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张祥光所著《读史集稿》，本书是以业已刊发的多单篇文章汇合编就的文集。就学科而言，以史学为主，兼及其它；就时间而论，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就空间来说，以贵州为主，兼及全国。时限长、区域广，涉及之人、事多。立论精当，史料翔实。
贵州建省较晚，同时，随着“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流行，给人们以闭塞、落后的印象。在属长江上游这一范围的几个省区里，古代贵州的经济发展与周邻地区相比较，的确是相当落后的。
较可信的文献看，贵州的开发史是由秦开端的。秦以前，因关山阻隔，贵州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极为困难。秦统一后，着手开发今贵州地区，其主要的内容是开辟“五尺道”和设郡县、置官吏。五尺道是从今四川宜宾修筑，经今云、贵联接地带南下的道路。这条道路险阨，才五尺宽，故谓五尺道。
从郡县的设置看，当时秦在今贵州地域上置有镡成县、毋敛县、且兰县、夜郎县、汉阳县、鄨县。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分全国为36郡，今贵州的黔西、大方、毕节一带属蜀郡；道真、务川、德江等地属巴郡；今贵州东部属黔中郡等。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古夜郎地（有今贵州大部）继续推行郡县制。西汉统治者开初经营夜郎的目的，是想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打击南越（今两广）地方政权。公元前135年，鄱阳令唐蒙上书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采纳唐蒙的建议，拜他为中郎将，率领万人队伍，携带大批缯帛，从符关（四川合江）进入夜郎。唐蒙见夜郎侯多同，约置郡县，多同及邻近邑君都同意，达成协议还报。汉朝廷在公元前130年置犍为郡，辖有今贵州西北部一些地方，汉朝制南越的策略未实现，却达到了在西南地区置郡县的目的。但对整个西南夷地区，汉王朝并未能有效地经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吕越人等到滇，滇王向汉使询问汉的疆域，“汉孰与我大”？之后，他们又到夜郎，夜郎侯也有这样的疑问。这样，就有了“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
关于夜郎地区的经济，从生产发展的水平看，早已进入农耕阶段，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当夜郎与钩町、漏卧互相举兵时，汉朝派陈立解决争端。“时天大旱，（陈）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这就证明了，当时夜郎地区已有一定的农业水利灌溉。
在贵州兴义、兴仁地区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水塘稻田模型”。该模型分两部分：一半为水塘，一半为稻田。水塘内有鱼两尾，荷叶一片，莲蓬一枝，菱角一个，荷花一朵。稻田块块有通水缺口，田中有成排成行的稻菽纹。水塘与稻田之间，筑堰一道，中段有通水涵洞一个，象征着塘水可灌溉稻田。……这种水利模型与陕西汉中出土的汉代陂地模型虽形异而内容相同，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中原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农田水利措施传入贵州的例证。
古代贵州地区使用铁器的时间远比周邻地区晚。从考古发掘证明，最早也要到战国末年和西汉初期铁器才传入贵州。在此以前的很长时期，贵州还处于铜、石并用的时代。至东汉，今贵州大部地区才较普遍使用铁器。据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威宁、兴仁、兴义等东汉墓出土发现，其中，铁器有钁、犁、铲、锄、刀、釜、斧、矛等。这些铁器工具的出土，也反映了古代贵州地区的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铁器使用的同时，牛耕也逐渐从中原推广到贵州地区。
古夜郎地区，南边与南越接近，政治经济有着紧密联系。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在夜郎的市场上，除特产枸酱外，还可买到蜜、丹砂等商品，甚至奴隶“僰僮”也有出售。
此外，汉武帝还继续在西南地区筑路。武帝发巴、蜀卒开辟到南越的通道，从僰道（四川宜宾）至牂牁江。这条道路在古代一直是四川南部经贵州西部平夷（贵州毕节）至牂牁江（今盘江），南到番禺（今广州）的重要通道。它由四川宜宾入贵州境，经赫章、毕节、水城、郎岱、镇宁、贞丰、册亨到红水河（牂牁江）。公元前129年，汉又在南夷地区（包括今贵州地域）设置了邮亭。从此，西南地区就建立了一套“邮、亭、驿、传”的交通制度。
1958年，在赫章的可乐出土了一件古代带铭文的文物，上刻“武阳传舍比二”铁炉。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传”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机构，“传舍”与“驿站”“邮亭”一样，都是当地可供旅客歇宿的住所。这珍贵文物在贵州的出土，说明了东汉时中原的交通机构已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