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影评 | 残疾叙事与爱的辩证法

潮新闻客户端 向宇

近年来，疾病、残障等特殊的生命经验成为我国电影的重要叙事主题，产生了一大批兼具人文关怀、社会思考和商业价值的优秀作品。最新上映的《小小的我》（杨荔钠导演）是此类电影又一力作。

影片讲述脑瘫患者刘春和（易烊千玺饰演）高考后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暑假中寻找个体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成长故事，从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几个维度探讨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

疾病首先是一种身体经验，这一点对于疾病叙事至关重要。

在这部影片中，疾病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观的身体事实。饰演刘春和的易烊千玺通过杰出的肢体语言——歪曲的嘴巴、艰难的发音、扭曲的手脚、僵硬的动作——生动地再现了脑瘫患者的身体经验，很好地阐释了朱利安·法斯特对优秀演员的定义：“优秀的演员肯定都是使用肢体语言的专家”。

这种畸形、丑陋甚至狰狞的身体将疾病和残疾的痛苦充分视觉化，创造了一种和常规“审美愉悦”不同的“审美焦虑”乃至“存在焦虑”、即身体失能乃至死亡的威胁。

苏珊·桑特格曾指出，将疾病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围绕疾病编造种种惩罚性的或感伤性的幻象，这给患病主体带来的伤害更甚于疾病本身。本片中，刘春和所要面临的也不仅仅是是身体的残疾，还有和残疾的身体有关的各种充满歧视和偏见的“话语”，譬如脑瘫不适合当老师、脑瘫是不是傻子、脑瘫患者具不具备性功能，等等。这些歧视和偏见不仅来自于他人，也来自亲人。譬如母亲认为他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读师范专业、不应该去其他城市上学，甚至担心他将来对新生的妹妹不友好。因此，春和要对抗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偏见，也包括各种以爱、保护、照顾、同情等各种美好的名义出现的偏见。

从某种意义上讲，影片也可以说是一部家庭伦理剧。虽然父亲几乎是缺席的，母亲和外婆的关系也颇为紧张，但她们对春和的爱却毋庸置疑：外婆一手将春和带大、带他到处求医问药，母亲为了他很长时间不敢要二胎。

不同的是，妈妈的爱是以过度保护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过度保护的背后其实是对春和“非正常人”身份的反复确认。春和之所以与外婆关系亲密，不仅仅是因为外婆对他付出最多，更重要的是外婆努力把他当一个正常人、也尽力支持他成为一个正常人：支持他去外地读书、念师范专业，和正常人一样工作、恋爱、生活。

对于春和而言，母亲的爱就是那个黑色的行李箱，既是保护也是禁锢和压抑。而和外婆在一起时，二人所处的空间往往是街道、公园、汽车。前者的空间是灰暗的、封闭的、固定的，而后者的空间则是开放的、流动的、五彩斑斓的。

同样是爱，母亲的爱是压抑的牢笼，而外婆的爱是自由的天地。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母亲根深蒂固地认为春和难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必须得到特殊照顾和保护，而外婆则一直努力帮助春和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影片的结尾，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春和开车载着外婆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湖边，对她说以后的路就自己走下去，外婆可以买票去看看想去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大意）。这与其说是春和的成长，不如说是春和的解放：他终于争取到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机会，从母亲和外婆的保护和关爱或者说最根深蒂固的偏见——爱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了。

对于春和所代表的残障群体而言，将他们当正常人看待，这就是最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