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 “叙利亚解散各武装派别, 伊朗俄罗斯希望终究落空？”

叙利亚变天，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李海鹏：叙利亚从2011年开始爆发危机，2012年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到11月27号之前，已经持续了13年。我们观察大的走势的话，这场战争在十多年之间是有一个起伏的，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及其与其他各方势力在叙利亚边境之内的力量对比有一个变化。至少在2015年9月底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之前，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经历了一次大的守势，或者说面临一个很大的生存挑战。当时的数据显示，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20%多一点，其他的部分都被各个反对派割去了。在2015年之前也有一波反对派势头很猛，政府军处于守势，当时也引发了真主党在2013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而在2015年之后，特别是2016年12月之后，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了北部的阿勒颇（叙利亚第二大城市），局势开始趋于稳定。然后，2019年土耳其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2020年土耳其和俄罗斯就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达成了新协议，军事冲突才大概控制下来。所以，比较稳定的局势也就是从2019、2020年开始的，只有这么三、四年时间，前期是一直有一定的波动。在2015年之后，外部因素对于局势的稳定一直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各个反对派与政府军之间的力量平衡起到了平衡器的作用。

2024年11月27号，在伊德利卜的反对派“沙姆解放组织”（HTS）突然发难，在11天之内就拿下了大马士革，确实是出乎很多观察者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意料。现在来看，对此还很难能够给出一个确凿的解释。如果单纯从冲突两方来说，在后期其他方面加入之前，其实主要还是以HTS为主，如果对它和叙利亚政府军作一个军事能力方面的比较的话，近期 HTS 的首领朱拉尼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在近三年以来，也就是2020年土耳其和俄罗斯就伊德利卜冲突达成协议之后，HTS在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军事能力上有一个大提升，包括在军队的组织建设、军队内部的组织协调方面做了一些大的调整。在武器装备方面，根据一些外媒报道，它在一些很重要的领域，比如长距离的制导武器、无人机方面都有提升，也有自主的武器生产体系；在指挥作战、战术协调方面，它建立了军事学院，专门为指挥官的培养做了一些制度性的设计。

在政府军方面，2015年之后的大趋势是，整个军队的组织架构上对外部力量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对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军事力量的依赖，大量指挥官由伊朗或者真主党的军事顾问来承担，主力的作战力量、精锐部队其实也并不是叙利亚政府军，而是伊朗支持的本地的民兵，或者外部的来自伊拉克的或其他地区的民兵。从叙利亚国内的经济情况来看，2019年底，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都爆发了经济危机，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国内的经济情况进入了内战以来经济最差的阶段，普通的军官和基层士兵对自己的收入及各方面情况非常不满意，士气也非常低落。而且，在经济形势极度的恶化同时，还出现了制度性的腐败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因此，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说，虽然政府军纸面上的兵力有十几万，远远大于 HTS 的军队，但实际上有很多基层士兵甚至军官都不在前线，通过行贿的手段开小差了。

而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以后，伊朗和真主党前后都卷入了和以色列的冲突。从去年伊朗和以色列发生的两轮直接军事冲突之后，以色列加大了对叙利亚境内伊朗的军事存在的袭击。此后，有一些迹象显示，伊朗其实有意识地从叙利亚国内撤出伊朗的军事顾问、指挥体系，转移回伊朗。真主党这边，在今年10月份以色列直接军事入侵黎巴嫩之后，对真主党势力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真主党也逐步撤出了它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军官、顾问和整个军事力量。总之，在一年多的和以色列的冲突之后，所谓的“抵抗轴心”的军事体系士气受挫、实力受损非常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支撑整个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民兵的军事体系、作战能力、指挥体系因此发生了明显的松动。HTS和其他反对派力量可能正是看到这些变化，因此判断这是它们打破叙利亚长时间以来的力量平衡的一个契机。

《文化纵横》：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叙利亚反对派并不是只有一支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接下来能请您介绍一下各个反对派的来历和主张，以及它们分别都跟哪些域外国家走得比较近吗？

李海鹏：叙利亚反对派可以分成几组力量。发起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角——“沙姆解放组织”（HTS），经过几轮名称的变化。它在叙利亚内战场上开始出现是在2012年，当时的名字叫“努斯拉阵线”或“征服沙姆阵线”，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派遣它进入叙利亚战场的。由于和“基地”组织的这样一种联系，从伊斯兰政治谱系上来说，“努斯拉阵线”/“沙姆解放组织”是一个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一支力量，按照“基地”组织的原则是要建立“哈里发国”，它打击的对象不仅包括穆斯林国家国内的所谓的“暴君”，也包括西方的目标。

但是“努斯拉战线”的领导朱拉尼（即艾哈迈德·沙拉））比较特殊，近期他的身份越来越透明了，他是一个叙利亚公民，他对叙利亚国内社会很熟悉。在理念上，与“基地”组织相比，尤其是与比较强硬、比较激进的团体相比，他相对来说更加务实，也更加倾向于本土化。在他领导之下，在2012、2013年之后，“努斯拉阵线”在叙利亚战场上就在与不同的反对派团体合作，也在适应反对派控制之下的本地社会的国情，表现出了追求本土化的情形，因此在理念上相对来说并没有特别极端。实际上，它们在开始控制一些领土之后，也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治理体系——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原型国家”建构的尝试。

在ISIS 2013年正式宣布成立伊斯兰国之后，“努斯拉阵线”进行了切割，宣布不再隶属于它，而宣布向“基地”组织总部的扎瓦西里效忠。切割之后，这两支同属圣战萨拉菲主义的组织，在叙利亚战场就变成竞争激烈的对手了。朱拉尼本身是一个比较讲究实际、比较务实的人，他在2015年之后，又主动地、没有任何先兆地切断了和“基地”组织的联系。这也是他有意在“沙姆解放组织”控制区内的推进治理建设的努力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摆脱“基地”组织的帽子或负担，让HTS融入主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的团体。

在2015年之后，HTS和其它反对派团体控制了伊德利卜地区，后来就以这个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这个地区特殊的一点在于还存在其它的反对派力量，尤其是土耳其三次介入叙利亚内战之后，这里有比较亲土的“叙利亚国民军”，因此HTS和土耳其的关系就比较微妙。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包括后来的土耳其直接的控制区，也有一些亲土力量，比如“叙利亚自由军”，这是土耳其比较欣赏和支持的世俗民族主义团体。在政治光谱上，“努斯拉阵线”或者“沙姆解放组织”，相比于这些亲土背景的组织，相对来说要更靠右一点。而且在指挥体系上，HTS又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土耳其，放弃组织自主性，一直坚持相对土耳其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伊德利卜地区又和土耳其有一定的合作，因为整个伊德利卜地区对外的资金、物质方面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土耳其边境来实现的。而在HTS和土耳其合作之中，它主要是配合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国内的有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的势力。

第二类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些了，就是由早期分散的反对派军事力量整合在一起的“叙利亚自由军”。在2015年俄罗斯介入之后，反对派力量受到军事挤压，慢慢地边缘化了。2016年，土耳其第一次大规模军事介入叙利亚战场之后，重新整合了“叙利亚自由军”。具体来说，土耳其在不同的时期，整合了两批不太一样的力量：一批是原来的“叙利亚自由军”这种比较世俗民族主义的团体，它们和土耳其之间是更直接的隶属关系；另一批是反对派群体里伊斯兰主义色彩比较浓，但又没有达到“沙姆解放组织”或者圣战萨拉菲主义这种极端的程度，这里面土耳其重点支持的就是与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武装。实际上，土耳其在有意整合更偏世俗的和伊斯兰主义色彩比较浓的这两批军事力量，最终在2019年把这两批力量整合为现在的叙利亚国民军（SNA）。这支力量的意识形态色彩有一定的复杂性，构成比较复杂，在完成整合之后，土耳其政府实际上还是想用这支力量服务于土耳其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利益，其中首要利益是遏制或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在这次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中，这支力量介入其中相对滞后，和土耳其政府的行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在“沙姆解放组织”拿下阿勒颇、哈马之后，它们很快开始行动，第一个目标就是向库尔德的控制区推进，这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关切是一致的。

库尔德是叙利亚反对派里的第三支政治力量。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在2017年之后整合了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一些其他政治力量，很多是非库尔德人（包括阿拉伯人，也包括一些当地的少数群体，如基督徒等），形成了“叙利亚民主力量”，现在控制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实际上它的军事力量的主体还是库尔德人。而土耳其政府则坚称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后者长期被土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到2003年成立的。1998年叙利亚政府放弃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合作关系，2002年之后土叙关系迅速回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2003年亲库工党的叙利亚库尔德积极分子建立库尔德民主联盟党。1998年之前，叙利亚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与土耳其政府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有意默许甚至包庇反土耳其的库尔德政党在叙境内活动。1998年尤其是2002年之后，叙政府对库尔德问题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加强了对国内库尔德力量尤其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压制。整体来看，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之间并没有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二者关系实际上会受到叙利亚和土耳其、和周边国家甚至和伊拉克之间关系的影响。

在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政府做了一个战略性的决策。由于叙利亚政府面临多支反对派的军事压力，政府军多线作战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它有意把库尔德地区转移给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因此，反对派里有一些不信任库尔德人，一方面是因为库尔德人最终的诉求是至少要提升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政治参与，提升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更高的要求可能是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类似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库尔德人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联系，后者利用库尔德人转移其它反对派的注意力，以节省或者集中自己的资源。在11月27号反对派发起这轮攻势之前，叙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之间基本未发生过重大军事冲突，而叙政府在一些东北部省会城市还保有一些政府机构，这些也能够侧面反映出来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库尔德人最重要的外国支持者当然是美国。美国介入叙利亚政局主要是在ISIS 崛起之后，库尔德人是美国在地面战场上打击ISIS的主要合作者。库尔德，尤其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也在利用其作为国际反恐力量的主要合作者的身份，来塑造自身的合法性。

《文化纵横》：聊到这，我们就会意识到，叙利亚内战绝对不只是叙利亚国内各个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不同程度地卷入叙利亚的国家，甚至是次国家行为体，或者说非国家行为体，其实非常多，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土耳其、伊朗、真主党、俄罗斯、以色列、美国、库尔德人甚至是伊斯兰国。那这次变局对他们各自以及对整个地区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海鹏：整个叙利亚战争中，地区和域外的介入力量非常多，关系也非常复杂。现在比较能够肯定的是，在这次叙利亚变局中，如果说有输家的话，那最大的输家可能是伊朗，其次可能是俄罗斯，真主党也是一个很大的输家。

从伊朗和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伊朗在霍姆斯即将失守的时候，宣布主动撤出叙利亚。伊朗在叙利亚的长期经营，或者说双方之间的盟友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从伊朗方面考虑，叙利亚是伊朗不同时期在阿拉伯世界内的主要盟国。对伊朗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关切，是叙利亚长期扮演着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武器和技术的陆地走廊的角色。真主党2003年之后在伊朗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抵抗轴心”之中，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通过真主党和叙利亚的协调，伊朗维持着与哈马斯以及其他巴勒斯坦抵抗派别的联系，包括与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之间的联系，为它们提供技术、军事训练、情报支撑，等等。而在这次叙利亚变局中，伊朗不光是多年来在叙利亚的投入有非常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直接的军事上战略上的联系可能被切断，这对伊朗在整个地区影响力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自从其2015年介入叙利亚内战——我们常说这是俄罗斯重返中东的转折点——到今天将近十年时间，投入也比较大。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两个军事基地，一个是1971年建立的塔尔多斯海军基地，还有一个2015年建立起来的赫梅明空军基地。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的主要是巴沙尔家族和叙利亚政府军。俄罗斯这次作为一个输家，现在的风险是投入了这么多军事支援后，如今面临两个军事基地的去留的问题。俄罗斯进入叙利亚内战，是普京重塑俄罗斯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当然也是全球性大国的重要一步；如果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变天之后无法保留现在的基地，对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也将是很大的打击。从战略角度来说，塔尔多斯海军基地也是俄罗斯在东地中海或者地中海海域唯一的基地，通过这个基地，俄罗斯可以将自身的影响力投射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西非、中非、利比亚；而如果失去这一基地的话，对俄罗斯整个战略投射能力来说是一个大的损失。巴沙尔是俄罗斯直接支持的一个领导人，现在进入流亡状态，被俄罗斯收留了。俄罗斯表示不会放弃朋友，可能也是想用这个姿态来止损，至少保持自身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形象，不能把里子面子都丢了。

如果说伊朗、俄罗斯是两个主要的受损者，那么我觉得最大的赢家，但有点意外的赢家，可能就是土耳其了。现在很多分析对土耳其在这次行动里的角色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对土耳其政府来说，在11月27号之前，有几个主要关切，一个是库尔德问题，另一个是土耳其国内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在难民议题发酵之后，土耳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排外情绪开始上涨，埃尔多安政府在这方面面临着来自不同政治对手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他有很迫切的需求来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2023年以来，埃尔多安政府至少有几次在暗示，在显露姿态，向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示好，想和巴沙尔政府进行接触，推动两国关系的回暖，以求缓解土耳其国内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在这次叙利亚变局中，埃尔多安政府是在反对派在拿下哈马之后才公开明确表态支持它们继续前进、攻下大马士革的。这种迟疑，从土耳其政府方面考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前期反对派的首要目标是阿勒颇和哈马，如果它们在这个战线的进展不如预想的那么顺利，双方陷入僵持，政府军发动反攻的话，可能又会造成另一波的难民问题。对土耳其来政府来说，这不是它想看见的情况。

另外，这次发动袭击、领导攻势的是沙姆解放组织（HTS），这个组织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暧昧的。2018年，土耳其政府还把HTS界定成恐怖组织。由于与“基地”组织的关系，HTS在2012年就被美国（后来是联合国）界定为国际恐怖组织。土耳其政府对这支组织的力量本身也没有像对叙利亚国民军（SNA）这样强的控制力。出于多种考虑，土耳其政府可能早期对HTS的角色和立场比较暧昧，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会说，HTS发动攻势之前，在武器装备上是不是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但是土耳其到底对发起攻势和详细的作战规划，甚至明确的目标，是不是知情，现在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土耳其政府成了意外的赢家。因为反对派推进得非常顺利，11天拿下了大马士革，没有造成新的难民问题。而土耳其政府很快就做出动作，其盟友SNA在各个方向上推进，一方面开始向南部推进，另一方面在北部地区进一步压缩了库尔德人的叙利亚民主军（SDF）的空间。因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整个军事布局，就是针对库尔德人聚居的地区来分布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叙利亚北部的三个地区，2016年至2019年底土耳其经过三次军事行动，在每两个聚居区之间各建立了一个所谓“安全区”，由土耳其的盟友控制，并且直接在军事上控制了最北部的阿夫林地区。土耳其的下一步战略设想是什么，还有待观察。

在政治层面，叙利亚反对派中有很多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其中，土耳其支持的持温和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未来的叙利亚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中，凭借其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叙利亚国内亲土耳其的政党很可能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由此，土耳其可能也会在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之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土耳其可能是这次一个意外的大赢家。

《文化纵横》：那以色列呢？

李海鹏：叙利亚国内各方之间的博弈和国外政治力量的参与是不能割裂的，内外肯定会有比较强的互动。叙利亚政局要想一步步走向稳定，至少有几个条件。第一，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温和政府。如果过渡政府不能迅速建立起来，叙利亚可能很快就会陷入新一波的政治真空，新的军事冲突可能会复燃。第二，外部力量在叙利亚境内要发挥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外部介入应当是一种正向的介入，而不是反向的介入。第三，叙利亚的经济必须尽快好转。因为这一轮事件的爆发和这三年来叙利亚国内的经济形势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叙利亚的政治重建进程能够启动，而且能够维持下去，进入经济重建阶段，也需要叙利亚经济能够稳定下来，这样才会有外部经济援助进入，去推动不同派系的军事力量实现“去军事化”，把直接的军事冲突逐渐转变成一种政治上的对话和博弈。

从这三个条件来说，现在掌局的反对派力量HTS处于比较不利的位置。因为各支反对派力量里，HTS相对比较孤立，背后并没有和它的利益密切绑定的外部支持者。当然，这也意味着HTS有更强的自主性。正因此，HTS有温和化、洗刷污名、建立合法性的需求。建立包容性政府，很可能是HTS必然的选择，至少它在姿态上必须这样做。HTS现在的领导人也已经表示出了一些这样的姿态，包括发表声明呼吁避免骚扰基督徒或库尔德社群，对叙利亚政府军投降的士兵的处理也比较温和，等等。

这里边如果说有什么矛盾的话，在国内最大的矛盾可能是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叙利亚库尔德人在这次变局里处境很微妙，面临一定的风险，因为土耳其未来对叙利亚局势的介入势必会更深。在地面军事行动上，叙利亚国民军正在蚕食库尔德人的版图。库尔德人的最大顾虑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会不会如他上一个任期那样削弱对它的支持，甚至直接从叙利亚库尔德地区撤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库尔德人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现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也在向新政府示好。如果土耳其人继续施压，库尔德人可以和新政府合作。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从叙利亚分离出去，他们最高的诉求可能就是自治，更低的要求可能是更多的政治参与或者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如果做出这样的让步，库尔德人还是有战略生存空间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库尔德人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主要城镇，而这些地区主要是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现在这个局面下，原来在叙利亚民主军里与库尔德人合作的阿拉伯人也在反弹，也愿意靠近中央政府，摆脱库尔德人主导的局面。如果库尔德人愿意接受对叙利亚国内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做出让步的话，这个矛盾还是能化解的。

国外的矛盾可能是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上升后，其他国家对此做何反应。以色列政府在土耳其人未来参与叙利亚政治重建政治进程的过程中，能够容忍土耳其人扮演多大的角色，要继续观察。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到底愿意向土耳其政府让步多少，也要再观察。特朗普政府最近的表态是不想参与叙利亚的事，但他在上任之后到底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主要涉及的不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是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的利益。美国未来对以色列的安全关切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叙利亚周边的黎巴嫩、约旦的政策，到底会怎么走，也不确定。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很多影响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进程和发展的杠杆。杠杆之一是美国对HTS合法性的认定权，如果美国政府带头把HTS从恐怖组织名单上去掉，对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来说将是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还有美国对叙利亚施加的制裁是维持还是取消，这是叙利亚经济重建中外国资本能否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先决条件。经济方面的杠杆还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冻结的原叙利亚政府的资产，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和经济重建进程。当然也包括经济援助，在阿萨德执政时期，西方对叙利亚，尤其是叙利亚政府控制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是非常设限的；如果在过渡期内，西方能对叙利亚现在非常糟糕的经济局面予以一定支持的话，也会对叙利亚的重建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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