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长相忆集》的出版消息，我就立即脸憨皮厚地向作者索讨了一本。这是陈子善著的回忆散文，副标题是“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书中回忆了二十九位名家，我结识或拜见过的有十一位，如冰心、许杰、聂绀弩、冯至、钱谷融、徐中玉、王仰晨和台湾林文月、香港的林曼叔、欧洲汉学家冯铁；知其大名而未谋面的有周而复、赵清阁、刘以鬯、黄裳、张爱玲、吴小如、饶宗颐、金庸、傅聪、刘绍铭、曹景行；连大名都未听过的名人有陈无言、古剑、吴德铎、戴天、雷骧、古苍梧。正因为不认识这几位， 所以更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我跟子善相识相交已有四十多年，我长他七岁。子善的名气很大。这本书中写到，1999年4月金庸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噢，陈子善，我知道。”2011年饶宗颐见到他，开口也说：“我们认识的。”这可是香港文化界的两位泰斗！我只能如实地说，迄今为止，我跟子善之间还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相互调侃也不急眼。我跟他的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但他的文章我是爱读的，特别是他在《文汇报·笔会》连载的《不日记》，篇篇都是“干货”，跟那些学风浮夸的作者大相径庭。这本《长相忆集》我从头至尾拜读了，也觉得都是“猛料”“干货”。
《长相忆集》提供的新史料多多。比如，1929年8月28日晚，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上海南云楼设宴，席上鲁迅跟林语堂发生了激烈争吵，被称为“南云楼风波”，导致了双方的第二次疏离。我采访了不少当事人，他们几乎都未听清双方争吵的具体内容。子善书中披露了陈无言1977年11月23日在《星岛日报·星辰》发表的《诗人杨骚在香港的时候》。该文根据杨骚的口述，还原了当年的场景。用子善的话来说，这种第一手资料“极为重要，太重要了”。
关于鲁迅与田汉的关系，一般读者多了解他们对立的一面，对他们一致性的认识则不够。子善在《琐忆聂绀弩先生》一文中提到，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聂绀弩曾作两首七绝予以讥讽，说作为“革命家”的田汉在狱中“羞与偷儿共枕头”，鲁迅阅后批评聂“不要幸灾乐祸”。据田汉回忆，早在1930年9月17日，鲁迅在他的五十寿辰聚餐会上，就曾把国民党当局阴谋秘密逮捕田汉的消息面告他，使他得以及时走避。这就是爱憎和是非分明的鲁迅！田汉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一诗中写道：“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雄文未许余曹敌，亮节堪称一世风。”这才是对鲁迅和田汉关系的全面观照。
此外，书中转录老舍1941年致赵清阁的五言古诗，也是引人注目的看点。老舍跟女作家赵清阁的“山城之恋”，最终并未能做到“世世连理枝，万死莫相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八年离乱”造成的时代悲剧，今天的读者应予以同情的理解，不必为贤者讳，也不必苛责于前人。
吴小如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书法大家。1975年他自行焚毁了创作的近千首旧体诗，我也是从他2004年10月6日致子善信中获知的，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子善在学术上获得成就有环境熏陶和自身努力两方面的原因。以学术环境而言，子善生活在上海这座中国文化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又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这种人才密集处于学术前沿的单位任教，耳濡目染，深得真传。比如，他曾任许杰先生的助手和研究生助教。许先生是资深的乡土作家和知名教授，为人宽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应浙江鲁迅研究学会之邀到杭州参会，下榻于历史悠久的大华饭店，正巧跟来自上海的许杰先生同住一室。我起夜时，发现许先生开着床头灯斜躺着看书。我问：“您怎么还不休息？”他说：“你鼾声那么大，我怎么睡得着？”我走近旁边一看，他正在读《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一书。这是师兄陈鸣树1959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书中就有批判许先生的文章。当时鸣树兄正申请高级职称，许先生是评委，要审读他的科研成果。许先生淡淡地说：“他当年批判我，过几天我还要投他一票。”子善在《我给许杰先生当助手》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情，可以跟我的回忆互相印证。钱谷融先生跟子善共事多年，是博学而散淡之人。子善在《记忆中的钱谷融先生》一文中说，在那种特殊岁月，钱先生“当了整整三十八年讲师，1980年才‘破格’提升为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跟钱先生一起到阳朔审定中南地区高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会后同游桂林，下榻于广西师范学院的招待所。当时该校中文系的主任叫刘泰隆，是华东师大1956年的毕业生，钱先生的及门弟子，当年已被聘为副教授。填写入住登记表时，刘泰隆十分难堪，特意给钱先生填写了一个“副教授”的职称，以便他的老师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这件事，也可以跟子善的回忆相印证。除了许先生，钱先生，影响子善的还有施蛰存、徐中玉诸前辈，在此不一一介绍。
子善的成就跟他的悟性是分不开的。同样由于时代的原因，他应该没有什么高学历；他身为博士生导师，我也没听说他读过博士学位。但他在发掘史料方面的确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多次到北京琉璃厂淘书，同行者还有台湾学者秦贤次、吴兴文。借子善用过的一个成语，我每次都是“铩羽而归”，而他们的收获总是能盆满钵满。这固然跟我的吝啬有关，但也的确是我置身宝山不识宝。通过《长相忆集》得知，子善居然买到了钢琴大师傅聪15岁时读过的外国长篇小说《神秘大卫》，而且花费不超过人民币十元。他还拍到了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这虽然并不是什么孤本秘笈，但书的前环衬有苏雪林的题字，书中还夹有苏雪林介绍此书版本的手迹。三者合一，这本原来很普通的书就成了奇货。唐王维五律《观猎》中有两句给我印象极深：“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我特别欣赏用“疾”这个字形容雄鹰眼光的敏锐。搞史料研究的人，需要有子善这样一双“鹰眼”。这种感知能力、洞察能力就属于我所说的悟性。
不过，光有悟性毕竟成就不了一个学者。宋王安石《伤仲永》一文，讲的就是光有天赋而后天不努力也会沦落为庸人的故事。子善是勤学好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都参加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参与的是书信部分，我参与的是日记部分，常邂逅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图）的报库。他在工作之余常翻检《星洲日报》。他钩稽周作人、张爱玲佚文和郁达夫海外散文，应该就是从那个时段开始的。当时刚刚引进复印机，但图书馆并不提供复印服务，收集资料基本上靠做笔记，抄卡片，其艰苦程度非今天擅长电脑检索的青年人所能想象。子善还虚心问学，以能者为师。《长相忆集》中有一封1984年6月29日子善写给冯至先生的信，咨询有关郁达夫的史料，信中一共出现了六次“您老人家”的称谓，表现出了立雪程门般的谦恭。最使我感动的是《与周而复先生的一段交往》一文。周而复是著名作家，出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但子善却是在他受到冷落之时向他求师问道的，因而才得到周而复的指教，并赐墨宝。鲁迅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说过，在中国，一成为“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而处于人生低谷之时，便有聪明人避之惟恐不远。我以为，凡让势利蒙眼的人，恐怕只能做出趋时应景的学问，其成就也恐怕难以垂之久远。
读《长相忆集》我也遇到一个纠结难解的问题，涉及书中提到的陈无言先生。书中引用了陈无言的一段话：“笔者一向有个心愿，就是介绍被人忽略甚至遗忘的新文学作家。虽然他们的名字陌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们总算在文学园地出过一点力，不应该被歧视以至湮没无闻。”任何平凡的人都不应该被歧视，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否都有“出土文物”的价值，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在什么领域，C位终归有限。唐代刘禹锡《杂曲歌辞·浪淘沙》中写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数以千计，大部分恐怕都会成为历史的沙尘，最后湮没无闻。我谈这一点，是联想到自己，并不涉及他人。还是在中学时代，我就特别喜欢七月派诗人鲁藜的短诗《泥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我行将八十四岁的时候，由子善的这本新作产生了以上联想，也算是一种琐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