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4年临近尾声，回顾今年，既是局部战争与对抗旷日持久的一年，也是多国经历关键大选的转折之年。战争的延宕和外溢出人意料，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越境袭击俄本土库尔斯克州，俄罗斯与朝鲜则因共同战略利益加强关系；在中东，以色列与伊朗互相空袭，与黎巴嫩真主党短兵相接，加沙冲突进一步出现外溢趋势，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极速倒台，加剧了中东乃至全球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 2024年全球各国选举也一波三折。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西方建制派力量受到重大挑战。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崛起动摇法德政坛。在日本，执政党多年来首次丢掉议会多数。在韩国，保守党同样面临“朝小野大”的困境，为尹锡悦发布紧急状态令埋下伏笔。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为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画上了过渡性的休止符。这些国内政治气候变化，反映了民众求变的迫切需求，也为西方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在大冲突之后，是否可能出现新的“大妥协”？世界正在密切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俄乌、中东以及对华政策领域的动向。2025年将见证这些领域的新对抗和新妥协。 2024年是中国更坚定和平与发展道路、进一步融入全球南方的一年。7月，上合阿斯塔纳峰会召开，10月，中非合作论坛召开，11月，金砖喀山峰会召开，在这些双边和多边舞台上，全球南方国家共同促进和实践全球治理新议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加速剧变时代，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最大的确定性。“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国际形势已充分呈现，此刻，正是中国以沉稳自信的姿态应对一系列重大挑战的关键时期。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邀请本研究会专家与国际问题研究相关学者评选2024年度影响最为深远的十大全球事件，并据评选结果和新媒体本年度相关推送进行总结盘点，供读者参考和辨析。文｜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加沙战争以来，中东地区持续发生一系列动荡事件，冲突显著外溢。对抗总体发生在以色列与伊朗为首的“抵抗之轴”之间。4月，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招致伊朗导弹空袭以色列本土的报复，9月，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升级，以军地面部队一度进入黎巴嫩南部。此外，由于加沙未能实现停火，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侵扰红海航道，远程声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这些冲突中，有三个动向具有真正的全球影响性。其一是去年以来红海航道受阻引发的全球航运危机。其二是9月黎巴嫩境内寻呼机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引发对民事供应链被武器化的担忧。其三是伊朗与以色列直接交手，加强了冲突外溢的不确定性，而且直接威胁对世界能源运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通道航行安全。对于域外大国，尤其是一直寻求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美国，中东局势未来的发展关系重大。加沙战争加大了美国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成本：推进阿以和解面临地区盟友的高昂要价；达成新的“大交易”不可避免要与伊朗缓和关系；对以色列的支持则持续损害美国国际声誉，并且面临国内社会的巨大压力。能在复杂的中东问题上达成新妥协，成为特朗普新任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2024年6月19日，朝鲜和俄罗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俄朝关系的发展是俄乌冲突和东北亚局势共振的结果。在国际大环境中，两国面临相似的战略压力。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后与西方矛盾激化，受到西方的多重制裁和孤立，因此试图通过加大全球南方外交来缓解自身的孤立状态，此外，由于俄乌冲突旷日持久，俄朝在军事安全领域找到了合作的契机。而朝鲜在2019年美朝谈判失败后与美国关系再度紧张；2022年韩国保守派上台，对朝政策趋向强硬，美日韩也加强了三边安全合作。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东北亚的地区对抗情绪上升，最终促使朝鲜宣布韩国为“敌对国家”。
西方以“新冷战”叙事描绘东北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然而，与西方想象中的意识形态联盟不同，俄朝关系的驱动逻辑是实用主义的，受到各自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重心制约。俄乌冲突的谈判前景将带来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再调整，而中日韩加强合作也将缓和东北亚地区的对抗情绪。大国之间的互动仍然是东北亚未来地缘秩序变化的关键，而中国一贯秉持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无疑将在东北亚地区发挥首要的稳定器作用。
2024年6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签订政府间协议，标志着延宕多年的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重启。构成新亚欧大陆桥南部支线的中吉乌铁路倘若通车，将成为中国通往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货运路程将较当前途径俄罗斯的北线缩短900公里。早在1997年，这条线路的设想就已经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但是，由于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形势，以及资金不足、轨距不同等技术性问题，项目迟迟未取得进展。
中吉乌铁路此刻重启，是中亚国家自主性增强和锐意改革的内生变量，与俄乌冲突后探索欧亚互联互通新通道动力增加的外生变量汇合的结果。对中国来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交通铁路基础设施，不仅增进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更是发展区域经济网络、激活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中吉乌铁路穿越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中亚南部，联通的改善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部的贸易投资活动，为当地工业化进程做出贡献。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并开始在西欧和南欧主流政坛中崭露头角。2022年，右翼民粹党首先在意大利取得进展，极右翼领袖梅洛尼成为意大利总理。2024年，极右翼政党荷兰自由党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也成功组阁。与此同时，右翼民粹党在法德均有进一步突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国民联盟得票超过执政党，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重新选举国民议会的决定，但却也导致悬浮议会的出现。在德国，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得票率和席位均大幅上升，位居第二。随着近日对德国总理朔尔茨信任议案未能通过，德国明年2月份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又或成为选择党扩张议会席位的契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深刻改变了欧陆政治生态。在全球化、移民潮与价值观多元化的多重冲击下，传统政党面临压力，民粹主义乘虚而入，议会协商机制却陷入制度性僵局。法德政坛今年接连动荡的局面，是内部民主治理赤字和外部挑战加剧的双重结果。与此同时，右翼民粹党努力实行“去妖魔化”战略，向主流靠拢，来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是其最成功的代表。即使法德能够阻击极右翼上台，却无法忽视这些政党背后代表的民意转向。整体低迷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分化已经到了传统政党不得不进行调适求变的地步，否则欧洲希冀的团结和共识将难以达成。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已被发明数十年之久的“全球南方”一词迅速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流行。在对反霸权、反殖民、反干涉等价值的认可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具有态度上的同一性，这种态度同一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殖民地独立浪潮和不结盟运动。从现象层面而言，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俄乌战争中采取中立和不结盟立场，在加沙冲突中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以及不愿意参与美国为霸权护持而挑起的大国竞争，这些立场日渐挑战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全球南方在21世纪的再觉醒在地缘动荡的背景下浮现，其本身缺乏制度性联盟的约束，而是基于求发展谋和平的共同意愿。将全球南方政治上的能动性转化为切实的行动议程，需要若干国家发挥关键领导力作用，在诸多关切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议题上整合并提出有力的倡议。南非推动在国际刑事法院上起诉以色列，以及巴西在G20峰会发起全球反饥饿与贫穷联盟，是在全球南方中积极发挥领导力的案例。而与此同时，西方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和利用全球南方，试图采取分化、拉拢、削弱等手段，使之符合美国霸权护持的利益。对此，中国要警惕西方设置的“议题陷阱”，坚定融入全球南方，通过与其他国家携手积极发挥领导力，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和影响力扩大。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从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召开以来，中非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取得长足发展。在经济方面，中国对非贸易规模在过去23年由不足1000亿元增至1.98万亿，并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国。中非经济和发展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南南合作的典范。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受到内外新因素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加速和“双循环”体系的构建，新质生产力成为中非合作的新空间，中企也从“走出去”进一步迈入“在地化”阶段。另一方面，近年来非洲逐渐成为大国竞争新场域，这既反映出非洲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中的地位提升，也为中非关系增添了新的地缘政治因素。为应对这些挑战，不仅需要促进中非合作论坛的提质升级，也需要加深中国对非洲立体认知和中非之间的互相知识交流，从而为全球南方提供经济发展和文明互鉴的新范式。近年来，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某些领域甚至实现“弯道超车”。面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欧美作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传统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产业保护政策蔚然成风。美国先后在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并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汽车与动力电池进行补贴。欧盟则针对“中国制造”发起了一系列反补贴调查，涉及电动汽车、风能和太阳能组件等行业，并多次在原材料本地化、数据与网络安全等领域提出限制。虽然欧美保护主义政策加码对相关中企出口构成了极大挑战，拉美、中东、东南亚等地的出口成绩却相当亮眼，例如，2024年前4个月，中国电动汽车在巴西的销量达到4.8万辆，增至去年同期的8倍。两个市场的动态变化指示了中国“新三样”产业海外发展的双重战略，一方面，要针对欧美的保护措施争取合理谈判结果，并通过和欧美企业的深度合作来抵制进一步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把眼光更多转向广大新兴市场，通过发挥中国的产能和技术优势，助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2024年11月6日，美国大选结果出炉，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至此，经历特朗普遭遇枪击、拜登退选、马斯克高调为特朗普助选等一系列戏剧性事件，2024年最重要的一场大选尘埃落定。选前各路民调显示两党呈现胶着状态，选举结果却是特朗普一举拿下所有摇摆州，并且普选票也超过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这种误差似乎重演了2016年剧本，彰显了美国精英与中下层民众撕裂的深度。即便如此，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受到大资本和行政国家的双重架空，特朗普第二任期挑战深层政府的改革措施困难重重。无论如何，特朗普主导的孤立主义政策将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将卷土重来，冲击世界贸易体系。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具有更多的交易思维，可能促进主要地区冲突的妥协和谈判解决。对中国而言，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两党对华共识已经形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和民主党的差异乃是手段而非目标上的不同。因此，应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结构性特征，在未来的谈判坚持底线思维、不放弃贡献思维，努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