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过，王安石笔下的“元日”并非现在的“元旦”，而是农历正月初一。
闲翻史籍发现，汉武帝之前的“正月”并未固定。《史记·八书·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秦始皇更霸道，直接将正月提前至农历十月，《史记·十二本纪·秦始皇本纪》曰：“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汉武帝坐稳大位后“拨乱反正”，于公元前104年启用《太初历》，将“正月”改回“农历一月”，《史记·十二本纪·孝武本纪》谓：“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一直沿至清朝末年。不过，两汉时期，农历正月初一往往称“岁旦”或“正旦”等。
“元旦”两字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姗姗来迟。《晋书·志·第七章》曰：“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元”谓“始”，凡数之始称为“元”；“旦”谓“日”，“元旦”意为“初始之日”。南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介雅》诗云：“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日升等皇运，洪基邈且遥。”
“元旦”一词首次现于文学作品后，引来文人墨客纷纷仿效，唐代诗人孟浩然于开元十五年（727年）阴历正月初一写的“昨夜斗北回，今朝岁起东……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宛如一幅田园牧歌图，抒发作者新年元旦时的心绪；永贞元年（805年），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他在任上度过“身加一日长，心觉去年非……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的“元旦”。
相比刘禹锡的朗州元旦，宋代词人毛滂的“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酴酥沉冻酒……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构思新颖，他被早春的物候所惊，犹如见到久别重逢的故旧。南宋吴自牧史料笔记《梦粱录》开篇就郑重其事地注释“元旦”：“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其实，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成就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4000多年前的“夏历”，是以月亮绕地球转动规律制定的，即月亮绕行地球一周为一个月。春秋末年，采用十九年七闰的历法——“四分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的岁实（历年）为365.25日，这是当时全球使用最精准的数值，即便与现代历年数值365.2422日相比，仅长11分钟，在没有测量卫星、计算机等现代高精尖技术设备的情况下，把“一年”天数精确到如此程度，堪称人类奇迹。
十四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至十六世纪达到巅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的“黄金时期”，而明清时期的我国科学技术相对停滞，历法已落后于西洋历法，使用已久的《大统历》误差越来越多，导致钦天监测算日食接连失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发现依据西方历法测算日食差错率小，便提出改历。清朝建立后，参与徐光启主编《崇祯历书》的德国人汤若望将之呈给清廷，新历定名《时宪历》，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行天下而成为官方历法。
其实，公历纪年法并非产自于西方，而是诞生于6000年前的古埃及。传说，古埃及人发现，每年6月的每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开罗附近时，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依据，古埃及人把1年定为365天，与地球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古代中国回归年）相差四分之一天，经过4年就相差1天。
民国时期，临时政府在服饰、称谓、历法诸方面都努力与“国际接轨”。1912年1月2日，临时政府发布《改历改元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临时政府强力推行新历法时，考虑民众生活需要和情感诉求，新历下还附旧历。自此以后，阳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称“春节”。看到“元旦”冷冷清清，“春节”热闹异常，临时政府强行取消春节，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公历、废除农历，但效果甚微。
新中国成立伊始，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不过，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新中国也一直沿用传统农历推算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农历并非“阴历”，而是在夏历的基础上融合阳历的一种“阴阳合历”，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加入干支历“二十四节气”，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通过设置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可以说，在新中国，民众才欣然接受“元旦”为公历新年。
文/赵柒斤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