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节选（3）

主笔：闲乐生朱晖

除了蜀锦，蜀汉还有一个拳头产业就是漆器。蜀地是中国最早的漆器发源地之一，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就出现过雕花漆器，只是由于木质不易保存，只留下了漆迹。从此，漆器生产就成为了蜀地的重点产业。这是一种制造工艺极其复杂的一种奢侈品，价值为铜器十倍（注1），老百姓肯定用不起，所以多用于宫廷贵族官员豪商。两汉之交的扬雄在《蜀都赋》中就记载，成都的漆器作坊，“雕镂釦器，百伎千工”，规模宏大，而且内部专业分工很细，每一个工人只负责一道工序，专业化程度很高（注2），而且，他们采用流水作业，所以能成千上万件地大批量生产。

考古也发现，蜀汉漆器不仅销往中原与江东，还可远销万里，创造贸易收入。如内蒙古满洲里、云南晋宁、新疆罗布泊，乃至朝鲜平壤和蒙古国都发掘出土过蜀郡与广汉郡所造的漆器（注3）。这些漆器上面色彩缤纷的精巧图案令人惊叹，其绘画艺术远超技法粗糙的汉代画像石。另外在长沙、荆州、江陵等汉墓中也出土了戳印“成市”“成亭”等文字的成都市场私营漆器作坊所生产的漆器。在擒杀关羽的东吴名将朱然墓中，更出土了八十多件珍贵的蜀郡漆器，占其全部随葬品大半（总共才一百四十多件），其种类包括盘、案、耳杯、盒、壶、樽、奁、槅、凭几等日用器物应有尽有，上面还大多带有“蜀郡造作牢”或“蜀郡作牢”的铭文，表明正是蜀汉的产品。近年在鄂城地区东吴墓也出土了同类漆器，有“蜀郡作牢”铭文。

另外，蜀汉工官还有金银器等特色产品，汉朝时皇室为此花费极大，西汉末贡禹上书云“蜀、广汉主金银器，各用五百万”（《汉书·贡禹传》）。事实上，四川盆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著名的黄金之国，广汉三星堆文化与成都金沙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令人惊叹的精美黄金器物。如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的厚度仅0.02厘米，器身极薄，却采用镂空方式表现，极具梦幻般的动态之美，且整个器物含金量达到惊人的94.2%，可以说代表了远古时期亚洲地区黄金器物的最高水平。到了两汉时，这里又盛产扣器，也就是镶嵌金银珠玉之器。《盐铁论》谓“富者银扣黄耳”，即在耳杯上镶嵌有鎏金的铜耳和白银的口缘。《后汉书·邓皇后纪》：“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原注：“扣，音口，以金银缘器也。”可见蜀汉扣器不仅流行于富豪之家，且曾是专供皇室使用的。

图：漆耳杯 漆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当然，吴魏的统治者也不傻。当孙权发现东吴遍地都是蜀锦（注4）、蜀官漆器金银器与直百钱的时候，这才醒悟到，这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啊，自己被诸葛亮坑惨啦！到最后，就连他要赏赐功臣，都得用蜀汉超发的直百钱（注5），这还有天理吗？

于是，孙权决定奋起直追，也要大搞货币本国化，终于在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春首铸“大泉五百”，一枚抵五百钱来用，真是相当任性，尝到甜头后又在两年后铸造“大泉当千”，进一步掠夺民间财富，并对蜀汉的货币战争进行反制。

但是很可惜，由于东吴没有靠得住的拳头产品，这两种货币无法得到汉魏两国的认可，要么被拒收，要么只能按照实际铜重进行交易，而两国商人在持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后来到吴地贸易，却往往因为这是东吴“法定货币”，而大获其利。再加上东吴政府的控制力远不如蜀汉，导致地方大族与投机商贩趁机大规模私铸仿制劣币，将东吴市场搅得一塌糊涂，民众不堪其苦，乃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孙权虽然搞了个盗铸科，但好像是成效不大，毕竟，蜀汉是法家中央集权政治，能够用强权与刑罚来抑制物价及打击盗铸，而东吴却不过是个大族豪强共同体罢了（注6）。从考古来看，存量稀少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应该就是江东大族所私铸，孙权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事实上，面对国内钱货难行的混乱金融形势，就连孙权自己都不想用东吴大泉了。如公元238年大将朱桓病逝，孙权却“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就这样，一直拖到赤乌九年（公元246年），孙权终于诏令收回大泉，回炉重铸为器物（注7），东吴试图建立货币经济的努力，在坚持了十年后，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而因此所造成的财政亏空与通货膨胀已经毁掉了东吴的根基，由此引起的“南鲁党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孙权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太惨了！

至于曹魏，其实也很早就想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了，但很可惜，他们的基础太差，东汉末年，董卓毁五铢钱而铸小钱，使得物价飞涨，“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到最后，中原战乱之地只得重新开启了以物易物模式，曹操甚至还发明了“户调制”，废弃货币，用实物谷帛来征收赋税，这在乱世之中倒不失一个保障秩序、减民负担的好办法。可对于一个中央集权帝国来说，实物财政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财税无法货币化，皇权意志转化为政策过程的效率就比较差，此消彼长，世家大族的势力就更加难以抑制，帝国的非集权化倾向就会愈发严重。曹操后期至曹叡时期整个曹魏都没有什么对外扩张的积极性，原因也就在于此。

其实在此期间，曹操和曹丕也都曾努力复行五铢钱，但每次都没坚持几个月，就因谷贵而“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仍然只能退回到弱后的自然经济与庄园经济中去。直到公元227年魏明帝时，中原经济与商品生产有所恢复，曹魏才终于实现了魏五铢的重新铸造流通，但现有出土的魏五铢不仅数量不多，品质低劣，还经常跟一大堆汉五铢混杂在一起，可见曹魏内部商品经济仍相当弱后，故货币需求不大。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曹魏和东吴始终建立不了货币经济，而蜀汉却能持续而稳定的流通它的虚值货币：一则是由于诸葛亮的威望，蜀汉的中央集权属性更强；第二就是蜀汉的商品经济本就比魏吴发达，贸易量的提升，自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参与交换；第三则是因为蜀锦，简单来说蜀锦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储蓄黄金，而“直百钱”就相当于美金，它保值靠的就是诸葛亮用蜀锦换来的国家钱币信用保证。这一点从“直百五铢”的考古发现之广可以得到印证。在东吴的墓葬中，我们发现了数量惊人的“直百五铢”，而在北京、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浙江、湖南、江西等多地的西晋墓葬和窖藏中也发现了可观的“直百五铢”。而在蜀汉境内，我们却很少发现东吴的“大泉”与“魏五铢”，这便可以解释“直白钱”虽然轮廓周正、铸工精良却一直减重的原因（从最重7克减重到最轻时仅有0.4克）——对于信用货币而言，只要建立稳定的信用，铸材近乎浪费。

所以，对于很多人说蜀汉“直百钱”减重证明了蜀汉经济一路走低之事，我持保留意见。如前所述，在两汉时期，益州就是“铜矿大省”，邓通不过只有一座严道铜山，就可以做到“邓氏钱布天下”，更别说临邛与朱提堂狼山的巨量铜矿以及金沙江的砂金矿，随便一采不都是钱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记载：“蜀地多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古人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蜀地金银铜矿丰富，钱贝充溢，根本没必要减重铜币以掠夺民财。人家从秦汉到南宋，都是“北上广深”好不好？班固《西都赋》陈述西汉时长安附近地区的富足时，亦称“郊野之富，号为近蜀”，也就是接近蜀地却还不如蜀地。总之蜀地之富为天下之冠，你们不要用如今的“西南扶贫攻坚战”去套一千年前的区域经济形势好不好？治史最忌讳的就是想当然，有的人只不过学了一点货币通胀的皮毛，就来揣度古人的经济行为，这种方法，实不可取。

总之，诸葛亮搞得那一套，应该就是类似现在美联储的那一套，即通过大宗货物开启流动性，垄断丝织业，开启印钞机，打造“蜀锦直百钱”的国际支付地位，使用乾坤大挪移将通胀输出，搜刮全球财富！当代巴蜀地区，考古发现颇多具有胡人特征的人俑，具有深目高鼻、戴尖帽、束腰带、穿长靴、左衽等特征，这也是蜀汉丝绸之路贸易发达的一个有力证据。

这就是诸葛亮的“直百帝国”，这就是诸葛亮能用区区两百多万人口（注8），支撑十万大军翻山越岭上千里（注9），七年之内五次北伐的最大原因。非如此，无以解释此等世界战争史之后勤奇迹！

注1：见西汉桓宽《盐铁论》：“今富者银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紵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另据史料及铭文记载记载，汉代设工官管理漆器生产的有八郡，其中蜀郡、广汉工官制造的漆器尤为精美贵重，是汉代漆器生产的主要中心。

注2：据邓之诚《骨董续记》所录永始元年之汉漆署款云：“永始元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洀画纻黄釦饭盘，容一斗，髹工广、上工广、铜釦黄涂工政、画工年、洀工威、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掾谭守、令史通主。”可见其分工之精细明确与管理之严格规范（造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都是少府特派的生产监管品控人员）。

注3：刘兴林编著：《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9页。

注4：见《三国志·吴志·华覈传》载东吴末年大臣华覈上疏：“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

注5：见《晋书·食货志》：“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注6：蜀汉官员的俸禄是直百钱，而东吴官员的俸禄大多是“奉邑”“占田”“复客”，也就是直接赐给官员若干县、若干田、若干人手让他们自己经营。学者认为，这种情况表明政府在用税收保证俸禄上已力不从心，可以从自然经济、豪族经济抬头，以及政府财政能力下降等方面加以解释。参阅参阅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

注7：见《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注8：据《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纪》：“（后主）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而兵户与吏户应独立于民户之外另算，故蜀汉末年约有民户四十万户左右，再加上中古时期通常不计入人口的匠户、杂户与屯田户，蜀汉总人口至少应在两百万以上。

注9：一般来说，十万大军出征，至少还要动员三十万民夫负责运输粮草辎重，也就是说，北伐期间蜀汉至少有四十万男丁处于脱产状态。这也从侧面说明，蜀汉人口绝不止94万，两百万是保守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