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甄子丹导演的电影《误判》讲述了一位香港检控官霍子豪为被冤枉的嫌疑人洗刷冤案的故事。
02电影中的庭审段落丢失了中心地位，高潮段落是一场连绵窒息的地铁动作戏。
03然而，《误判》的动作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既定的动作片套路，为身体影像找到新的体验潜能。
04电影试图通过角色身份与视域的转换，呈现出司法系统理论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微妙张力。
05《误判》呼唤改革，但动作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摆脱既定的动作片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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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客户端 张扬思喆
在这部电影中，甄子丹饰演的主角霍子豪本是香港警队的一名干探。在执行一次抓捕任务的过程中，霍子豪与队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抓获一名穷凶极恶的匪徒。可是，由于在抓捕过程中存在程序上的疏失，导致呈堂证据不足以给嫌疑人定罪。感到失望的霍子豪离开警队，学习法律，成为一名检控官。
来到律政司后，霍子豪负责的第一个案件是一起看上去证据确凿的贩毒案，但他凭其曾经作为警员的敏锐，发现被告人可能受到冤枉。作为控方代表的霍子豪，主动担起了辩护律师本应承担的责任，为被告人洗刷冤案，探查真相。
《误判》海报
熟悉近年香港电影的观众很难不注意到《误判》剧本结构与情节设置同《毒舌律师》的相似之处。两部电影都试图在主角身份与视域的转换过程中，呈现出司法系统理论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微妙张力，揭示并讨论了贫困市民缺乏法律资源的系统性困境。
来自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庭审模式，天然适合影视剧构造戏剧冲突，所以庭审辩论往往在影像和叙事上是律政剧的核心场景。
在《毒舌律师》中，每一段庭审戏都是电影的关键段落，庭审过程中的质证、辩论都是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环节。但是在《误判》这部另类的律政片之中，庭审段落却丢失了本应具有的中心地位。事实上，电影的高潮段落并不是法庭上的唇枪舌战，而是一场连绵窒息的地铁动作戏。在这个意义上，甄子丹拍了一部律政动作片。
编导团队选择突出动作戏而非庭审戏的原因显而易见，导演兼主演甄子丹是一位擅长动作调度的演员及导演。但是，这一显而易见的创作选择却不无症候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误判》甚至在《毒舌律师》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现实的复杂。在常见的律政影视剧中，以辩护律师为代表的“毒舌”尚能为缺乏法律资源的弱势群体提供保护。但在《误判》中，哪怕“毒舌大状”亲临，也难以为被冤枉的受害者昭雪。因为反派早已用尽盘外招把冤案做成“铁案”。可以看到，在《误判》所表现的庭审过程中，霍子豪经常受到法官斥责。因为他作为检方在询问证人和发表声明的过程中却在事实上帮助辩方，在程序上不合法治逻辑。
《误判》剧照
“逻辑”在法官斥责主角的台词中是一个高频词。但也是这种“高频”暴露了逻辑自身的限度，逻辑只是语言和思考所运用的一种规则。而观众和霍子豪都很清楚，影片中案件的难点在语言之外，在庭审之外。如果仅仅遵寻逻辑，遵守法律程序和法律实践中长期积累的习惯，那公义在影片所描述的这个特殊案件中就无法得到伸张，好人会蒙冤，而真正的恶人却能逍遥法外。因此《误判》对动作戏的突出不只揭示了所谓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矛盾，还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司法系统的运转不可能只靠“毒舌”和逻辑自动运行。换言之，正义不可被还原为程序和逻辑，也无法摆脱具体个人与实践惯例的影响。所以在电影中，高潮段落必须是动作戏，霍子豪也必须亲自出手对抗反派出动的各路杀手，护送污点证人到达庭审现场，用暴力抵抗法外暴力对法治程序的侵害，进而完成正义的道成肉身。
但是，恰恰是动作戏的编排暴露了《误判》的限度。
作为导演的甄子丹很清楚，在这样一部律政动作片中，动作场面不可以仅仅是为打而打，需要与叙事或者说“文戏”构成互文。《误判》开场的动作戏，明显借鉴了2015年的电影《硬核亨利》（Хардкор），运用第一人称视角长镜头，构造一种游戏化、劲爆爽快的视觉体验。而电影中段与高潮部分的动作戏，使用更多中景和远景镜头，硬桥硬马，突出角色与动作环境的互动，展现了霍子立办案之路的艰辛。这种风格的差异对应了角色身份、视角、心境的前后变化。在开场时，霍子豪是合法运用暴力对抗犯罪分子的警察，他只需要考虑如何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但也正因此，霍子豪和他的队友吃了亏，让悍匪逃脱了法律制裁。而在电影中后段，霍子豪是检控官。他运用暴力时必须带有反思的视角，必须思考自己行动与社会、与司法的关系。
但是，尽管甄子丹试图在编导在动作场景与角色身份之间构建了互文关系，其努力的效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
吴镇宇饰演的杨铁立在影片中也是检察官。与路见不平就要仗义执言的霍子豪不同，他作为资深检察官已经完全被律政系统的规则与惯例套牢，不但不愿帮助霍子豪，反而处处阻挠其行动。可以说，他代表了司法实践中有待改革的积习。他与霍子豪关系的变化因而是电影为正义构建肉身的重要一环。《误判》的编导很清楚，杨铁立这类法律界老油条是无法被主角“说服”的。要让这个角色发生变化，必须在影像而不仅仅在叙事上重塑其身心。在影片中，承担这一功能的场景是发生在霍杨二人之间一场动作戏。但电影对这个关键环节的影像呈现却乏善可陈。动作设计非常传统、缺乏想象力。事实上，这场打斗何以重塑了杨铁立的身心并没有角色的身体互动（亦即动作）之中得到表达，而是靠台词完成。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电影高潮的地铁打斗戏中。甄子丹与反派的打斗固然精彩，但却无法通过动作戏本身完成全部表意功能。以至于编导不得不让甄子丹在与反派打斗的同时大声喊出对抗制庭审上控辩双方律师常用的那句“我反对”来向观众传递意义、表达情感。
《误判》剧照
尽管《误判》呼唤改革，但《误判》的动作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摆脱既定的动作片套路，为身体影像找到新的体验潜能。换言之，一部强调话语力量限度的电影最终却不得不再度依赖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误判》的动作戏无法“打服”所有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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