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圣：美盟友“后院”之实浮上台面，“战略自主”之名该何去何从？｜战略与安全

在经历了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执政周期之后，美国的众多盟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中，所谓的盟友情谊并未占据显著位置。他的一系列外交举动和行为，包括毅然决然地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不断向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它们大幅提升军费开支，无一不鲜明地反映出特朗普对于传统的联盟体系及多边主义合作机制的蔑视与不屑。

在美国国内，传统的建制派精英们普遍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引领的多边联盟体系，不仅是其全球领导力的重要体现，更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主导议题设置、塑造国际规则、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工具。这些联盟通过共享情报、协调政策、联合行动等方式，有效增强了美国在应对地区冲突、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然而，特朗普及其背后的美国优先派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为维持这些广泛而复杂的多边联盟体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投入以及财政负担。而相比之下，美国从这些联盟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却显得模糊且不成比例，尤其在直接的经济回报和即时安全收益方面。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应当从”无私的国际主义者”角色转变为更加专注于国内利益、强调成本效益分析的“精明交易者”，主张通过双边谈判和选择性参与国际事务来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过去，当诸如拜登等传统建制派的领导人掌舵美国时，尽管国际政治舞台风云变幻，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仍维持着一种微妙的“体面”关系。这种体面不仅体现在外交辞令的礼貌与尊重上，也反映在频繁的高层会晤与多边会议之中。建制派主导下的美国政府习惯于利用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根据不同的议题和利益需求将盟友们进行灵活的组合与排列，形成各式各样的协商小组，共同商讨全球事务。这种机制看似确保了各方在对话桌上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始终在幕后扮演着引领和主导的角色，这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是显而易见却又难以言明的现实。

然而，到了“特朗普2.0”时代，这种即便是象征性的“体面”似乎也被进一步削弱，甚至可能被彻底摒弃。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众多美国盟友，尤其是那些出身于建制派的领导人，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纷纷前往特朗普的私人豪宅——海湖庄园拜谒，试图通过满足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和虚荣心，来弥补其前任任期内因特朗普政策引发的种种不快和裂痕。特鲁多的访问，部分是出于缓解加拿大可能面临的来自美国的贸易战压力的考虑。然而，这次外交努力却遭到了特朗普直接且无情的嘲讽。特朗普非但没有在贸易问题上展现出任何妥协的迹象，反而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提议：加拿大应考虑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此来解决两国间的贸易争端。会面结束后，特鲁多试图以幽默化解尴尬，称这只是特朗普的一个玩笑。但特朗普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反复强调这一“玩笑”，称特鲁多为“美国第51州的州长”，其背后的轻蔑与羞辱之意昭然若揭。

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或是从基于常识性的认知出发，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理应促使美国的盟友阵营重新评估并着手修复与那些并未与西方世界持有高度敌对态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以此作为策略来缓冲和规避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然而，深入分析当前西方世界的舆论导向与实际行动，可以发现事态的发展似乎并未遵循这一逻辑脉络。

以欧盟为例，通过分析当下欧洲的舆论方向，可以看到欧盟并未展现出修复意图或加强中欧关系的迹象；相反，欧盟似乎在高科技领域与经济贸易的交往上，更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去风险”策略，以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欧盟视对华“去风险”策略为未来与特朗普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仅从表面现象进行剖析，欧盟高层及媒体所表达的核心忧虑，似乎主要聚焦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提供的经济援助上。然而，当我们深入回溯并细致审视整个事件脉络时，不难发现，事情远非欧盟所描述的那样简单直白。事实上，中欧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协定遭遇欧方的阻挠，这一事件发生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前。这一例证有力地揭示了中国与欧洲在经贸领域还面临着除俄罗斯这一因素外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

这种结构性冲突不仅体现在双方贸易往来的具体细节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双方对经贸合作未来发展的不同理解和期待中。这一点，从欧洲民众对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复杂评价中便可窥见一斑。默克尔在其任期内，凭借卓越的领导能力，引领德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一成就本应让她在德国民众心中树立起不朽的丰碑。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默克尔却更多地受到了指责，批评她过于依赖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以及中国庞大的市场，这一策略被认为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置于潜在的风险之中。尽管这些评价是否完全公正有待商榷，但它们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社会对当前经贸合作模式的深刻反思。更为关键的是，俄罗斯提供的廉价天然气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并未被有效地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与创新中，而是被大量用于巩固和扩大德国在传统产业上的优势。这一战略选择，无疑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错失了参与并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不容忽视且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欧盟所强调的对华“去风险”策略，其本质并非简单地排斥或疏远中国，而是更多地从发展本国高科技产业及高端制造业的角度出发，力求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持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讨论下去，包括欧盟在内的美国盟友们仅仅只是暴露在所谓的“中国的风险”当中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不少欧洲人自己也会承认，中国不仅不是唯一的“风险”，甚至不是最大的“风险源”。根据欧盟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对于美国作为其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之深，已近乎一种不可或缺的状态；同时，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安全防务上仰仗美国的军事庇护，并受益于与美国的情报资源共享机制。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叫得出名字的高科技公司大多都是美国公司，就连欧洲的资本以及新创公司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比欧洲更理想的发展之地。如果按照欧盟“依赖即风险”的零和逻辑，美国显然才是那个房间里的大象，即最大的“风险源”。难道欧盟从来没有想过需要对美国去风险吗？事实上，欧洲并非对此浑然不觉，欧盟长期以来所强调的战略自主性，其核心要义之一便是对美国依赖的“去风险”努力。当然，这一战略自主性的追求，同样适用于中欧关系的调整与优化。

那么为何建制派欧盟领导层屡次提到欧盟战略自主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欧洲对于“志同道合”（like-minded countries）这一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固化认知。对于欧洲的建制派精英而言，他们似乎仍沉浸于冷战时期的旧梦之中，那时欧美因共同敌人及相近利益而紧密携手。他们总是幻想着大西洋彼岸的华盛顿政客在商讨国际事务时，会将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纳入考量。

如果欧洲真正有意为战略自主铺路，他们本应在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就着手准备，或者至少在本轮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时，就采取更为果断和积极的行动。但实际情况却是，欧盟目前所做的仅仅是增加国防军费开支，并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购买军备，而非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军工体系，以及一个以欧盟为主体的军事单位。当2020年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时，欧洲的建制派精英们似乎将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看作了一个短暂且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因此，在拜登胜选后，他们迅速中止了中欧贸易投资协定等旨在对美“去风险”的举措，重新回到了由自由民主宏大叙事所构建的“温柔乡”。

由此可见，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对其的依赖并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层面，更多的是一种话语和认识论上的依赖。战略自主是一个道阻且长的战略目标，对美国的依赖使得欧洲的建制派盟友在追求战略自主时显得犹豫不决，难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其次，极端保守派往往都带有民族民粹主义的色彩，并没有实际执政的经验，且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因此，他们所宣扬的“战略自主”理念，更多时候仅仅停留于空洞的口号层面，缺乏切实可行、具体详尽的实施计划与策略。举例来说，英国在某些时期认为欧盟的框架限制了其所谓的“战略自主”，于是选择了脱欧这一激进举措。然而，事实证明，脱欧并未能有效解决英国国内诸如经济失衡、社会分裂等结构性问题，也未能帮助英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拾昔日大英帝国的辉煌与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极端保守派有幸执掌政权，他们也会很快发现，那些曾经激励人心的“战略自主”口号，并不能如他们所愿地转化为实际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面对执政成效不佳的现实，这些保守派领导者往往会采取一种策略，即将国内治理的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利用民族民粹主义的情绪，将民众的不满和失望转移到外国或外来群体身上。

最后，尽管极端保守势力以其咄咄逼人的姿态与美国传统建制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排斥与不满，两者之间似乎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然而，这股极端保守力量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优先派系频繁地“暗送秋波”，展现出某种默契与合作。在欧洲，极端保守主义阵营与美国优先派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各自国家内部的建制派力量，他们成为彼此眼中需要共同对抗的“眼中钉”。

校对 | 朱胤霖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