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8日,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右三(站立者)为武汉大学的张胜凯。 (受访者供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朝阳 邓伟 李婷 龚雪 许旷
探极八万里,纵横四大洋。今年是我国极地科考40周年。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极地科考艰难跋涉四十载,武汉大学是国内参与极地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
“传播了和平利用极地的中国主张,为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师生代表回信时高度评价。
从珞珈山麓到极地冰穹,一代代武汉大学师生在凛冽风雪之中,绘就了一幅幅挺进禁区的科学地图,立起了一座座为国探极的精神灯塔。
“不在南极建成中国自己的考察站,我绝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武汉大学博士生褚馨德正在南极进行遥感摄影测绘工作。(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地平线尽头,冰山如巨龙蜿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2024年2月7日,中国南极秦岭站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这是我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五个科考站。
在新闻上看到这一幕,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红教授眼眶泛红。
“每一位参加过极地科考的武大人,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一种建设极地科考强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信念。”张小红话语铿锵。
采访中,参加过南北极科考的武大师生不约而同地提及一场刻骨铭心的国际会议。
1983年9月,澳大利亚,第十二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举行。
我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会,却遭遇种种尴尬。
中国代表团的案头,只有几页会议流程介绍。相比之下,美、英等国代表却被分发了厚厚的资料。
代表团成员不服气,找到大会秘书处询问,答复很干脆:这些文件只发给协商国,不发给缔约国。
会议历时15天,每当触及核心议题,大会执行主席便轻敲小木槌,冷峻地宣告:“要进行表决了,请缔约国的代表先生们离开会场,到休息厅喝咖啡!”
原来,《南极条约》的组成有等级之分。
1959年,美、英、法等12个国家签署《南极条约》,这12国和在南极建有考察站的国家称为“协商国”,有表决权。而对南极感兴趣的国家申请加入后,只能是缔约国或成员国,没有表决权。那时,中国刚加入《南极条约》,身份还是缔约国。
难堪的场面、苦涩的咖啡,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是啊!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一个区域性会议上,却被视为“二等公民”。
“不在南极建成中国自己的考察站,我绝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那一刻,屈辱与愤慨交织,中国代表暗自发誓。
“我们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1984年11月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启航,重要任务是建立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武汉测绘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教师鄂栋臣,身兼考察编队党支部副书记与测绘班班长,开启了探索极地的漫漫征程。
“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1984年的秋天,江城武汉寒意渐浓。
45岁的鄂栋臣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不久前,他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入选中国首次南极科考编队。
“都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将一把骨头丢到南极。”面对未知的行程,亲朋好友纷纷劝阻。
“我这把骨头,可没那么容易扔!”鄂栋臣生性豁达,一笑置之。
“3个孩子还小,为什么要去冒险?”面对丈夫的毅然决然,妻子王紫云无法理解却无可奈何。
临行前,家属要在科考队员的“生死状”上签字。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双手颤抖到握不住笔,王紫云迟迟落不了笔。
此时,鄂栋臣决心已定。
回想自己的人生,生于普通农家,十岁时还是放牛娃,父亲和祖母被侵华日军杀害。“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
看看外面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百余座夏季站。中国在南极建站,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等不起、慢不得!
“南极科考,测绘先行。就是死了,我也光荣!”想到这里,鄂栋臣一把拿过笔来,稳稳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放牛娃回报祖国的机会来了!
1984年12月30日,一个注定载入历史的日子,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登陆南极洲,鄂栋臣和队员们欢呼雀跃——“南极,中国人来了!”
建立科考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长城湾。”鄂栋臣上唇微抿、眉头聚拢,目光紧盯测绘草图,在图上的无名海湾处写下这三个字。
“这是中国人在南极命名的第一个地名呀!”随团记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第一”。
“我们测绘到哪里,地名命名到哪里,象征着我国权益延伸到哪里。”在新年极光的笼罩下,鄂栋臣测绘完成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踏冰雪、穿山脊,鄂栋臣带领组员们仅用半个月就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在测绘工作的保障下,1985年2月20日,大年初一,队员们给祖国和人民送上一份新春大礼: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广袤的南极洲上,中国人扎下了根。
皑皑冰雪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鄂栋臣热泪盈眶。
“找不到冰穹A,我就不回了”
“不好!踏上冰裂隙。”说时迟那时快,个头一米八的张胜凯一下扑倒在冰面,双手死死撑住。
“好在缝隙不大,我反应快。”生死瞬间,张胜凯淡然带过。
2004年10月,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此次南极之行,13名队员组成内陆冰盖队,目标是登顶冰穹A。
极点、冰点、磁极点和高点,是南极科考的必争之点。前三个已被美国、前苏联和法国建站,仅剩高点冰穹A。
20世纪90年代,我国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冰穹A科学考察计划。一连三次冲击,均以失败告终。
这是第四次冲击,来自武汉大学的张胜凯是13人中唯一的测绘专业人员。作为队伍的“眼睛”,他的任务包括负责全队的导航、测定最高点的精确位置、测绘最高点的地形图等。
1200多公里,是中山站到冰穹A的距离。队员们以10公里的时速艰难行进。
时值南极之夏,冰层融化,沿途上千条冰裂隙深不可测,队员们迈出的每一步都生死攸关。
冰穹A地区每年仅半个月气温高于-50℃,一旦错过,气温下降,航煤冻住、车辆“罢工”,登顶任务无法完成。
喝的是雪化水,吃的是航空餐。宿营时,十余名队员挤在约10平方米狭小的舱里,室温仅-10℃左右。别说洗头洗澡,就连洗手都成了奢望。
经过28天的跋涉,目的地到了。
顶着寒风、背着沉重的探测仪,张胜凯在冰穹A顶部区域70余平方公里日夜奋战,测绘精确的地形图。
就在大家感觉胜利在望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机械师高原反应加重,有生命危险,随后被接走。
这时,窗口期剩余的时间已不足。万一找不到冰穹A,怎么办?不赶在窗口期返程,路上将更加艰难,甚至有去无回。
“找不到冰穹A,我就不回了!”张胜凯暗暗发誓。
2005年1月18日3时16分,中国南极科考迎来历史性时刻。张胜凯手中的GPS接收机显示出最高点的位置: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高程4093米。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上冰穹A,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的最高点。
“只要能为国争光,吃再多的苦都值了!”张胜凯喜极而泣。
“和极地科考这项国家事业相比,个人得失算得了什么”
若不是参加极地科考,26岁的褚馨德可能至今也无法体会,个人命运与国家事业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2023年11月,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队乘船穿越赤道,武汉大学博士一年级学生褚馨德是最年轻的成员。
旅途漫长、通讯不畅,褚馨德时常担心学业跟不上。
无意间,在“雪龙号”的一面照片墙上,褚馨德看到一张2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中那张熟悉的面孔,正是他的博士生导师艾松涛。“艾老师意气风发,正是和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
1996年,新生大会上,鄂栋臣教授作了一场极地科考讲座,在大一新生艾松涛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极地的种子。读研究生时,他主动加入鄂栋臣的团队,锚定人生的方向。
艾松涛先后16次参与极地科考,建立了中国境外首个北斗监测站。如今,作为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牵头开设通识课“走进极地”,将薪火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目前,我们确实是极地大国,但要想成为比肩欧美的极地强国,任重道远。”前辈们前赴后继的身影,在褚馨德的脑海中如放电影般闪过,让他幡然醒悟:“学业固然重要,但和极地科考这项国家事业相比,个人得失算得了什么?”
褚馨德说,那一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事业紧密相连的种子在心中萌发。
“总书记回信了!”在南极,褚馨德迎来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那天下午,褚馨德和师兄耿通正在准备进入南极内陆的物资,电话从数千公里之外的武汉打来。
“正在参加中国第四十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的4名师生,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南极科学考察队全体队员致以亲切慰问,希望同志们顽强拼搏、严谨工作、保重身体,祖国和人民期待着大家凯旋。”在通话中,校党委书记黄泰岩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褚馨德和耿通激动得紧紧相拥。
今年3月,乘坐“雪龙号”返航,褚馨德再次来到照片墙前,细看一张又一张曾经年轻的面孔:鄂栋臣、张小红、王泽民、庞小平、艾松涛、张胜凯、周春霞、杨元德、张保军……他们朝气蓬勃的青春,串起了中国极地科考的40个年华。
40年接续奋斗,武汉大学先后选派近200人次参加中国41次南极科考和18次北极科考。
40年勇攀高峰,武汉大学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需要的地方,撑起了极地科考的塔基,筑起了极地事业大厦。
弦歌不辍,芳华待灼。40年,向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