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面向未来的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在京举行

“当我们谈论新大众文艺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不是一个新句式，却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从素人写作的兴起，到线上直播互动、AI共创、微短剧；创作并发表作品，对个人来说便捷到通过电脑点击就可以完成；甚至读者和受众，也在网络上深度参与着文化形态的生成。

12月26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并主持会议。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胡友笋，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纳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以及贺桂梅、阎安、周志强、刘琼、刘大先、赵晖、丛治辰、孙佳山、胡妍妍、白惠元、汤俏、秦兰珺、杨宸、杨毅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大家围绕新大众文艺的内涵、特点与意义，大众文艺的历史脉络与最新发展，媒介变革对文化生活、文艺形态的塑造，新大众文艺对文艺观念变革的启示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李敬泽表示，“新大众文艺”的概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当下人民大众文艺生活的巨大新变中来。新时代以来，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促使大众文艺领域发生了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现象，这些也正在重新塑造和影响文学的面貌。对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探究，而是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深层生活逻辑和审美逻辑。

“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眼光，现在的人和十年、二十年前的人相比，他的文艺生活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 李敬泽说，与过去的大众文艺相比，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交互性”，过去作者与接受者截然两分的格局正在被改变，文艺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融合。一系列新特点的产生建立在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之上，一是全民素质的提升，二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能力、规模和热情，深度参与文艺的创造。全面阐释和有力引导新大众文艺，促进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是助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课题。

新大众文艺发生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将其归因为传播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革命。“20世纪主要的传播途径由印刷媒介主导，那时文字与文学占据重要位置。90年代后期以来电脑、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普及，生成多种网络文化现象，包括博客、自媒体等等，语言形态慢慢发生了改变。”

1985年，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北大讲座时提到了“后现代主义”景观——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里面，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发生变化，文化就是技术，技术就是文化，几十年前的理论放到当下看更为贴切，“今天技术发生革命性突变的时候，文化形态也会相应改变”。贺桂梅认为，理想中的新大众文艺应该是各种媒介能够融合在一起，概括而凝练，是文艺和生活的统一，“文艺创造新生活，生活塑造新文艺，人用技术发展创作，而不是技术制约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大众文艺的表现形式也不再以语言为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河》杂志社社长阎安观察，文艺主流形态正在大规模向综合性的视频类作品转化、转型，从文字到视觉，由写的时代向说的时代的过渡，共创成为一个特质。“人们在新媒介寻找的是迅速演化，更便捷更具有娱乐性的影像叙事。 包括网络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媒介产品的冲击 ” 同时阎安表示，如果将新大众文艺仅限定为新媒体，无疑窄化了它的空间，“互联网里是新大众文艺的托生之地，诸多文化现象往往来不及定型，就有可能迅速地迭代演变，生长速度远大于成长速度”。

那么，群众参与的文艺活动就能够等同于大众文艺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杨宸持不同观点——不应该仅从人数多少来界定与划分，“通过关切公共议题，与他人共享经验与情感诉求，激活公共性，才是新的媒介条件和历史语境下新大众文艺的真正价值所在。” 杨宸以近日大热的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为什么它能够破圈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喜爱？一方面由于精良的制作，一方面游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式美学。“在玩家体验中，它的美学表达重新激活了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这也正是内化于游戏的具有普适性和大众性的内容。”

新大众文艺仅发生于传播媒介变革的当下吗？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表示，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只是我们把它放大了。社会主义文化初期就有民间口头文学、作家创作、大众媒体各类形式的文艺，比如图画、歌曲、戏剧、广播、电影之间的相互促进。到了新时代跨媒介则让文学重新成为一种杂文学、大文学、泛文学，带来了从主题到风格、从技术到审美的全面革命。“其内在蕴含着新人文的取向，预示着人文主义的转型、引导，要让文学回归到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不再是个体化、精英化，具有形式上严格规定的文学，而是回到了原初的从生活情景、经验、真切感受等相关的自然表达。”

对于新大众文艺的诸多探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认为，不应该仅描述或者辨析现象，而应为这个新提出的命名灌注灵魂、铸造轮廓，提出具有建设性的顶层设计。参照过往大众文艺的生成机制，是具有组织性的、实践性的，“这个实践是走出书斋，真正在生活当中”。他以文学刊物《山花》为例，其重要性固然因为孕育了路遥这样的知名作家，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份杂志盘活了当地文化生活，真正在实践层面上参与了对一个地方的文化的影响，“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为文学期刊投稿，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大众的文化行为。过去大众文艺对于人的改造，实际上意味着人的解放，从原来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打开自己的经验，从个人主义的日常生活当中走出来，走进集体当中去，走进组织当中去。”

当下的大众文艺，依托着不同新媒介新传播形式，丛治辰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APP，可能过着完全不一样的文艺生活，与其说大众文艺是一个概念，不如说它形成了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思想、文化、立场、观点都在抢占一席之地，而今天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内容去争夺文化制高点，打造积极优质的大众流行文化，值得思考重视。”

《人民日报》文艺部理论评论室副主编胡妍妍曾经与基层作者有过交流：“你很难把他们的创作从他们的生命中剥离出来，说有一个成果性的东西叫做文学作品，因为生活就是他们的创作，经历也是创作，手段也是创作，过程也是创作，其实这些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比如外卖诗人，你打开他的微信，微信头像就是他出版的几本书，但微信签名依旧是顾客至上，送货上门，因为他是外卖员。”在新大众文艺群体中，创造本身是一种需要。“人工智能可以创作得很好，但它没办法享受创作的乐趣。”胡妍妍说，很多人通过文艺创作不仅实现自我抒发、收获情感交流，也隐含完成了自我教育。新大众文艺再次让我们看到文艺唤起共鸣，一定要是有“我”的。对此《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也谈到，人是有情绪和情感的，情感的分享，情绪的宣泄是文艺的重要发生点。能够激起共鸣和共振，是大众文艺的效果也是大众文艺的路径和追求。

新大众文艺潜力巨大，创作者的真实与真诚打动着大众，某种程度上大众也交付着认可与信任，如何珍惜信任、理解信任、让这种信任导向未来创造力和真正的精神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赋有面向未来的职责所在。