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法史探微》，莫家良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316页，138.00元
莫家良教授于1989年起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任教，2019年退休，前后长达三十年。莫教授的学术研究专注于中国古代书法史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的中国书法史研究之重要代表人物。《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法史探微》集结了他自选的十三篇论文，是长年累积的书法史研究成果。这些论文今天读来仍然极富价值，当中所展现的以“作品为本”的理念、以具体材料为据的精神，值得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效法。
莫教授在香港中大艺术系主讲中国艺术史课程，包括书法史、绘画史及艺术史学方法等，他在教职生涯中还长期担任行政职，曾在2002至2008年任研究院艺术学部主任，2008至2017年任艺术系系主任。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积极投入书法史的研究与写作。莫教授选题扎实，不哗众取宠。他关心书史上关键而重要的问题，例如以《兰亭序》为代表的“二王”古典传统在宋代的复兴、狂草书的变革、复古思潮与宋元的篆隶书、南宋书家对北宋的态度、《淳化阁帖》与清代的书法临古、清代乾嘉学者的篆书等；涉及的面相包括书迹、书家、书体、类型、风格及社交酬应等；关注的材料则涵盖传世经典名作与出土石刻，广泛而多元。莫教授对史料文献与书法作品同等重视，并且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整理大量的一手材料，耐心铺陈，让材料自己说话，而非强加框架与论点。这些文章都极有利于未来对于相关课题的持续研究及开展。
本论文集所收论文几乎一半与宋代书法有关，这是莫教授自博士研究以来的学术兴趣，但他后来也将触角伸及明、清。论文集中的《王宠的借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王宠〈借券卷〉》（2013）及《大字·集联·酬应——乐常在轩藏联选论》（2017）两篇，即是运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质量俱佳的明清书法收藏与展览，发展成专题论文。
莫家良教授对古代书画领域的贡献，还展现在他参与的学术活动、展览及出版项目。莫教授自大约2000年起担负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系等单位的重要行政职务，对中大文物馆的藏品研究与展览策划亦出力甚多。中大艺术系与文物馆关系密切，两者经常在学术活动及出版上联手合作。莫家良教授担任主编或共同主编的古代书画展览图录及论文集数量颇多，举其要者有《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8）、《笔墨论辩——现代中国绘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学道扬尘——中国艺术史论文集》（2003）、《合璧联珠二——乐常在轩藏清代楹联》（2007）、《书海观澜二——楹联‧帖学‧书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北山汲古——中国书法》（2014）、《合璧联珠三——乐常在轩藏清代楹联》（2016）及《崇德延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藏饶宗颐教授书画》（2017）等。这些学术活动、展览及出版有助于加速藏品公开、促进学者交流、推动学术进步，对整个领域的贡献无可置疑。主其事者不仅需有深厚的学术功力，还需具备良好的行政协调能力，并非人人可为。只可惜这些在背后付出的巨大精神、心力还有时间，经常被一般人忽略。
《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北山汲古——中国书法》
《合璧联珠三——乐常在轩藏清代楹联》
莫教授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因需负担沉重的教学及行政任务，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少都是为了‘应付’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论文，而且其中能让自己感到满意的并不多”。这当然是自谦之词，莫教授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皆秉持一贯的严谨态度撰写，内容扎实，体例完整，绝非仓促了事的“应付”之作。
不过经他这么一提，的确让人注意到这本论文集的十三篇论文中，有十篇是研讨会论文（或首度发表于研讨会，之后再改写投稿期刊），比例超过三分之二。这又让我记起与莫教授初识，也是在书法学术研讨会的场合。那是1999年3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举行的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是配合普大美术馆策划的“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大型中国书法展览而举办，展览图录：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r al.,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1999]；研讨会论文集：Cary Y. Liu, Dora C.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笔者当时还是普大的博士生，却有幸能与来自美、欧及东亚的知名学者一起发表，绝对是个人学术生涯中最难忘的里程碑之一。莫家良教授是八位与会发表人之一，笔者也就是在这个场合与莫教授初识，对他温文儒雅的谈吐留下深刻的印象。
莫教授在普大的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题目是“Seal and Clerical Scripts of the Sung Dynasty”，探讨篆书与隶书在宋代的发展（Cary Y. Liu, Dora C.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174-198.）。莫教授这篇英文论文中的部分材料及观点，也出现在差不多同时的另一篇中文论文（也是一篇研讨会论文）《从几件出土石刻书迹论宋代书法的若干问题》中（这是1998年于台北举行的“出土文物与书法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之论文。莫教授论文收入中华书道编辑委员会编《出土文物与书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华书道学会，1998]，页拾壹，1-52；此文收入《从兰亭到钟鼎》时，名称改为《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引发的思考》）。两篇论文处理的课题及范畴有些许重叠，但是写作策略及重点大不相同。中文论文以《嘉祐二体石经》《王尚功墓志铭》及《宋乐夫人墓志铭》等三件出土材料切入，各别带出对宋代的篆书、隶书及钟繇古风的探讨，并认为这些对了解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尚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英文论文则从宋代的金石学及文人好古的现象谈起，再及于文献记载中的北宋与南宋篆隶名家，接着谈论宋代文人对篆隶书传统的承继与运用，更加全面。可见莫教授对某个课题进行研究时，从作品（包括传世品与出土石刻）到史料文献皆不放过，针对历史文化背景、书家、书风、系谱、传播等方面都详加考察，还会由不同的重点切入，撰成类似系列主题的论文。若他能有更充裕而完整的时间投入写作，成果一定更加丰硕。
莫家良教授与台湾地区特别有缘，在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的十余年间，多次来台与会。1990年代的台湾地区有一波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史的热潮，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大力支持与推动，另一方面则有中华书道学会这样的民间书法团体热心投入，积极举办论文征选及学术研讨会，带起热络的气氛。受邀参与研讨会者以本地的学者为主，然亦有少数来自外埠，莫家良教授是经常受邀的，本论文集中的《宋代狂草的变革》（1998）、《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引发的思考》（原称：《从几件出土石刻书迹论宋代书法的若干问题》）及《元代篆隶书法试论》（2000）等文章，即是他受中华书道学会之邀来台发表者。
《从几件出土石刻书迹论宋代书法的若干问题》
此外，台北故宫及公私立大学所举办的书法史研讨会上也经常见到莫教授的身影。在这些研讨会中，笔者想特别提及2008年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笔墨之外——中国书法史跨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由笔者主责筹划的研讨会因此也对笔者多了一层个人意义。当时笔者甫回台任教数年，积极想为书法史研究寻求社会、文化、政治等新的切入观点。莫教授为此次会议提交《〈淳化阁帖〉与清代书法临古》一文，在研讨会上属“复制与传播”主题（此次研讨会有“书法与身体”“书法与性别、社会身份”“复制与传播”“赞助人与市场”“书法与中日韩文化交流”及“全球脉络下的当代书法”等六大主题。参见卢慧纹《导论》，收入卢慧纹特约主编《清华学报》第四十卷三期专辑《笔墨之外：中国书法史跨领域研究论文集》，页295-299，2010年9月）。 同属此主题者还有广州美院的祁小春关于王羲之《十七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何传馨关于孙过庭《书谱》以及故宫博物院王连起关于《游相兰亭》的研究论文。这四个案例自无法涵盖书法史中“复制与转播”的各种样貌，却有效凸显出这个课题对书法史研究的关键性与复杂度。莫教授在文中指出，晚清碑学的兴起虽然使临习《淳化阁帖》的风气由盛转衰，但始终没有受到摒弃，仍然是书家学习“二王”传统与行草书的重要范本。以往研究清代书法史往往重金石碑版而轻帖学传统，莫教授此一观察能矫正过去认识之偏颇。
2008年“笔墨之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第二排右四为莫家良教授，右三为笔者
文字与书写是中国文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书法艺术在中国艺术传统中亦最受尊崇。扩而言之，书法对于东亚世界而言，具有强烈的联结性；相对于西方艺术而言，又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近年学界讲求跨领域、跨媒介及跨区域的探讨，书法因承载丰富而独特的人类经验与历史，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能发挥的作用及重要性与日俱增，笔者期待更多从事艺术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投身其中。莫教授一贯的研究作风是由实际的案例出发、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但忠于材料、不过度诠释，可为有志者之学习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