵魂的力量将底层民众的悲苦展现出来。

可以谈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小说中方言的使用。魏思孝在普通话和方言间摇摆，最终呈现出的是符合语法规范的句子，从中嵌入了醒目的方言标识，如“阳沟”“今门”“心浑”“落不着”“娇相”等。在被普通话改造的方言里，在被方言影响的普通话里，作者道出了村庄的艰难生存，也道出了村庄里温情与善意的流淌。我已经说得不少了，个人见解总有局限，非常期待能听到你对于这本书的看法，以及对我观点的反馈。

王瑞瑞

2024年12月

瑞瑞姐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最近除了有些忙，一切都好。能够对魏思孝的小说新作《土广寸木》进行讨论，我感到非常荣幸。衷心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在收到书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印在封面上的书名《土广寸木》。面对这四个既熟悉又简单的汉字，我却感到茫然无措，不知道书里面要表达的内容。看完书的后记，我才知道作者所写的书名是村庄两个字的分解和倒装。作者在后记中强调说：“土广寸木，顾名思义，是对‘村庄’两个字进行的拆卸，也表达了这本小说的主题，从不同视角，对村庄进行解剖。解剖这两个字，不够准确。但此刻，我也只想到这个物理化的表达”。这种拆解或者解剖造成的陌生化效果或许可以用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反常化”理论来阐释。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道：“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这种新奇的创造既是作者对于村庄的新感知，也让读者有了新体验，让读者重新认识到一种村庄的表达方式。整部作品的结构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馒头”“混子”“酒”“李宝”“人肉”“屎”“福利”七种不同的物和人的称号为题展现了以乡村为圆心半径辐射广阔的社会环境和人事百态。下部结构相对集中，以“我”为叙事者，以十二个月份为叙事顺序，以“我”和老付的母子生活为主要叙事内容，串联起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部的书写让我不由想起了《国风·豳风·七月》。《国风·豳风·七月》很早就采用十二个月的历法顺序展现了周之先民一年中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时下的乡村与乡民生活固然与先前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差别，出现了“采访”“查体”“选举”“开会”“照片”等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保留了“麦收”“婚礼”“秋收”“耕种”等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如果说下部的叙事是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叙事和焦点叙事，上部的叙事可以看作是现代意义上的非线性叙事和散点叙事。这两种叙事方式互相补充、纵横交织，全面细致地完成了对乡村生活以及人物形象的刻画。

整部作品围绕一座名叫“辛留”的村庄展开。在百度上搜索辛留村，我们会发现首页就跳出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方里镇辛留村、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任固镇辛留村、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北周庄镇辛留村、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辛留村等不同属地的辛留村。的确像赵坤老师在推荐序中所讲的：“在北方，这样的存在很多。”也许，辛留村在南方也有很多。许许多多的辛留村坐落在历史形成的不同空间中，既充分地呈现了中国乡村的多地域性，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乡村之间的文化亲缘性。如果从作家的生活经历以及书中出现的生活场景来看，辛留村更多地指向山东省的辛留村这一独特性地域。山东在书中出现了19次之多。这其中有对山东人的外貌和性格特征书写，如第25页中“河南老头说，都说你们山东人仗义，你和宋江也没差，就是比他白点。”第95-96页中卫华邦翻开的一本《天南地北临淄人》中记录的山东人物目录，“深刻体现出了山东人的重土安迁性格。”第237页中“他拦住我要微信时，我才近距离观察到——岳光喜身型壮硕，一张典型的山东人四方脸”。还有一些地方是将山东与其他地域的并置和比较，如第152页中“王爱芝在手机上查了下泰国的天气，最近一周最高气温都在三十五六度，还有些阴雨天。不像山东，入伏后已经大半个月没落过雨。”第159页中“刘雄习惯性把在异国他乡的一切与国内的对标。去清华念书后，他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先后在大连、青岛等地生活，可还是习惯以山东老家为底。”第192页中“老张夫妻俩没去过北京，活了七十年，就没出过山东。”此外，还有写山东的历史和现在，如第357页中的“眼前这一切，让我想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的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1913年3月31日，山东乐陵乡村一景。”和“一百多年后，10月份的山东临淄的乡间。若有人经过，拿出手机，拍下眼前的这对在歇脚的母子，配图介绍大致如此：秋收后，一对母子劳作之余，坐在田间地头喝水。”

瑞瑞姐，正是由于辛留村指向的是山东省的独特自然地域和人文景象，让我对你在信中谈到的地方性特征有了很深的感触。尽管辛留村有很多，但是作品中的辛留村能够让读者一眼辨明其中用到的山东语言，感受到其中独特的山东饮食习惯和文化风俗。这种熟悉的语言、饮食、文化等记忆不仅会唤醒在山东出生和生活了很多年的你的记忆，也让一个在山东短暂生活过的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作品带来的熟悉感和亲切感正像我们相见时那种感觉。尽管我们现在都不在山东生活，尽管我们是在山东之外的地方开会，但我们拥有关于山东的共同话题。这种话题涉及语言、饮食、性格、文化等众多方面，极大地减轻了陌生的重量，让我们变得熟悉，也让我们感觉到山东的独特地域性存在。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出好多关于山东的地方性。在饮食方面，你也谈到了山东籍作家莫言的小说《诗人金希普》中书写的“山东大馒头”。魏思孝的小说同样提到了馒头，并将其作为小说开篇的重要主题来写。作品中写到：“相比买鱼割肉等大笔的开支，手头拮据的老年人更坚持用自家粮食磨出的面粉蒸馒头，表达对年关的重视。也没有什么比得上端出亲手蒸的白面大馒头让客人品尝，更能显示自己的待客之道。”“刘长生和李兰香怕吃别的混淆了麦香的味道，干吃馒头。边吃，边忍不住笑。李兰香说，什么叫没出息，咱俩这就是，吃馒头，都吃得这么起劲。刘长生说，你饭量不小。李兰香说，松下裤腰带，还能再吃一个。刘长生说，你要想吃，我陪你再吃一个。李兰香说，掰开一个，一人一半。”从这两处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出馒头不只是山东人生活中的主食，更是待客的礼品和幸福的味道。在山东，像青岛的王哥庄大馒头，已有500多年的制作历史，其制作工艺荣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书中对于馒头的书写，不仅是简单的饮食呈现，更是对一个地域独特的饮食文化进行历史赓续之所在。除了饮食，书中出现的山东语言也比比皆是，像你提到的“阳沟”“今门”“心浑”“落不着”“娇相”等。只要这些地方性语言存在，地域的独特性就难以被同质化。

关于作品的内容，赵坤老师和你都指出了魏思孝关注乡村生活书写，提到了作品对乡村真实状况和多元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对乡民生活注入的或批判或同情的深切关怀。关于内容的表达，我十分赞同赵坤老师和你的阐释。我在作品中还注意到魏思孝写作的一个形式特点，就是经常会使用“（）”将一些话语放入其中，对文本进行补充、说明或者注解。如第4页的“迟迟发不出工资（一拖就是半年）以及越来越来越严苛的规章制度（动辄罚款）”；第67页的“媒人们只好从女方那边打探到些只语片言，一窥王强和女性相处时的细节。（备：请自动脑补王强回话口吃的情形。）”；第107页的“赵长青忍不住，向前快走了几步，试图让她看清自己，手扶住篱笆凸起的木棍。经年累月雨水风吹，木棍看似粗壮早已腐烂，一用力就掰断了，一层暗褐色树屑黏在溢出汗液的掌心。（稍后，他驾车两个多小时回泰安，树屑残留在方向盘上，更多的掉落在家中的洗手盆，又被冲到下水道。这是他从家乡带回去的唯一的东西。）”；第164-165页的“几个村民从货车上卸下过年的福利——面粉（一袋十斤装的香雪牌饺子用小麦粉，从麦芯处取粉，适合家庭制作饺子类面食制品），花生油（一箱装着四桶五升西王浓香压榨花生油，非转基因，传统工艺，物理压榨一级，充氮保鲜），调味品（当地品牌巧媳妇的全家福礼盒，红色长条箱，共有一桶清香米醋、一桶原汁酱油、一瓶味极鲜、一瓶小米醋、一瓶料酒、一盒黄豆酱、一盒甜面酱），大米（一袋十斤的塑封五湖东北大米，粒长油润，美味飘香）。书中这种写法还有多处。这种补充性、解释性、说明性话语的运用，一方面让作品的内容和情节显得更加丰富，增强了作品的多声部。另一方面让我感受到一种阅读的停顿或者“间离”以及作者叙事的在场。

以上是我的一些浅陋之见。有理解不到位或者误读的地方，敬请瑞瑞姐批评指正。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的“二〇二三年行将过去。留给我的，似乎就是这些文字。”二〇二四年也要过去了，我非常庆幸能够在你的鼓励下完成这些文字。这些文字不仅流露着对《土广寸木》的理解，而且流淌着我们之间的友情。愿你在新的一年吉祥止止、百福具臻！

永平  敬安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